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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清流”不清
——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皮埃尔•马什雷指出：“作家对自己搜集的资料进行了独特的浓缩、调整、甚至是一种结构化，所有只是集体预感、设想、憧憬的一切都突然‘陷入了’一种很快被人们熟悉的形象，这种形象对我们来说就成了现实。” 作为被鲁迅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与其他三部作品相比却具有巨大的差异。一方面，它更具有逼近现实生活的写实性——《孽海花》几乎是关于清末社会的“真人真事”的小说：男女主人公金雯青和傅彩云，分别以清末名噪一时的洪钧和赛金花为原型；而其他若干人物也都是作者身边的师友，只是用影射的方法“改名换姓”而已。这种写法给同代的读者带来某种真假不分的“窥私”般的快感， 却也将作者的若干寄托巧妙地隐藏起来，正如西方学者彼得•李说指出的那样：“小说中大多数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有名人物的略微改装，这肯定给小说增加了额外的愉悦成分，甚至也许掩盖了小说的真义。” 还好，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名誉权”这种现代的权利观念——否则会有数十人因为“名誉权”受损，而对作者提起漫长的诉讼。另一方面，《孽海花》在叙事结构和道德指向上最具多元色彩，这是一部对士大夫读者的阅读心理具有挑战性的“没有英雄和失去了道德准绳的历史小说”，与其说作者在对政治腐败进行谴责，不如说他更为关注“文化反省”，它所描写的重点“不在‘官’而在‘士’，揭示的是在‘西方’与‘现代’文化背景下与世界隔膜的‘沉睡着’的知识群体，突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麻木和知识、能力惊人的缺失。”
最终仍然没有完成的《孽海花》，始终笼罩在一股浓重的末世氛围之中。 这种末世氛围是曾朴和他的同代人所痛切地感受到并且无法摆脱的。像《老残游记》一样，《孽海花》也是以一则一目了然的寓言开篇：那是一个奴隶们快乐地生活着的小岛，名叫“奴乐岛”，它最终沉入了海洋之中——这个奇特的岛屿直接对应着行将崩溃的中华帝国。正是这种四处弥漫的末世情调，使得作者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摆脱“史官”身份的写作姿态，从而迥异于中国古典小说作家鲜明的道德立场和清晰的历史运行观。在《孽海花》中，不再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的存在，作者所嘻笑怒骂的那个阶层、所描绘的那些“俗人俗物”，恰恰也包括作者本人在内。“道”或者“正确的政治”已经从士大夫阶层手中失落了，他们再也无法承担“载道”的使命，作者本人也由此陷入无穷的困惑之中，如王德威所言：“这类小说在政治上的吊诡处，端在小说家所采取的游离惫懒的叙述状态，严重削弱了其原应有的载道使命。” 鲁迅以“谴责小说”名之，故对之有“张大其词”、“尚增饰而贱白描” 的批评。其实，“谴责小说”这一定义对《孽海花》来说并不十分准确：如果作者确实以“谴责”为旨归，那么在“谴责”这一姿态背后，必然有一套稳定、坚实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系统作为支撑；而曾朴写作此书的时候，所持的却是一种戏谑和反讽的态度，是颠覆与自我颠覆的结合，其背后并没有作为“微言”的“大义”的思想依托。曾朴本人并无不切实际的“救世”之心，只是力求呈现出价值系统颠倒错乱的社会现实而已。换言之，与其说《孽海花》的作者是在痛心疾首地谴责和批判，不如说他是在津津有味地反讽、解构和游戏——曾朴并未以道德家的身份来支配小说的叙事进程，“‘文以载道’的金科玉律，在此对读者或作者均可能只是表面文章而已。真正引起我们注意的，反倒是小说在‘章法’以外所借题发挥的部分。套句晚近流行的批评术语，‘谴责’小说强烈地引导我们采取一种解构的看法。” 在此，王德威已然发现“谴责小说”这一概念与作品之间的裂隙，却囿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小说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而不敢直接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来更换之。
《孽海花》可看作是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类型中尚未有过的“政治反讽兼文化批判小说”。曾朴曾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自己年轻时候学习法文、阅读西方小说、办《小说林》等经历，并阐述自己对小说创作和文学翻译的意见。 这说明曾氏的创作受法国文学影响颇大，甚至大于中国传统小说对他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孽海花》的最大特色乃是“风俗史和非英雄”，这一特点使之具有了“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曾朴具有了近代小说家身份的自觉，《孽海花》也就具有了近代小说文体的自觉，“在曾朴已经拟就的六十回回目中，我们不但方法置身于晚清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中，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小说展示的生活场景和各色人物，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由曾朴从充满独立精神的叙述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孽海花》以小说家者言，表达着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者的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 在此前提下，衡量《孽海花》之价值就应当在另一崭新的评价体系之内展开。
首先，《孽海花》是一本政治反讽小说。晚清士人生活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状态之中，其写作——包括长期以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自然也围绕着政治问题展开，“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小说应该与当代的生活和政治斗争相关。……从政治上来说，新小说运动服务于维新运动的利益，分享着维新运动的有限的成功。” 虽然胡适因为《孽海花》中有诸多迷信的无稽之谈而批评作者“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但就基本的政治立场来说曾氏应当算是新党。在《孽海花》中，曾朴对晚清的政治现实作了大胆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并故意强化其富于喜剧色彩的一面。其次，《孽海花》也是一本文化批判小说。曾朴所写的大都是他自己身边的一群掌握了政治和学术权力的高级士大夫，如男主人公金雯青的原型乃是实现了士子最高人生理想的状元，但金雯青在出洋之后的表现甚至远不如出身妓女的如夫人傅彩云，这样的故事有点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所写的《围城》。如论者所云：“金雯青学优而仕的官运，他的追慕新学而又愚昧颟顸的心态，他优容中包含平庸、颟顸中不乏善良、风流中充满怯懦的精神与性格特征，都使这一形象成为清末知识分子官僚的极具代表性的形象。金雯青的精神与处境，展示了清末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失重’，也昭示着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不可挽回的衰落。” 在此意义上，《孽海花》是一部对知识分子群体和知识体系进行深刻质疑乃至全面否定的作品。在我看来，作为“政治反讽和文化批判小说”的《孽海花》，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并不是男女主人公出使海外的传奇经历，以及本于赛金花的女主人公傅彩云集妓女、状元夫人和大使夫人于一身的、带有淫邪色彩的故事，而是其对晚清政治中的“清流政治”和“清流文化”的全面反思。
在清末，“清流”是一种政治势力，也是一种文化取向，或隐或现，力量极其强大。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若干悲剧，“清流”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科第而为“讲官”（即负责教育事务的翰林等），由“讲官”而为“言官”（即负责监察事务的御史等），由“言官”而为“清流”，由“清流”而形成“清议”，此强大的舆论力量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亦无法忽视之。清流派的官僚和士绅，在国内政治方面是守旧派，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主战派，清流派力量的消长乃是晚清政局剧烈变迁的重要脉络。对于晚清政坛上“清流”与“浊流”的对立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陈寅恪曾经论述道：“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 陈氏似乎对清浊两者都不以为然，而对清流更有着相当严峻的批评——清流误国所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浊流之贪污，如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所论：“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乎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那么，清流和清议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孽海花》中，曾朴对清流产生的原因作了一种文学化的描述：小说中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庄仑樵，即影射清流派的台前活跃分子张佩伦。小说从第五回起开始，便涉及庄仑樵的故事——庄氏虽科场得志、地位尊崇，却因身处清水衙门，加之不善持家，闹得连饭也吃不饱。于是，穷则思变：
这日一早起来，喝了半碗白粥，肚中实在没饱，发恨道：“这瘟官做他干吗？我看如今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的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没顿饱饭吃，天也太不平了！”越想越恨。忽然想起前两天有人说浙、闽总督纳贿卖缺一事，又有贵州巡抚侵占饷项一事，还有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却趁着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上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的干瘪死！
曾朴通过庄仑樵的这个“绝地反击”的故事说明：当时某些士人和官员选择清流角色、以“讲官”之身份夺“言官”之权力，在其道德高调与宏大叙事背后，却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作为“讲官”只能两袖清风，且乏于升迁的机会，因此他们便费尽心机侵入“言官”之领地，希望以言论建立功勋、扩展权力。庄仑樵的窘迫处境以及孤注一掷地改变此窘迫处境的举动均表明，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已然失去了对精英士大夫阶层的凝聚力，道德已经沦为某种现实利益的敲门砖。一个在传统文学中本来该大义凛然的、“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在这里却被作者穷形尽相地“小丑化”，这种写法“也曲折地反映了士大夫—官吏已经不再保有社会对他们的传统敬意”。 这是一个以喜剧为标志的时代，文学尤其是小说便也以喜剧的形式来应对之。就像契诃夫与哈谢克的小说一样——作者以漫画般的描写为即将逝去的时代送葬，曾朴的《孽海花》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写给满清帝国的并不恭敬的悼词。
这一时代的许多作者都选择了传统文学中罕见的“审丑”式的手法。《孽海花》通过对清流作“小丑化”的处理，使得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降低甚至消失，同时也使得小说的娱乐游戏性质凸现并强化。就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而言，作者本人和大部分的读者均属于潜在的清流，这样的写法也就成为对自我价值立场的“釜底抽薪”。这样的情节不是嘲弄遥远的官场，而是直接针对处于变革前夕的士大夫群体——“‘闹剧’式作品除了在创作动机上显得暧昧不明外，也同样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作自我调适。比诸以往的古典小说，‘谴责’小说表现出一种罕见的自嘲嘲人的双重趋向，而我们读者也须有将一切付之一笑的雅量，才能进入其闹剧天地。” 显然，当作者的叙述策略变化的时候，读者的阅读策略也应随之有所调整。如果读者仍然用旧有的心态去阅读此种“新派”小说，固有之审美渴望或道德满足便会受到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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