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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夜莺
沉默的夜莺
——写给诗人勃洛克
勃洛克是一个不容易相处的人，他被形容为“沉默的夜莺”。与勃洛克有过交往的高尔基认为，和勃洛克谈话是困难的，“我感到，他蔑视所有同他的世界格格不入、不理解他的世界的人，而我就是不理解这个世界的。”出身社会底层、信奉现实主义风格、企盼革命来临的高尔基，与贵族气质十足、迷恋象征主义、对革命充满疑虑的勃洛克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然而，在勃洛克严峻的面容后面，是一颗温柔的心灵。勃洛克在自传中写道：“有一次，我的外祖父看见一个农民扛着一棵白桦树从林子里走出来，便对他说：‘你累了，我来帮帮你。’很显然，这棵树是在我们的林子里砍来的，可他连想都没有想。”也许正是外祖父的仁慈与悲悯深深地影响了勃洛克，他有一则更精彩的逸事：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雾气弥漫的夜晚，勃洛克在圣彼得堡的街头遇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妓女。他邀请她去旅馆。她以为生意上门了，高兴地一路上喋喋不休，而勃洛克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到了房间里，女孩要向对待其他嫖客一样侍奉勃洛克，勃洛克却坐在她的对面，两手支着脑袋，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可怜的女孩。后来，勃洛克把女孩抱到沙发上，让她枕着自己的膝盖睡觉。过了很久，勃洛克才把女孩摇醒，给她留下二十五卢布才离开。而女孩离开房间的时候，旅馆的侍者对她说：“你知道，刚才谁和你在一起？勃洛克，诗人——你看！”他把一本杂志上的诗人的肖像指给女孩看。
勃洛克对待那些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们，比对待文学圈子里的同行要好得多。他不善于跟人交往和沟通，却以他自己的方式感染别人。格•伊万诺夫这样形容这位伟大的诗人，他是“一位北方美男子，有一张吟唱诗人的脸，漂亮的鬈发，穿着雅致的丝绒外套，白衬衣柔软的领子敞开着”；他“是诗人中间最超尘脱俗的一个”，“一个心灵无比纯洁的人，他与卑劣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他“具有神奇的天赋，他善良、豁达，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和对待自己都极端地真诚，他是带着‘被剥去的皮肤’，带着对不公正、痛苦和恶的极度的敏感来到人世的。作为与‘可怕的世界’及其‘尘世的琐碎杂事’相对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期盼着有一种带来解脱的革命，他像相信现实的东西一样相信这个理想”。如果说勃洛克是一只夜莺的的话，尽管他也有歌唱的时刻——他在最后的一首爱情诗《卡门》中有这样的诗句“夜莺的歌声不由自主地，盖过了大海的滚滚涛声”，但在大多数的时刻，他都是一只沉默的夜莺。诗人巴尔蒙特与勃洛克有过三次会面，三次勃洛克几乎都是一言不发，巴尔蒙特却感到：“我从未见过有人如此美丽、如此有感染力地沉默着。这样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十多年过去了，有一位当时在场的女士回忆说：“勃洛克什么也没有说，然而这种沉默如此深刻，我和他一直在进行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刻的谈话。”
我能够想象出这种沉默的力量和魅力。我从来就对那些太喜欢说话、太急于表达的人充满了戒心；相反，我喜欢那些沉默地坐在角落里的人，智慧常常在他们那里。沉默的人即使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至少还有藏拙的自知之明。沉默并不意味着屈服于黑暗，因为勃洛克说过：“在激烈的风暴中，在长久的苦闷中，我没有失去过去的光明。”勃洛克很少与别人发生争吵。一九二一年五月，被确诊为心脏病之后，诗人来到莫斯科，在一个晚会上，有位听众叫喊道：“勃洛克念的诗死了，他自己也死了！”这下激怒了众人。勃洛克本人却面带奇怪的微笑对自己身边的人说，那人说得没错，“我确实死了”。
在这个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勃洛克的心脏彻底被毁坏了——这是一幕他无法忍受的场景，这个曾经如此痛恨沙皇统治的诗人，也是如此厌恶革命派的粗暴行径：“在一个新年夜里，眼巴巴地望着毁掉的书桌在火中燃烧，要知道，门捷列夫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发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啊！”他对文明赫美有一种痛入心肺的怜惜。巴尔蒙特回忆说：“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内心的隐痛与柔情，感受到对那颗兄弟之心的爱，这颗心走过了难以描述的苦难历程，然而它却永远不倾诉、不对任何人其人倾诉自己伟大的痛苦和无法逃避的孤独，他将很快从我的梦中逝去，为的是流利而深刻地与远方、与风、与雪花的闪光、与寒空中的星星，与远处交响着的不协调的哀婉的钟声交谈。”许多喧嚣的声音已经随风而逝，勃洛克的沉默却镌刻在历史的石碑上。谁还记得领袖们在红场上意气风发的演讲呢？谁还记得《真理报》上激扬澎湃的社论呢？可是，勃洛克写在粗糙的稿纸上的诗句，至今还在被无数的诗歌爱好者们朗诵着。在读者朗诵这些诗句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与诗人交谈。诗人像青铜雕像一样对着愚昧的“无物之阵”沉默着，却又像蜜蜂一般地对着知心的对象倾诉着。
勃洛克把俄罗斯文学比喻为“在沼泽地上空平静地摇晃着的一朵蓝花”，它“无邪和伤感地睁着大眼睛”。他在谈论从果戈里到吉皮乌斯的俄罗斯文学时，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道：“他们是有翼的，飘荡于尘雾上空，并未落入它们黑魆魆的深处。因此它们像水晶般透明、似金芦般清晰的寂静。寂静在歌唱，寂静在开花；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想，除了这样的寂静还需要什么呢？”吉皮乌斯的一首十四行诗印证了勃洛克的论点：
我听到寂静在窃窃私语
那无法体现之美的秘密。
只有令人费解的人才充满幻想。
我不期待也不希冀白昼的来临。
当我漫步在圣彼得堡水气朦胧的街头时，我才理解为什么诗人们都喜欢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整座城市被水所围绕，几乎在每个街区的拐角处都可以看到河流，就像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一样。不过，圣彼得堡建筑的色彩更加丰富，有绿色、粉红、黄色和天蓝色，这让人的视网膜几乎有恍惚之感。这是一座不真实的城市，也是一座存在于想像中的城市，故而也是诗人的城市。诗人们在这里沉默，或者窃窃私语，他们乘坐着小船在河流中穿梭，港口有彼得大帝的青铜塑像，塑像还是那么傲慢地竖立着，却早已被普希金的诗歌《青铜骑士》颠覆了。在普希金的诗歌中，这座城市“清澈黎明无月的光辉”和夜晚金黄的云霞交替出现，一个黎明接着一个黎明，诗人们个个精力充沛。勃洛克高大的身躯从这栋建筑晃到另一座建筑。可惜我无法与他相遇。
是的，有这么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与众不同，他们鹤立鸡群，那是一个值得向往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有勃洛克，有吉皮乌斯，有阿赫玛托娃，有茨维塔耶娃……这群黑暗中的夜莺，对于即将降临的“黄金时代”保持着沉默的权利。他们知道，那个时代不属于他们，正如勃洛克所说：“旋风从一旁绕过我们听到寂静的平原。我们把耳朵贴在家乡的土地上，听母亲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没有，出现的是美妙的寂静，……我们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已经献出了一切，我们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因而也就好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勃洛克从来没有害怕过革命的到来，他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反革命，革命似乎与他无关。革命是短暂的，革命者迟早会堕落成统治者，惟有诗歌永恒。
像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中漫步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主人公一样，勃洛克有自己选定的生活方式，他放弃了马车，成为一名徒步者：“我们聪明贤达，因为我们精神贫乏；我们自愿过孤苦伶仃的生活，我们自愿提上棍子背上包儿，沿俄罗斯大平原缓缓而行。可是难道徒步者听到了俄国革命，听到了饥寒交迫、受压迫的人们对京城、对颓废派、对政府对呼喊？没有，因为地广、天高、水深，而人间的事情不知不觉业已停止，并且变为别的事情……我们作为徒步者，听到的只有寂静。”与大自然的寂静相对应的，惟有诗人们的沉默。我从来就不把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物、那些积极参与“火热的生活”并谋求权力的人物看作是“诗人”——比如马雅科夫斯基，从本质上来说，他离真正的“诗性”很远很远。“穿裤子的云”难道是一个优美的比喻吗？马雅科夫斯基像一个幼稚的孩子，摔摔打打地，企图引起大人的注意。突然有一天，他打坏了一个精美的瓷盘——尽管发出了悦耳的响声，但是大人依然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巴掌。这就是马雅科夫斯基在斯大林时代的遭遇——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自杀，尽管这种自杀无助于挽救他的声誉。马雅科夫斯基在新处女公墓的那个塑像，还是一副夸张地表演着的姿态。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勃洛克暗恋过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但阿赫玛托娃早已名花有主，她的丈夫是同样优秀的诗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以诗人的敏感，也许知晓勃洛克对妻子的情感，但他并没有中断与勃洛克的联系。一九一四年，俄国向德奥宣战，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该年的八月五日，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在皇村火车站恰好遇见了勃洛克。当时，古米廖夫已穿上军装，准备奔赴前线。勃洛克也应征为预备役军人，正在慰问那些走上前线的军人的家属。他们三人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共进了午餐。饭后，在目送勃洛克离去的背影时，古米廖夫不由得对自己的妻子说：“唉，难道还得让他去当兵?这无异于把夜莺扔到油锅里去炸！”
我应当为勃洛克的英年早逝而感到幸运——他出国疗养的申请还没有批下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九二一年，勃洛克请求出国去治病，列宁向特别处处长、秘密警察头子缅任斯基征求意见。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在布洛克的葬礼上，缅任斯基派出的特务远远超过了诗人和作家。连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诗人——这个以钢铁、石油和古拉格为主体的新世界是不适合诗人的。要是勃洛克活到了斯大林大清洗的高潮时期，他该怎么办呢？他的沉默还能坚持下去吗？他可能幸存下来吗？
那么多诗人在冰天雪地的集中营里死去，新时代的统治者可没有沙皇那么仁慈。像斯大林那样的统治者，可不管你是不是“大师”，只要你不参加由他命题的“合唱”，你的肉体就会被他通过在文件上轻轻松松地签个字的方法加以消灭。诗人不再受到应有的尊敬——除非你像应声虫一样歌颂革命。许多诗人一开始天真地、或者硬着头皮为革命唱赞歌，但当他们的怀疑愈来愈浓时，他们的末日也就降临了。据最新公开的材料显示，当年被宣布为自杀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其实都是死于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谋杀，行动计划得到了克格勃最高负责人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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