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气孔”和“萤火虫”
   ——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这个时代不需要爱，而需要生铁……”作为时代的幸存者，爱伦堡把自己的幸存看作是“命运的赏赐”。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六十年代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纪，爱伦堡坦诚地说，他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既然命运让他逃过了一次次的劫难，那么他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
   《人•岁月•生活》的出版，是斯大林死掉之后苏联社会“解冻”的标志之一。当时，多少苏联人把这本书当作“透气孔”和“萤火虫”啊——虽然只是一个小孔，却可以畅快地呼吸了；虽然只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却穿透了那没有边际的黑暗。七十年代，这本书终于被翻译到了中国，在“文革”闭关锁国的时代背景下，它属于那种只允许“内部发行”的书籍，却成为那一代青年人如饥似渴地阅读的“启蒙读本”——我在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都发现了这个充满诗意的书名。而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后十多年的今天，重读这本已经解禁的、长达一百四十万字的巨著，不仅是重温那段冰冻的历史，而且还从中发现一颗又一颗被苦难折磨、却又不屈服于苦难的心灵。
   这本回忆录不是一个人的回忆录，乃是一代人的回忆录。爱伦堡在描述那些悲惨死去的大师和朋友们的时候、在追忆与他们的亲密交往和激烈辩论的时候，一定是一会儿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会儿又流下怜悯的泪水。俄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栩栩如生在他的笔下复活了。“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在过去或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是的，“发现人的心灵”，多么简单，又是多么艰难啊！
   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并不漂亮，却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然而，这只“公鸡”还没有叫出黎明的讯息，就被暴力机器猛然卡住了喉咙。革命和战争有自己铁血的规则，绝对不会在意诗人的感受。因此，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喜欢这个疯疯癫癫的诗人。
   一九一九年，在血雨腥风的内战中，曼德尔施塔姆曾经被当作一名重要的间谍而遭到严厉的审问。在审问的过程中，这名不合时宜的诗人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毅然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一九三八年，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
   那么多的诗人都死去了。爱伦堡写到了好几位选择自杀的诗人和作家：叶赛宁、马雅科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的确，对于每一个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时刻煎熬着心灵的问题。一生歌颂革命的马雅科夫斯基，曾经说自己有一张刀枪不入的“象皮”，爱伦堡却认为“他连普通的人皮也没有”。显然，爱伦堡的评语更接近真实的情况——马氏在诗人中可以自诩为政治家，在政治家中却永远是诗人。在马雅科夫斯基死后，并不欣赏其作品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公允地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其实，这也是茨维塔耶娃对自己命运的真切预见。有人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天生孤独的人，爱伦堡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意同人们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而言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充分地估计到了在一个寒冷而残酷的世界上坚持爱情和美的困难，“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都是犹太人”，但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注定负有的特殊使命”。“注定负有特殊的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人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她的丈夫死去了，儿子也死在了战场上，而她死后惟一的安慰便是：她那五岁时就会背诵她诗句的女儿，最终将母亲的诗歌整理出版。
   作为幸存者，也许要比那些死去的人们更加痛苦，正如契诃夫所说：“你看着人们做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那些岁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爱伦堡也是其中的一员，他长期对罪恶保持沉默，甚至发表过不少支持斯大林政策的文章，但他又自我辩解式地写道：“我平生从来不认为沉默是一种美德”、“沉默对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诅咒的东西，在一本记述已经历过的生活的书中我不能避而不谈”。他通过描述那些苏联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惨命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解释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与残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命运、他的苦恼与忏悔。虽然他在《人•岁月•生活》中说出了许多一般人不知道斯大林时代的真相，却不敢否定整个专制体制，因此他不认同法国作家纪德在《苏联访问记》中对苏联的全面否定，他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性格懦弱的爱伦堡毕竟不是一名斗士。
   谨言慎行的爱伦堡并没有安全感，他险些遭遇灭顶之灾。一九四九年二月，所有的苏联报刊突然停止发表爱伦堡的作品，他的名字也被从评论家的文章中删去。在苏联，这预示着什么样的结局，大家都心知肚明。他每夜都等候着门铃声。电话也不响了，只有十分亲近的朋友探寻他的健康状况，熟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机打来电话，想知道他是否已经被抓走，当他回答一句“是我”的时候，他们就迅速地将电话放下了。十一年以前，在一九三八年大清洗的高潮中，爱伦堡曾经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这一次，他没有想收拾衣服和其他日用品，而只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他已经厌倦了恐惧——令人厌倦的恐怖才是最大的恐怖。
   有一次，深夜两点，电铃响了。妻子柳芭前去开门，爱伦堡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看她。他们心照不宣：这也许是爱人间最后的一次凝视了。不料，来的是当时作协领导人西蒙诺夫的司机——原来是老朋友西蒙诺夫想来看他。
   这种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爱伦堡冒险直接给斯大林去信。第二天，马林科夫亲自打来电话，向他转达了领袖的“亲切慰问”。此后，爱伦堡家中的电话机马上又响个不停，各报的编辑部都对他说：“发生了误会。”那一次，爱伦堡已经站在灭顶之灾的边缘。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斯大林导演了这场猫捉老鼠的闹剧。也许斯大林仅仅是想恐吓爱伦堡一下，也许他觉得留下爱伦堡还可以向西方显示苏联的“创作自由”。一九五三年，斯大林还将“斯大林和平奖”授予了爱伦堡——这是当局所给予“社会贤达”的最高荣誉。
   但这并不足以保障爱伦堡的安全。在斯大林去世前夕紧锣密鼓地策划的反犹运动中，作为犹太人的爱伦堡也是被波及的对象。他经过了长期的思考之后，鼓起勇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建议领袖从国际方面来考虑犹太人当今的非常复杂的情况，他认为对犹太人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是使他们完全在俄罗斯社会中被同化，而不是大规模的迫害和放逐。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莫夫指出：“爱伦堡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似乎愿意扮演一位年老的、不存希望的宫廷犹太人，一位温顺的侍从，心存一种发挥温和影响力的幻想或希望。”斯大林是否看到了这封信，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幸运的是，斯大林的死亡中止了这场新的种族迫害，也拯救了身处悬崖边上的爱伦堡。
   在斯大林死后，爱伦堡再次恢复了部分的创作活力。他的良知促使他继续写作。他在这部回忆录中不乏自我反省——“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在我看来，这正是爱伦堡写下这部宏大回忆录的内在动力，这本书被劫后余生的人们当作“透气孔”和“萤火虫”。同时，作家本人也宣称：“我既不会忘记如何去爱，也不曾忘记如何希望，今后大概也不会忘记。”当然，仅有“透气孔”和“萤火虫”是不够的——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爱伦堡向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索尔仁尼琴表达了真诚的敬意，他看到了一个将比自己更了不起的大师的雏形——果然，一部更伟大的时代纪录将在索尔仁尼琴的手上诞生，那将是刀锋与闪电，那就是《古拉格群岛》。
   
   
   ——二零零三年春初稿
   二零零七年一月三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