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读康国雄《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先生是陪都重庆著名的金融家、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之子，抗战期间康家的别墅与蒋介石的官邸很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作为小学生的康国雄结识了蒋介石夫妇，从此有了数年的交往。一九四九年之后，康国雄因为家庭出身和这段特殊经历，被当作“蒋介石的干儿子”揭发、批斗、劳改，历尽沧桑，九死一生。如今，这本回忆录终于得以问世，其中既有康氏家族金融报国的家族历史，又有康国雄本人坎坷的人生履历，而让读者最感兴趣的乃是少年康国雄与蒋介石夫妇的“忘年之交”。在一个孩子天真无邪的眼睛中，领导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最高领袖是什么模样呢？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历史著作、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蒋光头”一直被戏剧化地处理为冷酷无情、心胸狭隘、愚不可及的“人民公敌”的形象。在毛泽东时代，谁敢为蒋介石说一句好话，必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直到近年以来，方有少数著述对蒋氏推动中国近代化、坚持抗战等历史功绩作出些许正面的评价。但是，对于蒋氏的日常生活方式、真实的性格与性情，普通人仍然知之甚少。康国雄笔下的蒋介石，可以说填补了此一空白。
   一九四一年的一天，蒋介石夫妇在康家后山的山坡上野餐。附近的大人们远远地仰头观看，康国雄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树林里去偷看。有几头警犬冲着他们叫起来，被侍从官制止了。蒋介石夫妇看见是两个漂亮的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地招呼他们过去，并让警卫将警犬牵走。蒋氏夫妇席地而坐，地上铺着一块白桌布，放了些点心和饮料。蒋介石很和蔼地询问康国雄的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了他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的时候，蒋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这是蒋与康的第一次见面。由此细节可见，蒋介石并非传说中的那样深居简出、戒备森严，其亲民作风虽然比不上轻车简从、抬脚就走进老百姓家中的蒋经国，但与一出门便让全国火车停运、岗哨如云的毛泽东相比，蒋介石似乎并不担心有人会暗杀他，他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并不紧张。尤其是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是世界公认的领导中国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更是深受国内军民的尊重。那时，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内忧外患让蒋心急如焚，故宋美龄常陪同其散步和野餐，以缓解其压力。在此忙里偷闲的时刻，与蒋氏夫妇的孙子年龄相仿的康国雄的出现，让他们怜爱不已。
   从此之后，蒋氏夫妇每次散步经过康家，都要叫上康氏兄妹一起散步和聊天。每次蒋介石都会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道：“国雄，国雄！”全无最高领袖的矜持与威严，俨然是老顽童周伯通找郭靖玩时的情形。于是，侍从官马上跑进康家找康国雄出来。有时候，康国雄看见前面有宪兵出门，知道蒋介石随后便到，就主动站在自家花园门口等候之。康国雄回忆说，聊天的时候，蒋介石喜欢向他提一些老百姓生活方面的问题。他虽然是一个富家少爷，但经常与家中的仆人、厨子、轿夫一起玩耍，还去乡下赶场，知道很多民生疾苦的情况。再加上他不像那些高级官员那样怕蒋介石，他敢于在蒋的面前所真话，根本没有揣摩蒋喜欢听什么样的话。这样以来，他的回答反倒让蒋感到很满意。后来，蒋介石得知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儿子，便更加高兴了。从三十年代开始，康心如便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对发展繁荣西南地区的金融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九三九年，蒋介石指定深孚名望的康心如担任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遂建议蒋介石将重庆定为陪都，以巩固奋力抗战的军民之心。此建议为蒋所采纳，国民政府于一九四零年九月正式将重庆定为陪都。
   康国雄写道，蒋介石在马路上散步时，从来不回避行人，来往行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卫官招呼人们靠边走，让开马路中间的道。因此，沿途总有人停步观望，还有人脱帽鞠躬，甚至呼喊万岁什么的，蒋氏夫妇也微笑点头或摘帽致意。相比之下，如今即便是省长市长出行，亦要厉行戒备、交通管制、城管先行驱赶街头商贩，甚至所有可能接触到的人员皆要严格审查。这些无事生非、喜欢摆谱的官员们，真该向当年的蒋介石好好学习学习。即便在战时，蒋氏也尽量做到不让自己的行动扰民。
   康国雄还曾经被蒋介石邀请到其官邸中玩耍。在孩子的眼中，蒋介石的房间“只摆着几张普通的沙发和椅子，桌上摆着个不大的收音机，整个陈设显得很简陋，比我家差远了，那个收音机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机差多了”。康国雄还与蒋介石和蒋纬国一起吃了一顿饭，“是四菜一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盘很酥烂的蚕豆，豆子外形很完整，但是一到嘴里就化了”。这些清淡的江浙菜，自然不合从小在四川长大的、习惯于川菜的康国雄的口味，所以回家后他告诉家人：“委员长家中的饭一点也不好吃。”养尊处优的康国雄深深感叹于领袖生活之朴实。国民党高官中固然有不少腐败的情形，但民国时期大致还是保持了中国社会“藏富于民”的传统。当局给予民族资本家充分的发展空间与自由，因为“民富”乃是“国强”的前提。所以，像康心如这样白手起家的金融大亨，其生活水准完全可能超过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康国雄经过对比发现，蒋介石官邸的陈设和饭菜都不如自己家，并无夸张之处。他没有必要渲染蒋介石的克勤克俭，也没有必要炫耀自己家的奢华。这种对比亦是民国社会真实的一角。一个有活力和生机的社会，就应当是纳税人生活得比他们供养的政府公务员（包括作为“首席公务员”的国家元首）更加舒适。在美国，比尔•盖茨的豪宅比白宫奢华，比尔•盖茨穿的西服肯定也比布什总统的要贵。这才是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同时，康国雄的观察也印证了若干蒋氏传记中的描述：在皈依基督教之后的大半生中，在个人生活领域，蒋氏非常重视婚姻家庭的和谐美满，其日常生活也相当朴素和简单。虽然“四大家族”之说甚嚣尘上，但蒋介石与宋美龄两人确实没有积攒多少私人财产。前几年，宋美龄在美国纽约去世之后，律师整理其财产，只有区区三十万美元而已，这只是一个美国或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水平。
   少年时代的康国雄，并无具体的政治取向。他惟一的愿望是参加空军、抗战报国，甚至一度想让蒋介石为他“开后门”，在受到父亲痛斥之后才打消此念头。康国雄眼里的蒋介石，大概是最真实、最放松和最自然的蒋介石了——在与康国雄这个童言无忌的孩子相处的时候，蒋介石不必考虑军国大事、政治角力，而是像一名慈祥的爷爷面对孙子一样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宋美龄访美归来，蒋介石还特意让侍从官送来一支从美国带回的派克钢笔，并附上一张名片，上书“蒋中正”三个字，无任何头衔。后来，康心如的同事还打趣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没有想到，这段超越年龄、身份和地位的、无比单纯的“友情”，在文革时代居然导致康国雄被侮蔑为“蒋介石的干儿子”，并因此被批斗、抄家和劳改。当局在检举材料上所加的按语这样写道：“蒋匪介石之收纳康国雄也许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估计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系……也许蒋之收纳康国雄为干儿子是收买、拉拢其父康心如的手段之一，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尚待研究。”此时此刻，即便是身在海峡彼岸的蒋介石亲自书写一份证明材料，证明他并未收纳康为其干儿子，也不能拯救康于水火之中了。“莫须有”的罪名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罪名。
   在血雨腥风、硝盐弥漫的二十世纪，潮起潮落，月圆月缺，蒋介石几度下野，又数次崛起。昔日率军北伐，何等雄姿英发；至抗战军兴，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坚持八年，终获惨胜；及至国共内战，人心丧失，崩溃之势无法挽回，乃被迫退守孤岛；晚年经营台湾，虽然实行土地改革、自由经济，政治上却一直坚持白色恐怖，可谓功过参半。蒋氏一生，盖棺而无定论。海峡两岸、国共两党，众说纷纭、判若云泥。作家江南因著两蒋传记并拼命诋毁之，终于招来杀身之祸；李敖则以搜罗稗官野史、专挖蒋氏之阴私的《蒋介石研究》一书而名声鹊起。骂蒋者斥之为一无是处的独裁者，拥蒋者则誉之为冠冕堂皇的民族英雄。其实，像蒋氏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与中国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近代历史同样复杂，为一面“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棱镜”，实在不该“一边倒”地全然否定或全然肯定。蒋介石既非魔鬼，亦非圣徒，而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代枭雄。康国雄的回忆录中所提供的若干生动的细节，其重要的价值即在于：为众多互相冲突的、截然相反的蒋氏形象之中，增添了另外的、不可多得的一面。年纪小小的康国雄，与蒋氏之间全无个人利益之联系，他既不必讨好蒋以谋取权利或金钱，也不必攻击蒋以博取清流之名声，所以他的“蒋介石观察”反倒能够超越那些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而具有某种历史的“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