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

   　　我们已经知道，方舟子在科唬转基因问题时，信口雌黄，错误百出，“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同样，方舟子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也是开口即错，大出其丑。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分析他为恐龙蛋事件辩护时，就已经简单地证明过了。下面再举一例来深入地证明这一点。

   　　前面提到，《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一文的目的是要“为陈章良说几句公道话”，其矛头针对的是《江山辈有庸才出，各损风气多少年》的作者周求义，因为方舟子认为周文是“网上对陈章良的指责”的来源。可是，方舟子对周文中关于陈章良的文字无从下口，无法“为陈章良说几句公道话”，於是就只好改成“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以此来证明周求义的文章“充满不实之词，极不负责任”，是“造谣、诽谤文章”。对於谈家桢，周求义在《江山辈有庸才出，各损风气多少年》是这么说的：

   　　“第三个例子是老一辈的谈家桢。如果因为尊老使我们从不能言明老一辈中也有缺点，那我们就不能彰显老一辈中有真才实学的，也不能避免老一辈仍然对现在造成问题。谈家桢是三十年代就留学美国得的博士学位，是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杜布占斯基的学生。回国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长期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谈家桢的主要贡献是五十年代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从苏联引入的伪遗传学，我们要肯定他这一点功不可没。他一生主要是从事遗传学教学，在科学研究上没有重要发现，所以在他同代的科学家中他不被认为是优秀的科学家，比如，他是八十年代才主要靠资历而不是靠研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但他比多数同代优秀科学家在大众中要有名的多，因为他虽然英文论文写的不多不好，但在中文报刊中谈话却多，一辈子自称是摩尔根的学生，年轻人崇拜老师说说也无不可，一个人一辈子怎么可以以某某的学生为‘成就’一般来标榜呢？何况摩尔根还不是他的导师，而是他导师的导师。谈家桢最近争取经费要建‘摩尔根－谈中心’，俨然把自己与摩尔根并列了，要是谈家桢一生有科学贡献可以使他这样作，那我们中国也真可以自豪了，可是，实际情况怎么能避免外国同行笑话我们呢？谈家桢对现代遗传学懂的也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经常提建议。他向高层领导写信，推动中国开展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国开始投入数以亿计的经费做人类基因组，据说要分析人类基因组的百分之一，以免百分之百被外国人拿了去做专利，外行听过去好像一回事。实际上，一问内行，国外已经开始近十年，不久就要完成，而百分之一的目标就象没做一样，何况百分一也难逃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部份。他提倡中国从事这种研究，也完全不顾全中国没有多少人正式受过现代人类遗传学研究训练的事实，鼓励中国用现阶段有限财力中大量的经费去追国外就要结束的课题，最后不管有没有效果都通过新闻去炒作、哄外行和百姓。”

   　　对於这段文字，方舟子说：

   　　“此人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训斥一位老一辈遗传学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哄外行和百姓’，几乎每一句话都有问题。不过我也犯不着一一指正，只挑出几点：……”

   　　方舟子一共从周文中挑出了三点来进行“指正”。第一点就是针对“谈家桢……是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杜布占斯基的学生” 这句话。方舟子说：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而是俄国遗传学家、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菲利普琴科的学生。他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Rockefeller Fellow），第二年随摩尔根搬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摩尔根和他是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谈家桢1934年到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1936年获博士学位，虽然他受的是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但杜布赞斯基在当时还未独立，仍属于摩尔根实验室（也就是所谓二老板），所以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妥。如果我是谈家桢，我更乐意自称杜布赞斯基的学生。杜布赞斯基的名气虽然不象摩尔根那么大（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对生物学的贡献却并不比摩尔根小。”

   　　不明真相的人在看过这段文字之后，一定会对方舟子的博学叹服得五体投地。你看他，从俄国到美国，从杜布赞斯基到菲利普琴科，从摩尔根到米丘林，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听听他那句“如果我是谈家桢”，这口气，就好象他和谈家桢在成就和地位上可以称兄道弟似的。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方舟子上面的这段文字，包括英文单词和阿拉伯数字，总共280个字，陈述了以下十个“事实”：

   　　1、 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

   　　2、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

   　　3、 菲利普琴科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

   　　4、 杜布赞斯基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

   　　5、 杜布赞斯基最初在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

   　　6、 杜布赞斯基在1928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

   　　7、 杜布赞斯基是摩尔根实验室的二老板；

   　　8、 摩尔根的名气来自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

   　　9、 杜布赞斯基对生物学的贡献不比摩尔根小；

   　　10、 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

   　　事实是，这十大陈述，都是方舟子分泌出来的无知。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个问题：杜布赞斯基真的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吗？答案：不是。

   　　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Grygorovych Dobzhansky，1900-1975) 1921年毕业于基辅大学，1924年到列宁格勒大学遗传学系给系主任菲利普琴科(Philipchenko，也做Filipchenko，1882-1930)当助手（assistant），一直到1927年底去美国。虽然从学术承传和个人关系上讲，他们二人有师生之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是师生关系，而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详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New York, 1973。这本书根据杜布赞斯基的口述自传写成。)方舟子之所以说“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很可能是根据维基百科“Dobzhansky”词条中的这句话：“He then moved to Leningrad, Russia, to study under Yuri Filipchenko”。其实，在这里，“study”不过是研究的意思。另外，杜氏确实说过菲氏是自己的“mentor”。mentor者，“a wise and trusted counselor OR teacher”也，并不一定是老师。

   　　第二个问题：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吗？答案：是。

   　　杜布赞斯基之所以能够到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的实验室去，是受菲利普琴科的派遣，到那里去“学习”（study）的。当美国领事问杜布赞斯基要到美国去干什么时，他回答说：“I want to learn from Professor Morgan the latest knowledge about U. S.”(见：Stebbins, G. L. Recollections of a Coauthor and Close Friend. In Genetics of Natural Populations: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Ed. L. Lev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p7-13.) 因此，美国领事向他颁发了学生(student)签证。另外，杜布赞斯基在俄国的最高学历只是本科毕业，习惯于在他人手下做研究，因此他到了美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摩尔根指示他应该做什么。(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从上面这两点来看，杜布赞斯基与摩尔根的关系才更象是师生关系。也许方舟子会狡辩说，师生关系要根据学校的登记注册才能够建立。假如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方舟子说“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就是大错特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能够成立的话，“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就不能成立。反之亦然。方舟子之所以犯这样的逻辑错误，当然可能是他的狡辩本能在作怪，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对历史的无知。

   　　第三个问题：菲利普琴科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吗？答案：不是。

   　　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根据维基百科，“its primary founders were Sewall Wright, J. B. S. Haldane and R. A. Fisher, who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related discipline of quantitative genetics.”也就是说，在“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中，根本就没有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这个名字。实际上，笔者翻遍手头的Population Genetics书籍，也找不到关于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的片言只语。摩尔根的首席大弟子Alfred Henry Sturtevant撰写的的A History of Genetics (Harper & Row，New York, 1965) 中有专门的一章(第十七章)讲Popula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的历史(p107-116)，其中也没有提到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著名科学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迈尔(Ernst Mayr) 在其名著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Belknap Press, Cambridge, MA. 1982.) 中有一节专门讲“进化遗传学的进展”（群体遗传学是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综合），其中提到S. Wright, J. B. S. Haldane和R. A. Fisher，以及前苏联遗传学家切特维尼可夫（Sergei S．Chetvegikov，1880－1959），但是也没有提到Philipchenko (见：p550-559)。(迈尔在正文中提到杜布赞斯基曾与他工作过，“he worked with Philipchenko in Leningrad”，但在该书的index中没有Philipchenko。)即使是杜布赞斯基自己，在他的名著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也只是顺便地提了一下菲利普琴科的工作，并且仅此一次：“Equally good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Philiptchenko (1934) on quantit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strains of the cultivated species of wheat.”(Dobzhansky, Theodosius Grigorievich. 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7. p76.)

   　　那么，方舟子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菲利普琴科对群体遗传学的值得一提的贡献，就是在1927年发明了macroevolution 和microevolution这两个术语。十年后，杜布赞斯基在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提到了这两个新概念，首次把它们介绍到了英美学术界(菲氏的文章用德文发表)。 但是，杜布赞斯基在引入这两个概念之时，第一，他没有提到菲氏的名字；第二，他是在反驳菲氏的观点。按照菲氏，macroevolution是指物种之间以及分类等级在种以上的生物进化，而microevolution是指物种之内的进化。菲氏认为，物种内的进化机制是“选择”，但物种以上的进化机制却并非选择。与之相反，莫斯科的切特维尼可夫学派的观点与菲氏不同，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杜氏的观点与切特维尼可夫学派相同，他的原文是：“……we are compelled at the present level of knowledge reluctantly to put a sign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mechanisms of macro- and microevolution.”(见该书第12页)。也就是说，杜氏认为，在进化机制上，并不存在macroevolution 和microevolution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