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普遍存在，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许多年来，有关农民工讨薪的悲剧，曾无数次濡湿过舆论的眼睛。此据《河南商报》最新消息：1月3日，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在郑州市打工的一帮农民工将企业老板的奥迪A8轿车围住，讨要工钱。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拥被而坐，上演了一幕不要到工钱誓不罢休的围车阻击战，令社会舆论哗然。起因是济源隆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他们的12.2万元的工程款达四个月之久。
   农民工工资，一直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一直是牵动社会舆论的焦点，特别是每年春节前夕，此类问题都极为突出。
   如今发生在郑州的这起堵车讨要工钱的“事件”，实在是年关来临，农民工面对自己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一种无奈与抗争，再次上演了权贵大款们与弱势群体在寒冷的冬夜的维权与良知对峙。如果不是年关将至农民工因养家糊口压力所迫，谁愿意在寒风刺骨的冬夜苦守着一辆冷冰冰的轿车呢？那些黑心的老板们，面对各级官员的盘剥可以大把大把地收买行贿，却一拖再拖为他们流尽血汗的农民工的工资。这不禁令人联想到2007年 9月6日《燕赵都市报》一侧报道：9月5日中午，左先生打来电话反映，他带着十几个工人承揽了青园街一建筑工地的土方活儿，现在完工了，到了给工人领工资的时候，他却只拿到一张写着“现金5000元，月饼5盒”的条子。他说：“开始我以为是福利呢，后来听其他人说5盒月饼每盒按418 元计算，抵工人的工资。”此恶例再次显示了中国农民工权益倍受侵犯，且形式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恶劣现实。然而，有时农民工追薪还要付出牢狱之灾的代价，例如曾轰动一时的“民工戴手铐、脚镣上仲裁庭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杭州萧山联达伞面染整有限公司外来员工王建昌、刘元平因老板拖欠工资，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没想到一起悲剧就此发生。他们所在公司荒唐到借口他们“煽动停工、造成经济损失”，向当地警方报案。而当地警方竟在不调查了解的情况下，就以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罪”，乱用公共权力，违法将两外来民工刑事拘留。更令人震惊的是，劳动仲裁部门也荒唐到将劳动仲裁庭设进了派出所，让两个讨薪民工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参加庭审！更有甚者，义乌市总工会也碰到过民工因追薪而采取非理性手段被判处“破坏生产经营罪”，但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多为破坏机械设备等行为。
   目前中国有4000多万失地农民，其中一大批已成为农民工。今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平均每年还将增加被征地农民 265 万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 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 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据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无地为生局面。这将从此改变农民世代依附土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导致一大批失地农民群体被迫进城打工。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极其卑微，毫无人权保障，且受城里人的人格与法律双重歧视、排斥，其处境凄凉。他们一方面大多从事高难风险、又脏又累，无人问津的行道，且赚钱少，报酬又常常被克扣与拖欠；另一方面城里人却要变着法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不少外来民工租的房子电费与水费要比当地居民高出几倍，子女教育被高价盘剥得更是令人发指。拖欠、抵赖民工工资的更是屡见不鲜，因此也就导致了媒体报道的男工以“妻子乳房讨工钱的”和女工“用脱衣服讨工钱的”的悲剧，以及眼下这起堵车讨薪“事件”

    官方新华社曾报道过：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而国务院研究室也曾发布的一份通报情况称：农民工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据国家统计局所作的一份报告称：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报告同时指出，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低下，欠薪现象依然严重。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且标准调整缓慢，一些企业主往往把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这已经成为我国分配领域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
   又是一年春节将临，在中国特色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黑心老板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政府又将对此担负什么责任？这不能不成为年关来临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去年全国人大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称，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已基本解决。他说，2004年我们提出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历史上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各地已偿还拖欠工程款1834亿元，占历史拖欠的98.6%，其中清付农民工工资330亿元。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04年至2007年7月底，全国累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433．2亿元。为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我国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基本解决。大部分省份已建立了工资保证金制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重心已由“清理旧欠”向“预防新欠”转变。其实官方这种数据统计与新闻宣传大有问题。即统计是以城市建设单位付给包工头工程款为凭，但农民工却不一定拿到钱。在这背后，还存在诸如包工头索要到工钱后卷款逃跑，或者任意克扣农民工工资，不能足额发放等现象。这样统计出来的农民工工资清偿率，自然已经被“注水”造假。特别是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建筑单位都是行贿大户和“税收大户”，地方政府自然会对他们进行袒护，更何况，在一种普遍政绩造假现实面前，地方政府在对待农民工工资上取得“高清欠率”，很难令人置信。刚刚发生在郑州的围车讨薪，便对此做出了最新解读。一个不能保障底层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便不是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
   其实，新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与报酬的问题都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在没有工人自主工会监督的执法过程，只能像宪法上载有保护人权一样形同虚设。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仅损害了农民工本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到农民工家庭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引起农民工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恶性案件的突起。眼下年关又要到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全社会都会关注；而农民工“堵车讨薪事件”，再次敲响了全社会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