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由于不存在对制度进行和平变革的可能，所以一旦制度的压迫超过民众所能容忍的限度，人们只能诉诸暴力来改变现状。然而，冷战后期充分体现“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吉恩夏普“非暴力政权更迭理论”的苏东剧变与“颜色革命 ”，却改写了这样的历史。对此，美国一位学者发表文章称，“非暴力政权更迭理论”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种观点反映出非暴力政权更迭正逐步获得国际社会主流的认同，这也恰好印证了美国总统布什要全面推进“自由”、“民主” 、“公正”、“人权”等价值观念，加速 “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主张。
   
   不久前，缅甸“藏红色革命”，再次反映出“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在缅甸的和平革命中，包括闪电式抗议，互联网上的博客，抗议组织用于联络的手机短信，组织良好的、时散时聚的抗议小队等等行为，与以往由普通工人、学生发起的抗议不同，僧侣的行动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不与当局派出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之前解散。这些都致使缅甸军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尽管他遭遇挫折，但这种利用新技术手段实现民主目标，被视为 “后现代政治变革”的时髦名称。今天，非暴力政权更迭，又称“软政变”，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缅甸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再到科索沃谋求独立，充分体现了资本扩张全球化发展条件下，反映人类共同和平要求和人权价值观世界化的客观趋势。
   

    实际上，美国着名政治家乔治凯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为吉恩夏普所着的《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一书作序指出：“尽管夏普在书中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了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也就是说，当时乔治凯南已预见到了所谓“非暴力更迭政权”模式具有向全世界延伸的必然性。
   
    当今时代，被称之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颜色革命”与上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 ”一脉相承。所谓“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立的一种变革类型，就是借天鹅绒的平和柔滑来比喻和平转移政权的政治主张和演变过程。苏东剧变的基本成果是普世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念在原苏联国家落地生根，历史性地转变了这个庞大红色帝国的发展方向， 但却没有顺利地使新独立的国家在一夜间被彻底改造。原苏联时期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精英绝大部分都保留下来，原有的各种弊端和转型过程中的丑恶现象，包括个人专权、权力寻租、法律虚设等现象都腐蚀着权力机体，官商勾结、利用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逃税漏税等腐败现象甚为普遍。从理论上讲，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就已经在宪法层面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军队也实行了国家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仍然处于某一党派或个人长期的威权政治统治之下。有美国学者认为，一些独联体国家使用民主的语言但却在实行他们自己的 “反自由主义”行径，当权者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和对反对派的打压，主宰操纵选举。这些国家在民主的外壳下，大量存在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的现象。这就为反对派通过“非暴力更迭政权”提供了法律依据、革命理由和道义支持。
   
    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民主阵营，都重视“人权至上”原则与“价值观外交”在全球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作用。如果说，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对外政策的关键词是“反恐”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任期对外政策则是推进 “自由”和“民主”。布什宣称：“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每个角落”。 这就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为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而不尊重基本人权的国家，是诱发战争的祸源。在全球推进非暴力民主化变革，正是国际社会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
   
    如今，不仅民主国家在全球推进民主化变革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全球公民社会，也在世界“非暴力政权更迭”浪潮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些在对抗国家权力的非正义形成的横向联系、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人权组织、文化组织、劳工保护、工会组织等也都成为全球民主化的积极参与者。特别是国际共和政体协会、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爱因斯坦研究所等等这类非政府组织，完全从人类集体意识出发，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不断地为全球各地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帮助。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类组织的帮助。据悉，仅爱因斯坦研究所就下设 “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都在发挥参与作用。此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目前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过了1 万个。这些非政府组织都在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草根性”工作，扶植民主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为迎接普世民主时代的到来提供着全球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准备。
   
    眼下，人权政治全球化正驱动着北约东扩，导致亚洲化北约与全球化北约来势逼近，这些都是人权政治全球化已经到来的现实反映，而并非西方国家仅凭自由意志单方力量使然。我们也不能认为“颜色革命”是西方一手制造出来的。客观地说，并不是谁想在哪个国家搞“ 颜色革命”就可以成功的，而是由于这些国家背弃民主世界化潮流引发的政治危机。正如中国发生“6、4”绝非是西方操纵的一样。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出极限，美国和欧洲都无法将事态引向自己期望的轨道。这是与资本全球化扩张阶段相适应的民主世界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颜色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体现了一些独联体国家内部政治变革的倾向，表达了民众追求进步和民主的良好愿望。而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是， “颜色革命”是否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对那些还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构成冲击 ，甚至包括俄罗斯本身，乃至比邻的中国。政治分析家普遍认为，“颜色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到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乃至中国的民众维权运动，其矛头均指向了制度本身。所谓前三次 “民主浪潮”是指18 －19 世纪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 世纪中叶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主改造 ”和亚洲、拉美独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20 世纪90 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眼下的“颜色革命”已经波及了东南亚和南亚。因而今日中共十分警惕 “颜色革命”，重视“软实力”打拚，可谓未雨绸缪。这就注定了一场新的大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吸引力争夺战，将在全球化时代的和平与发展主题下，静悄悄地展开。
   
    本文地立场是：当用暴力违逆民意，维持政治现状的力量，与顺应时代潮流，用和平方式改革现状的力量发生冲突时，人们有义务在道义上站在后者这一边。这是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决定的。
    --------------------------
    原载《议报》第33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