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前“为富人说话”，不惜偷换概念，将人们实质上是对权力寻租和腐败的痛恨心理，简化为对财富本身的仇恨（仇富），理所当然地遭到猛烈炮轰。南方某报以茅先生受人尊敬为由，拒发一专栏作家的批评文章，也引起不小的争议。文章达不到发表水平被退稿属于正常现象，而预设立场则是媒体的大忌。以为做了些实事，就有了某种豁免权是非常荒谬的，伟大如圣雄甘地尚且不能免于被批评，何况茅老先生！
   
   针对铺天盖地的批评，茅于轼先生发表《分析网上骂人》：“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
   
   茅老先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归于“精英”一类，遗憾的是，精英现在是一个骂人的词，茅老先生不断地在证明用精英骂人为什么无比正确----没有一整套严密的把权力关进牢笼防止滥用的制度设计，和充分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保持强大的外部压力达到社会均衡，简单地将公正要求诉诸于精英的道德自律，岂非缘木求鱼？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自我标榜“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为何视而不见？！

   
   1月5日，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国际在线1月6日消息），又有惊人之语：
   
   “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茅老先生难道生活在月亮上面？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那些因为学费自杀的家长和学生是从哪里来的?未必水泄不通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其中80%是富人家的孩子,不惜低工资、低待遇，只要先混口饭吃就行？！
   
   因为高额学费，很多本不算穷人的家庭会立刻处于贫困、甚至负债、破产状态---在猪肉涨价，拉动生活必需品全面涨价的情况下，还在呼吁学费涨价，连所谓的中产阶层都会吃不消，穷人就更是雪上加霜。请注意，富人是不怎么在乎涨价与否的，一些富人的眼睛早已盯着国外的大学、甚至中学了。
   
   从人权的角度来说，大家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凭什么富人就该多出学费？多少财产才算富？口口声声“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是不是有点着三不着两，这样的纸上谈兵究竟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合法的“劫富济贫”，似乎只能通过税收来调节吧？
   
   一个经济学家不从中国教育支出严重不足（远远低于日美、甚至印度）和教育产业化误入歧途的角度进行论证，忽悠似是而非的歪理邪说倒是挺费心啊。
   
   按照茅于轼先生开出的药方，首先需要甄别哪些学生属于富人或穷人家庭。一些家庭的隐形收入，国家强制机关运用强制手段，尚且只能定义“来源不明”，大学何德何能掌握每个学生家庭的具体财产？
   
   如果大学有了这样精确的甄别能力，在对穷人保持原有收费水平的基础上，对富人增加学费即可，再把“多收来的三五斗”用于资助贫困生不是更为简单、有效吗？！又何必多此一举搞个一刀切，让穷人家庭四处借贷，然后等待多半是落到学生干部手里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呢？
   
   如果提出这种损人不利己、专门针对穷人的建议的茅于轼有自知之明，知道大学不具备甄别家庭是富裕还是贫困的能力和条件，那么，学费涨价之后，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茅于轼也算遂了“为富人说话”的心愿。
   
   茅于轼学费涨价的荒唐提议，如果不是再次好心办错事，只能说他越老越昏聩。
   
   原载《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