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先生认为法拉奇的丈夫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是个典型的恐怖分子，当年法拉奇就是采访这位著名恐怖分子时，爱上了他并与之生活了三年”。
   
   即便在欧美知识界也堪称表率的法拉奇，会爱上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
   
   1980年8月21日，51岁的法拉奇采访了邓小平，纪实性质的《Man》得以“借光”，在大陆出版，名为《男子汉》。小时候看这本书，震撼非常。这个庸俗不堪的地球居然还有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爱情，太伟大了。也只有帕那古利斯这样不自由、毋宁死的男人，才配得上法拉奇这样的奇女子。

   
   《男子汉》做为世界文坛的畅销书，文笔十分强悍，不象出自一个身高1.55米的女性之手：开篇即是1967年8月，希腊抵抗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帕那古利斯，孤身一人暗杀希腊军政府的大独裁者帕帕多普洛斯，功败垂成，接应的船只亦不见踪影。仅穿了条裤头的希腊民族英雄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下遭到逮捕。
   
   帕那古利斯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甚至打动了法官。虽然被宣判死刑，但军政府迫于自由世界巨大的舆论压力，并未执行，而是变着花样用酷刑来折磨这个铁汉。
   
   帕那古利斯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对自由、正义的强烈渴望，他蔑视一切非人的酷刑，把监狱当做战场，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还击，连敌人也感到敬畏。一个监狱长不堪忍受帕那古利斯的“折磨”，痛哭流涕地要求调离工作岗位。
   
   1973年，在自由世界持续不断的巨大压力下，希腊军政府为维护国际形象，被迫下发大赦令，特赦了宁死不屈的帕那古利斯。两天后，法拉奇在采访帕那古利斯的过程中，两人相知相爱、风雨同舟，度过了三年艰辛、坎坷而又美好的时光：这一切都被《男子汉》记录在案。
   
   1976年5月1日，帕那古利斯死于一次非常蹊跷的车祸，年仅37岁，150万人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样一个为了希腊的自由民主燃烧了整个生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广泛尊敬与爱戴的传奇英雄，能说他是恐怖分子吗？如果是的话，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多亏了无数象他这样争取自由的恐怖分子。他们是人类自由、勇气、牺牲精神的完美集合，与散布邪恶、不惜杀害平民的恐怖分子不可同日而语。
   
   谋杀与暗杀有着严格的分野，后者含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和目的。一般来说，暗杀在民主制度下才是一种恐怖行为。因为民主制度下，个人或团体的政治诉求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合法地表达，不必采取激烈手段。但是，独裁专制下呻吟的人们连表情（腹诽）都可能成为罪名，哪来合法的渠道？因此，“非法”也就成了合法，暴君人人得而诛之，放之四海皆准，乃天赋人权。运用一切手段反抗暴政、刺杀暴君，从荆轲刺秦开始，就是人们歌颂的对象，是对追求自由和光明的仁人志士的礼赞。
   
   正如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所言：“自由之树必须时常以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使之更新常青，这是它的天然肥料。”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暗杀，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波用手枪暗杀。
   
   德皇威廉二世叫嚣：“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并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德国于8月1日对俄宣战。8月3日，德国又对法国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日本趁人之危，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地把德占胶州湾交给日本，遭到拒绝后，于8月23日对德宣战。以斐迪南大公遇刺为借口，德国和奥匈帝国终于全面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暗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评价众说纷纭，个人以为：厉兵秣马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要想发动战争，迟早都能找到借口；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突发的暗杀事件，显然不够公允。
   
   中国近代最出名的刺客，莫过于“除却精卫不是鸟”的汪精卫。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当选同盟会总理；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22岁的汪精卫被选为评议部部长。1906年至1908年4月，同盟会组织的萍乡、浏阳、醴陵的矿工、会党和士兵大起义，以及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等革命起义相继失败，革命陷入低潮。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乘机攻击同盟会的暴力革命，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文章辞锋锐利，在海外华人世界反响巨大。有人还怀疑孙中山贪污公款，《民报》主编章炳麟公开宣布脱离同盟会。同盟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
   
   做为同盟会的高级干部和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决意刺杀满清大员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用鲜血洗刷“远距离革命家”的污名，坚定革命同志的信念和意志。
   
   汪精卫《致南洋同志书》，于今读之，犹觉热血沸腾：
   
   “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1910年4月16日，汪精卫谋刺满清摄政王载沣，事发被捕，写下视死如归的诗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一时天下传诵，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海内外对同盟会的观感亦为之一变，预备立宪的满清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心理和现实的压力---挽救革命、挽救陷入信任危机的同盟会，“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汪精卫功不可没，也奠定了他在未来国民党中的崇高地位：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著名遗嘱，起草人即为汪精卫；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成为孙中山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
   
   不料，1931年“九一八” 事变之后，坚决主张抗战的汪精卫，对中日战局越来越感到绝望，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发表“艳电”，奢谈和平，公开投向日寇的怀抱，沦为国人皆曰可杀的特大号汉奸：曾经的暗杀英雄，竟在1935年的南京（身中三弹）和1939年的河内，先后两次险被爱国人士和军统特务暗杀，可堪浩叹。
   
   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在该国东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参加集会时遇刺身亡，终年54岁。这种恐怖行径之所以遭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首先是因为它延缓了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增加了动乱的因素，有百害而无一利。
   
   和战争一样，人们判断暗杀是否“正当”也有一些标准：除了前面提到的是在独裁还是民主制度下进行暗杀，还要看暗杀是否针对平民，以及它是否会使人们的生活更不合理。随着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普遍胜利，全球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独裁政权，暗杀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会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原载《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