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积膨胀的同时，国家权能也急剧膨胀。所以，一方面迫于国际压力而不断改善人权，另一方面又屡屡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能之间生出事端来。于是，中国不惟政治问题越来越令观察家眼花缭乱，经济问题也就愈发如此了。

   银行的取款机出了故障，一位以非法侵占为目的的冒（超）支者，被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初判重罪。其实，欲快法意，完全可比“毙了他”，因为盗窃罪中尚存两款死刑，一为盗窃金融机构，一为盗窃文物。法院明显地倾向银行，因为银行是国家的；法院又似乎可怜“盗者”，因为科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完全可以“毙了他”。而其背后的逻辑，法院与银行同属于国家。

   国家权能极度扩张，带来了国家警察化的趋势，于是呢，公安可以完全不要脸──“提起裤子就扫黄，脱下裤子耍流氓”。某日，在一家小麻将馆，我亲见那些穿警服的人，后面还有一个拿掌中宝摄相机者，直闯里间去“抓大赌”。结果呢，“大赌们”没在，小赌们遭殃，被搜走千余元人民币。当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向警员们索要收据。岂不怪哉？更怪的则是，一位小警员出门时数着几张50元、数张百元的钞票，骂道：“他妈拉个B的，才抓了这么一点。”

   放下这次现场目击不说，质而论之，国家权能的扩张总要伴随着特定集团经济利益的汲取，于是，借助立法条文“收钱”就成了一项“与‘国’治边儿”的人们的好事业。

   银行本来在经济社会中做个绅士，但他们坐不住，先是“依法收贷”，公检法配合银行，“严打”式地搞所谓清收；而后，在尽可能的细节上找世人的“毛病”。本周内（1月21日～27日），广东东莞一家企业因“变造”人民币，纳入了央行分支机构的查处视野。该企业因在银行取不到小面额（如十元以下）人民币，便自己复印角币，再填上金额（如九元、六元），盖上本企业公章，在厂内定点消费。

   厂方赢利的目的固然不应排除，但这种赢利如同发行饭票一样。伙房若是没个赚头，肯定不是企业的，而是政府机关的。那叫“暗补福利”。仍然没必要讨论“暗补福利”问题，还是讨论银行的作为。

   就东莞工厂“变造”而言，至少给了当地央行两个好的启示：一是，现在小面额供给有问题，说明央行的发行系统在大额与小额搭配上有工作失误，此前主辅币搭配已长期不合理（该作为的，不作为）；二是，该厂的“变造”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等于告诉央行应印行六元、九元等面额的货币，至少应进行相关研究。

   急于处罚，很显然是不要脸的行为。如果一定不要脸，应该先大力查处民间私印各种面额冥银的行为，因为那些冥钱虽然以“冥府银行”

   代替了“中国人民银行”，但是其设计图案与人民币50元、100元的版面几乎一致。这种做法不算对人民币进行“变造”，至少也算知识侵权。可以罚制造者款项若干，可以不开票（收据），临走时还可绰上一捆冥钱去给祖宗上坟。

   当然啦，没有祖宗的人又当别论了。当然啦，那些穿着“一身皮”行明抢之实的人，也没正常的人拿他们“当人”看待。

   骂人没用，看看银行的“公安化”或曰“衙门化”，不难发现：绅士正在向流氓方向堕落。相反，一个文明的社会总会提供给流氓向绅士蜕变的机会。我们这个社会，这样的机会，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

   与东莞工厂“变造”人民币不同，据报道说，有一家银行的取款机吐出了假币，或是十张里面六张，或是十张里八张，没必要细核新闻，问题的关键是：一如银行取款机出了毛病，被“罪犯”冒（超）支的技术性责任本该由银行承担一样，银行本应该在取款机内部设置假钞检验仪。

   就目前自动取款机的设置来看，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经济人权问题。

   因为自动取款机上有自动存款功能，自动存款亦为无人服务（客房不与银行柜员见面），技术设置即验钞机必定是设在自动存款口上的，一旦顾客存入了假钱，将被即刻退回。

   如此，在自动存款处设有验钞机，而不在自动取款处设置验钞机，这本身就是对顾客的不尊重。

   不尊重人，就是一个人权问题！

   （2008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