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李剑虹女士 /欧阳小戎文集

一位农民把自己家地里出产的白菜拿到街边公开地卖，他不会因之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而成为资本家或是政客。一个人把自己与当局的不同政见公开，这种性质和一位农民公开贩卖自家地里出产白菜一样。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会遭到“政法干警”们的镇压，公开在街边出售白菜的农民则会遭到城管们的镇压。党认为：一个人要想公开发表社会见解，必须在党限定的框架之内；一个人要想公开地卖白菜，必须到那种需要缴纳各种管理费的市场里去。

我所认识的李剑虹女士，是位典型的北方女性，大胆、率直，若是对当局有什么不恭之辞，绝不会将它烂在肚子里。在刚刚与她结识的那些年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对党的不恭，最终将遭到党的报复。

她衣着质朴，用物亦是如此，并不刻意打扮，或者追赶潮流，在上海这个浮华大都市里显得有些异类。再加上与人交谈时热烈的眼神，令人很难从现代白话文中找到一个形容词来描绘那种独特气质。我想，《红楼梦》中的“爽利”，大抵就是此意。如果和她走在一起，我喜欢替她拎包，因为她的包并不象很多上海女子一样，属于服饰的一部分，而是个用物。那里头有个通讯簿，上面记着刘晓波、江祺生这些大名鼎鼎反动分子们的电话，令人好生羡慕。在2003年前后，她的生活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那时她还有工作，“政法干警”们似乎仍在天边，压根也不会想到那些镇压机器会跑到自己生活中来。但是她的薪水并不高，至少在上海并不算高。是以我向她建议，不妨去考公务员，以她的水平，应付那种考试绰绰有余。但她斩钉截铁对我说：“89年，这个政权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从那时起我就发誓，决不给它当公务员，也决不入这个党。”当时我嘲笑她：“佩服佩服，宁啖生腥食，不食暴君禄。但你比我还是差点，我自打记事开始，就压根也没动过那种念头。”她大笑：“你小子是比我强得多。”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爽朗的笑声了，这都要拜“政法干警”们所赐。密探们隔断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以至于笑得出来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我们认识后没过几年，她丢掉了工作。丢掉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参加网友聚餐，这样的聚会以吃饭聊天为主，网友们试图把这种聚餐搞成某种氛围轻松的学术交流联谊会，讨论一些历史、文化、法律、宗教等方面的问题。譬如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如何避免；当下著名的法律案件；私有制、伊拉克战争、科学与民主等话题。密探们很快闻风而至，高举着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将聚餐冲散，同时还要带走几个聚餐中的活跃分子，到局子里去吃几顿盒饭。在聚餐中，每当李剑虹发表观点时，其他人都格外聚精会神。因为她言简意赅，往往一语中的，时而幽默诙谐，时而情真意切。所以局子里的盒饭她吃了不少，并且一边吃盒饭一边继续在里头对党的局子表示不恭。于是密探们决定端掉她的工作，一来向她展示“共和国卫士”们的威力，二来也好把她写成材料向上汇报，以示自己工作卓有成效，希望得到嘉许以便升迁或是捞些国库经费，小头用来对付危险分子李剑虹，大头用来发奖金。虽然李剑虹连到居委会找主任吵架都不可能，毫无危险可言。但密探们认为，做一个人的思想工作，其难度和重要性都远胜于去对付一群持枪劫匪。这种观点也许和党中央是一致的，所以党中央才会给他们发经费，以便去做人的思想工作。他们的手段，就是每当她找到一份工作，就跑去找那家公司的管理层，告诉资方：“李剑虹是危险分子，她的一举一动你们都要向我们汇报。”如此一来，哪家公司还敢收留李剑虹这位瘟神？

我曾经和这些来自上海这“国际化大都市”的密探们打过交道。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在坑害李剑虹，而是有恩于她。他们的逻辑依据就是：“换了文化大革命，早把她弄死了，还能让她有现在？”我只能感叹：“呜呼！密探果然不愧是密探，跟你们说什么良心、公正，还不如去找根电线杆一头撞上去。”

不过她好象并不怎么在意，有一天她刚从局子里回来，我打电话过去问候。她在电话那头对我嘲笑了一通“东厂太监”。我说：“这总不是办法，你总要活下去啊。”她说：“我也没办法，你姐姐我现在已经是南方头号女反革命啦！这可是他们封的。”我受其感染打趣问：“怎么不是中国头号呢？”她说：“北方还有一个，是不锈钢老鼠刘荻。”

于是我决定，为庆祝她荣升“南方头号女反革命”，请她搓一顿，并送她一束百合花给她压惊。她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似乎根本没进过那局子。吃完饭我们到上海科技馆附近散步，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从左拉到小说到周郎摇着鹅毛扇。街灯亮起来时，她忽然变得忧伤起来，说：“李海出来了。”我并不知道李海这个人，于是她开始讲李海的掌故。黄昏时分，路人和车辆渐渐稀疏，她说着李海的遭遇，声音越来越低，语速越来越慢，眼睛望着天边，不知心里在想什么？一炷香工夫过后，她似乎丧失了平日的严谨逻辑和流利表达，渐渐变得有些语无伦次。由李海又说到张林，说张林这家伙，明明已经到了美国，偏偏又自己跑回来坐大牢。张林和李海，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他们本该早已成为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和学者，而如今却只能接受流离半生，受尽折磨之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疾病缠身的命运。

我黯然，美国有什么好的呢？在自己的国土上，哪怕是坐大牢呢，也许我也愿意。她反问，这个国家又有什么好的呢？我说，那你干嘛不离开？你英语比我好得多。她无言以对，半晌说，也许还是会有什么变化，就等在这里吧。

回住所地路上，我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和张林、李海结交，否则虚度此生。

我们的国家浮华、空洞，笼罩在一片谎言之下。但这还不是她真正的可悲之处，真正可悲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对谎言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四千年的专制历史，令我们已经习惯于生在专制之下。人们崇拜杀人如麻的暴君，却将那些追求精神独立的人视为傻子和疯子。

05年，她准备到深圳去，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没法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我到浦东去请她吃顿践行的饭。她一如既往令人觉得她并不难过，穿着身白色长裙，见面哈哈笑着：“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暴雨，可我看怎么也不象。”那时大概午后两点，碧空万里，烈日高悬。“看来党的喉舌说出来的东西，连天气预报都不能信了。”我说：“我也觉得不会有雨，但在党的领导下，一切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到浦东新开的一家图书城去，才刚进去，她便被一套十六开的英文原版著作迷住。我急忙对她表示敬佩，她说：“不过连蒙带猜而已。”那是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我看了她一眼，很自觉溜达去了别处。大概两个半钟头后，我回到原处找她，见她依旧保持刚捧起那大部头时的姿势，挺拔地站立着，眼神专注。我走到近前，她抬起头问我有没有看上什么书，我说看上一套草婴译的托尔斯泰，可惜太贵了，要五百多块钱，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几部史学名著，不过都太咬手。然后建议她买下手里的这本洋文书，她微微一笑，这种微笑并不多见，与一贯的爽朗大笑截然不同。然后一言不发，把那大部头塞回书架。我觉得我们俩犯的是同样的毛病，都是钱大爷在作怪。

我们从图书城里出来，果然暴雨如注。这时方才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切皆有可能。吃完饭买了一把伞，深一脚浅一脚向地铁站走去。天上狂风大作，街上的积水象小河一样奔流。虽然有一把伞，但两人仍旧落汤鸡一般。将近地铁站口，我问：“这一去深圳，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说不知道。我又问：“难道这一生就这样了吗？”她说：“坐它个三年五年的，我想我还可以。十年八年，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我急：“所以你一定不要进去，如果你认为只会判你三年五年，那往往都是十年八年。党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她长久不答，继续深一脚浅一脚送我去地铁站。

“除非从此销声匿迹了。”她说。

“你还是离开吧，美国、加国、澳洲，哪里不行？”我有些近乎哀求，但只见她仍旧低头沉思。

“再等等看……”

我把伞留给她，然后离开她走进地铁站，甚至没有祝她一路顺风。

如今她还在等，我不知道她究竟等到了什么，如果有人知道她等到了什么的话，请告诉我，我去祝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