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和一位让人敬重的老先生相聚。席间谈到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变革时，老先生认为，对马克思可以手下留情，但要批判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是谓“托马改制”。老先生言罢，大家全都会心地笑了。我们觉得，还没有公开与体制分手的老先生那一辈人，尽管出于各种考量而肯定马克思，或者不想批判马克思，但他们能批毛，能“托马改制”，就已十分难能可贵了。

    我与老先生们“和而不同”。我尊重和理解他们的“托马改制”，但我的做法是“批马改制”。我之所以要批判马克思，一个原因是胡锦涛及“左派”们还在对被他们视为老祖宗的马克思进行瞎吹捧。而更为主要的动因是，一些早就和体制决裂的异议人士对马克思的肯定评价让我颇为吃惊。
    我以为，有的异议人士至今对历史唯物主义抱赞美态度，多少还有点情有可原。因为唯物史观貌似真理，比较蒙人。但是，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绝对站得住脚的”这句话从异议人士口中说出来时，我是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了什么分析和批判呢？
    100多年前，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诸多不公、不幸和灾难之后，为资本主义进行了把脉诊断。马克思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得了不治之症：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对立和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马克思随之开出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药方：以正义和人道的名义，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马克思以为，无产阶级用暴力手段消灭资产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后，人类就实现了从必然王国跨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也就成了自由的人。因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类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指出的路，决不是什么通往自由王国之路，而是一条走向更多奴役、更为不公、更大不幸和更深灾难的不归路。
    没有事实表明马克思生性邪恶，居心不良。但人类历史进程表明，他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医；他对资本主义的病因作了致命的误诊，并因此开出了贻害无穷的药方。我也不否认马克思悲天悯人，对社会丑恶现象痛心疾首。但我不得不说，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站不住脚的，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主干是错的。行文至此，我是真想当面问问那些异议人士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这一点还不算板上钉钉？还不算朗若白昼？
    我说马克思是庸医，哪谁是良医呢？人类近代思想史告诉我们，面对资本主义的丑陋和危机，另有人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和批判，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高调、武断和走火入魔的批判不同，他们不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导向资本主义破产的基本矛盾，不认为资本主义不可改良，只能摧毁。他们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理性、清醒和深刻的批判后，提出了各种可行的制度改良举措。这些人就是良医。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160年来，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再生，在曲折中前行。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它还风华正茂，风头正健。按理说，在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已如此雄辩地证伪了马克思断言的今天，那些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们除了坦诚认账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一面采取鸵鸟政策，拒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已被证伪，一面居然还振振有词地说：如果不是马克思发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恐怖威胁，资本主义早就“死于安乐”，不见踪影了。
    什么叫无理搅三分？这就叫。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生机勃发，主要得益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内在合理性和强大生命力。其次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纠错机制，它不讳疾忌医，允许警钟长鸣，它的弊端可以被公开批判和得到疗治。在我看来，那些把资本主义的与时俱进和无量前程归功于马克思胡开方子、乱敲丧钟的马克思主义超男超女们，不是太有才了，就是太搞笑了。
   
   
    2008年1月29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月30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