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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三大教案之二萧山教案)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警察对我说：“刘凤钢是你的好朋友，刘凤钢说是你发的，刘凤钢能胡编害你吗”？开始警察说这些，我认为这是警察在诈我，在我与刘凤钢之间制造矛盾，我与警察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虽然没少吃苦头，但是斗志昂扬。后来知道刘凤钢真地说了这些，我想，一定是刘凤钢受了酷刑，被打糊涂了，被威逼利诱了，我是斗志更加昂扬。是的，我被抓时，刘凤钢已经被抓快一个月，他一个病人，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如何经受得住这样的审讯。
我被抓半个月后，警察去问了刘凤钢，刘凤钢承认对警察说了假话，承认做了伪证，承认确实不是徐永海发的。11月17日张胜棋和他的女朋友小菲在吉林被抓。为了彼此保护对方，张胜棋和小菲当时就都承认是自己发给傅希秋的。小菲身体很不好，面对各种审讯，小菲晕到过几次，3天后小菲不得不被释放，张胜棋被抓到了浙江杭州。
张胜棋被抓后，由于当时他就承认了是他把文章发给傅希秋的，警察为此事没有过多地整治他，但是为了从张胜棋的口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警察更是狠狠地整治了张胜棋弟兄，张胜棋弟兄受了很多的苦。在警察的暗示下，牢头狱霸时常毒打张胜棋，还时常让身受伤痛的张胜棋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地上泼着冰冷的凉水，那时已是冬天，天气已经很冷，晚上监室里的水都结冰。但是张胜棋弟兄没有出卖、牺牲其他的主内弟兄姊妹。
刘凤钢出狱后，刘凤钢对我说，他编出“是徐永海发给把文章发给傅希秋的”，是为了保护张胜棋弟兄。他当时想“张胜棋年轻，没有坐牢的经验；而徐永海年龄大，坐过牢，有经验”。其实刘凤钢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即使我当时体会到了刘凤钢的这个意思，对警察说了是我发的，那么在那里发的，什么时候发的，我编出来的和刘凤钢编出来的也不可能对上，也保护不了张胜棋。在办案上，警察还是要尽可能地搞清楚真实情况的，并且还要尽可能地扩大“战果”。其实最好的保护方法，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不说或者一问三不知。
不论是在任何“圈子”里，即使是“流氓、小偷圈子”里，对警察说了实话，出卖了朋友，以后就不会有人敢和你共事了；对警察编出了没有的事，牺牲了朋友，以后就不会有人敢和你接触了。因此在当时，我不可能会想到“刘凤钢会有这样的想法”，不可能去配合刘凤钢的“想法”，来替张胜棋“扛事”。事前刘凤钢也没有对我说过“要我替张胜棋扛事”，他和张胜棋的事情我也是真不知道。刘凤钢一定是受了酷刑，被打糊涂了，被威逼利诱了。出狱后他说，他当时以为“只要对警察说了‘是谁发给傅希秋的’，他就没有事了，他就可以被释放了”。
由于《来自祖国的报道》这篇文章不是我发给傅希秋的，不能以这件事情判我有期徒刑了，但是警察已经把我抓了半个多月了，警察又不能放我，警察已经对他们的上级说了，有铁的证据，是个铁案。如果无罪释放我，我一定会向他们索要国家赔偿，警察们也会为此受处分。这样在半个月后，萧山区的警察、杭州市的警察特意请了浙江省公安厅的警察来审讯我们，问东北辽宁鞍山教会的事情。开始半个多月浙江的警察一直说，东北辽宁的事情由东北辽宁的警察管，他们不管。2004年8月，因辽宁鞍山这件事情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因浙江萧山这件事情张胜棋被判1年，因这2件事情刘凤钢被判3年。
在起诉书上写到：“2001年10月中旬，被告人徐永海出资人民币1000元给刘凤钢作差旅费，由被告人刘凤钢前往辽宁鞍山市了解当地李宝芝因参与邪教被劳动教养的情况。事后刘凤钢据此写成情报《我所了解的辽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一文，由被告人徐永海向境外杂志《生命季刊》的发行机构提供。该刊物在第20期上全文刊登了上述情报，并回寄给刘、徐二人《生命季刊》第20期杂志一本、美元50元”。
在起诉书上写到：“2003年7月25日，被告人刘凤钢受境外组织美国‘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傅希秋的指使，窜至杭州市、萧山区、西湖区、温州市等地收集当地基督徒所谓的“受迫害”的情况，回京后写成情报《来自祖国的报道》。同年8月5日，被告人刘凤钢指使被告人张胜棋通过电子邮件向傅希秋非法提供”。
在判决书上写到：“被告人刘凤钢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徐永海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张胜棋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2-3、在坐牢期间我们与家人所经历的苦难
我被抓后，警察严重警告了借我们房子住的那个朋友，我妻子不能再住在这个朋友家了。我妻子无家可归，白天上班，晚上流落街头。她常常在街上无目标地走，那时是11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饿了，只能买点滩上的包子、馅饼，也没有钱到饭馆、餐厅去吃饭。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无处可去，又住不起旅馆，不得不到浴池去睡一宿。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多月，后来才用强拆后的补偿款买了房子，有了栖身之地。
因为我入狱，妻子为我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常人不能想象的苦。在我坐牢期间，妻子为我呼吁，写文章、见记者、见联合国官员等，为此妻子时常受到警察的监视跟踪，仅仅在2005年一年里就有90多天是在警察的贴身陪伴下，上下班警察要护送，买菜警察也要护送。妻子为了到远离北京的监狱去看我，被迫辞职，失去了工作，后来才找了一个半日的、临时性的护士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1000元。我入狱后没有了收入，妻子的收入也明显减少，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是她还要帮助狱中的我，每月还要给我寄钱，因此妻子的生活非常地艰难。
在我坐牢的2年中，2次开庭，1次探监，我妻子曾3次从北京到杭州，前后花去了近一万元。怕我在监狱里吃不饱，妻子每月还要给我寄去几百元，还要寄些药品、衣物、书籍等，2年之内也花去了近一万元。妻子的收入很少，家里的积蓄也不多，为了给我寄钱，妻子是省吃简用，吃不好睡不好。
我被抓后，为了给我请律师，没有钱，我妻子曾非常着急。后来“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借着祷告的力量，借着主的大能，使国内的一个弟兄帮助请了律师，我妻子才不再为请律师着急了。但是二审上诉的律师费还欠着，由于请律师时是我妻子签的字，妻子时常处于不安之中，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欠人家的钱不还。因为经济困难，妻子只到监狱里看望过我一次。探监时妻子对我说：“律师在索要二审上诉的律师费了，也没有钱给人家，也不敢到律师那里去取《上诉裁定书》。你不要申诉了，家里实在是没有钱给你请律师”。
在牢里我们被打、被折磨、被侮辱，但是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对家人的牵挂。在我被抓后的头一段时间，我被关在看守所里，没有家里的一点消息。牵挂妻子，妻子肯定不能住在朋友家了，那么她住那里呢？在寒冷的冬天里流落街头吗？牵挂父亲，在刘凤钢被抓后的第二天，我母亲去世了，还不到一个月我又被抓了，80多岁的老父亲如何受得了这些，他是否病到了，他是否还能活到我出狱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不用牵挂母亲了，否则病危的母亲，一定会让我这个儿子，牵挂得不得了。牵挂借我房住的那个朋友，在抓我那天，警察押着我抄了这个朋友的家，给人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人家的工作、生活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太亏欠人家了。
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就如同万箭穿心，心烦的不得了。有时恨不得打自己的脑袋，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但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必须去想，真是痛苦。这种痛苦比被打、被折磨、被侮辱要痛苦得多。后来由看守所被押送到监狱，能写信了，能探监了，妻子看过我一次，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情了，但是更是为家里的事情着急。面对这些，我只能祷告，求主来怜悯我，来帮助我，更求主帮助我的妻子、父亲、朋友。借助祷告，我才能平静下来，我真是感谢主，如果没有主，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
警察对我说：“傅希秋给了刘凤钢很多钱，傅希秋、刘凤钢、张胜棋、三哥、张明选、华惠棋他们一起管萧山的事”，警察让我说出这些，并让我作证。对这些事情，我还真不知道，当然就是知道，打死我，我也不会说，更不会编出伪证来去牺牲别的主内弟兄姊妹。曾有一天，北京的警察还特意来到杭州，特意来问华惠棋的事情。他们还对我说，只要我肯合作，我肯作证，我肯‘立功赎罪’，就可以放我，或者以后可以判缓刑。我没有给他们更多问话的机会，我说：“你们还是赶快回北京去吧，如果回北京不急就到杭州的西湖去玩玩，我不会诬陷自己的主内弟兄。”
警察说“美国的傅希秋给过刘凤钢很多钱，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工作”，对这些，我是真不知道。警察问我时，我说的都是“他们的事情我不知道，刘凤钢说他去萧山的钱都是他自己出的”。我的回答确实能保护刘凤钢弟兄，也许还能保护张胜棋弟兄和对华援助协会在国内的工作。在牢里，我常常心里在想，因为我说的一定是这些，刘凤钢弟兄就编出伪证来使警察来找我吗？一种“被牺牲掉”的感觉，时常涌向心头，不能消失。这种“被牺牲掉”的感觉非常得痛苦。
在牢里，面对审讯我一直比较坚强，坚信主与我同在，我没有软弱。但是，在想到刘凤钢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常常软弱，心中充满埋怨。我信主十多年，但是我还是这样软弱，真是亏欠主耶稣。刘凤钢弟兄为主做工，两次去萧山，不怕坐牢，他的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刘凤钢弟兄坐牢后，经历了很多苦难与痛苦，为主做出了很多牺牲，他的这些是我们应该纪念的。
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埋怨、委屈、痛苦，我时常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屈辱、牺牲。与主相比，我这点痛苦、牺牲算不了什么，我要效法主耶稣，向主耶稣学习。后来，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借着主的大能，我对主耶稣充满了信心，相信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之中，所发生的这一切，一定都有主的美意，我战胜了痛苦，一直充满了喜乐。
张胜棋被抓后，张胜棋的母亲李明芝老姊妹受了很多的苦。她，一个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不认识字，为了自己的儿子，北上吉林，南下浙江，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张胜棋是2003年的11月17日被抓的，到了2004年的1月份，李明芝老姊妹一点也打听不到张胜棋的消息。李明芝老姊妹本身患有严重的肝病，那时病越来越重，卧床不起。那年的春节是1月22日，张胜棋的父亲以为自己的儿子已经被打死了，从除夕到初一，老父亲总是呆呆地坐在一处，默默的的说：“我儿被打死了”。张胜棋的妹妹，自己一个人到教堂去，默默地跪在主面前，一跪一天。一家人年夜饭也没有吃，初一的饺子也没有吃，过年这几天一顿饭也没有吃好。我出狱知道这些情况后，我写《为主坐牢者的母亲李明芝》，希望主内弟兄姊妹们能关心我们的李明芝老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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