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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三大教案之一鞍山教案)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们离开教堂后，他们分成几个聚会点，分别在自己家中聚会，学习《圣经》，为主传福音。2000年当地公安人员说他们是邪教，对他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警察马毅对弟兄姊妹采取了打嘴巴、拳打脚踢、“上小绳”、木棍打、竹竿抽、电棍、烤电炉等。李宝芝姊妹还被劳动教养2年，孙德祥弟兄、侯荣山弟兄被劳动教养1年，很多弟兄姊妹被罚款。
警察马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对待杀人犯也不能这样。为此，李宝芝姊妹坚持真理，行政上诉，并公开开庭。据说李宝芝一案是中国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以前与宗教有关的上诉案就没有公开开庭过，（各种上诉案大多是书面审理，很少开庭）。
鞍山的主内肢体受到逼迫后，他们渴望得到其他教会的帮助，得到其他主内弟兄姊妹的帮助，可是在他们受到逼迫后，当地的教会不敢具体地帮助他们，与他们有联系的外地教会也不敢具体地帮助他们，只能为他们祷告。鞍山的主内肢体从网上看到了我写的见证《火的洗礼》，鞍山的主内肢体特意托人来到北京找了我们，向我们述说了鞍山教会弟兄姊妹的事情，请求我们帮助，希望我们去参加李宝芝一案的旁听。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6）。“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2：14-17）。
在我们听到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为主受苦的事情后，我们的心在疼痛。面对主内弟兄姊妹的请求，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而不能提供具体的帮助”，我们决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为了参加李宝芝一案的旁听，我出了路费，刘凤钢弟兄去了鞍山。刘凤钢参加完旁听后还到劳教所看望了正在为主坐牢的李宝芝姊妹，牢里的李宝芝姊妹还特意委托我们帮助她申诉，帮助她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事情，为此李宝芝姊妹还特意签下了她的名字。
刘凤钢回京后，我写了《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向国家的最高权利机关反映警察马毅的违法犯罪行为。此信是寄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社会职位最高的基督徒、我大学期间的儿科学老师何鲁丽。为了能让更多的基督徒为鞍山的弟兄姊妹祷告，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祷告，受刘凤钢的委托，我将刘凤钢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
是主感动了王峙军牧师和其他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将这些见证刊登在《生命季刊》上，他们帮助了鞍山的主内肢体，他们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见：《生命季刊》第五卷，第四期，2001-12，总第二十期《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http://www.stemi.org/htdocs/cclife.nsf/c7f6e7f740b615c7852568060007ef89/ea722d25c452e1a085256b3e00739971?OpenDocument）。这篇文章被发表后，很多海内外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给那些打人的警察，指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且向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
1-3、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耶稣
在鞍山教案中，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被罚款，其中：邹玉芝2000元，王素霞2000元，刘素兰2000元，马秀芳2000元，沈素丽2000元，许凤兰1000元，崔敏2000元，马利1000元，张雅茹2000元，于会玲1000元，马艳2000元，刘贺1000元，钮中文1000元，钮中芳4000元，谢敬东2000元，李庆东3000元，吴素珍1000元，张义满1000元，路素芝2000元，王会艳1000元，共35000元。在2000年的时候，鞍山的很多工厂不景气，普通工人的工资还不到500元，很多职工下岗失业，收入就更少，罚款这些多，又没有收据，钱到了哪里？这些警察严重侵害了我们主内肢体的权益。
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城市拆迁中、农村占地中、企业转型中，一些贪官、奸商肆无忌惮地侵害着老百姓的权益，如一些市民的家被强拆，不得不流落街头；一些农民的土地被强占，成了失地农民等等。面对自己的冤屈，面对生活陷入绝境，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益，一些老百姓不得不走上了上访维权的道路，到北京来上访。因为上访，很多人被抓回当地，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有的抓回去被办了学习班，甚至被劳动教养，被判有期徒刑。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太19：24，可10：25，路18：25）。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贪官、奸商、黑社会们，给那些强势群体们，告诉他们，不要学习这个财主，而要学习撒该。“撒该站着对主说：‘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8-10）
在任何社会中，财富都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对财富的欲望与追求。为了更多地占有财富，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就会欺压那些无钱、无权、无势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不会随着某些暴力革命的成功而改变，无非是一些弱势群体的成员进入了强势群体。一个社会要想公平、公正、合理，只能是强势群体的成员普遍地接受基督信仰，接受主耶稣，像撒该那样，心甘情愿地不再欺压弱势群体，心甘情愿地愿意与弱势群体分享权利，实行民主。
要想让强势群体的成员相信存在上帝，接受基督信仰，不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只能通过爱的方式、和平的方式。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暴力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但是最终起重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和平的方式。我们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部思想进步史，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更加主张慈爱、和平、对话，在具体事情上更加主张合情、合理、合法。
国民党推翻了满清，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一些人由弱势群体进入了强势群体，但是社会中还是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一些强势群体的成员同样没有战胜贪污、腐败这个强大的敌人。有人说是因为缺乏自由，说的很对，但是如果单单高举自由，可能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有人说是因为缺乏民主，说的也很对，但是如果单单高举民主，可能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也不能根除。
人们相信存在上帝、天堂、地狱、审判，人们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去干坏事，人们就会尽心尽力地去干好事。人们具有基督信仰，人们就会具有公义慈爱的心，就会心甘情愿地去行公义慈爱的事。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上帝，最需要的是耶稣，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中国。我们是应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多多地为主传福音。
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上帝，最需要的是耶稣，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中国，才会给我们中国带来更多的民主、自由、人权。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为主传福音，尤其是向那些民间积极分子（包括民运人士、维权人士、自由知识分子）传福音。由于我们积极向民间积极分子传福音，我们被一些民运人士取笑，说我们丧失了斗志；我们被一些宗教人士排斥，说我们关心政治；我们被一些官方人士污蔑，说我们要颠覆政府。我们不为之所动，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为主传福音。
在杨毓东牧师被赶出缸瓦市教堂这个事件中，我们帮助了杨毓东牧师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受到“三自”的记恨。1995年至1997年我和刘凤钢、高峰被劳动教养，罪名是书写《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释放后，我们时常受到警察的监视、有时还被软禁，但是我们没有停止聚会，没有停止为主传福音。由于我们曾为主坐过牢，很多弟兄姊妹、朋友关心我们，不少的弟兄姊妹、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虽然在一些敏感日子里，我们的聚会曾受到警察的拦阻，但是警察不会说“不许办基督教家庭聚会”这样话，不会让我们抓住这样的“话柄”，我们的家庭聚会一般都能坚持下来。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4：18-19）。作为基督徒，我们理应效法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关心穷人，帮助穷人。我们要向贫穷的老百姓传福音，使贫穷的老百姓认识到，只有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耶稣基督，才能真正地解救我们这些贫穷的老百姓。多年来，我们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时常是尽自己的能力关心、帮助这些在苦难中的老百姓，同时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向他们传福音。事实上我们也是贫穷的老百姓，我们也时常处于苦难之中。
2003年4月10日，在城市拆迁中，我家也被强拆了，我和妻子曾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为了维护自己权益，为了维护广大老百姓的权益，我曾写过一些文章，曾到过各级政府机关去上访，还曾到过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在上访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上访维权者，其中一些人还为此坐牢，如叶国柱、叶国强、刘安军后来因上访维权被判刑了，华惠棋、双淑英是我多年的主内肢体后来也因上访维权也被判刑了，王玲近来也被劳动教养了。上访维权者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在默默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为此我曾写过《默默的百姓维权运动》。这些上访维权者，他们需要上帝的爱，需要教会的爱，需要弟兄姊妹的爱。
面对拆迁中的野蛮想象，我母亲病倒了，一直处于病危之中。作为儿子，同时又是医生，我必须照顾自己的母亲。那一段时间，我真得很累，我的母亲住院治疗，白天我是医生，要诊治各种病人；晚上我是陪住家属，睡在母亲的床边。那一段时间，我也是真得很难，我的母亲没有公费医疗，医疗费用又很贵，家里的积蓄又不多，有时不得不为药费犯难，有一次因为没有钱买药，妻子坐的马路边上直哭。面对艰难，我们只有单单地求靠我们的主耶稣。
为了母亲的疾病，我们不得不省吃简用，减少各种花消。我家被强拆后，没有钱在外边租房子，不得不借住我的一个朋友家中，朋友的家住在一个新闻单位的家属院里，这个朋友也在这个新闻单位工作。我住在这里，我真怕警察来找我，到这里跟踪我、监视我，这样会给这个朋友带来极大的麻烦。人家不关心政治，更不参与政治，只是看到我的艰难，才来帮助我，我不能给人家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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