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民生的抗争是中国政体改造不可或缺的宝贝--与徐友渔先生谈民生民权(蒋品超心情点滴) /蒋品超文集

之所以说是一党专制是一个畸形专制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中它注定不会如农业形态下的封建专制的正统----皇权专制长久的经历皇权专制完备的 “诞生-成熟-衰老-死亡”的过程, 它只是由农业形态下的皇权专制走向工业甚至信息形态下的民主政体的过渡时期的短暂的特有专制社会形态, 它先天的专制民主含混不清的畸形特质注定它不会在人类历史中存活长久.

但即使它是一个畸形的专制形态, 它依然是一个新的生命体. 它诞生之后, 由于1989没成功的促使它夭折, 如其他所有生命体一样, 如果中途再没有另一种足够大的力量强迫它夭折,它也会完备的走完相对于它的“走向成熟-成熟-垂老-死亡” 这个完整的生死过程.

人们常常谈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而世界上所有延续至今的古国的历史都是一部专制史. 正因如此, 中国有着它最成熟最完备的专制文化. 我常常想, 如果中国在1949建立了民主体制, 对于中国百姓自然是幸事, 但对于造就这民主体制的文化而言, 它还是中华文化吗?

所以, 作为地球人类专制文化的经典与标本, 中华文化既然具有最成熟性与最完备性, 那么作为人类专制文化的另一个品种----“一党专制” , 它似乎注定了不会不经历. 所谓悠久的古国似乎本就会带着它文化的沉疴来让中华文化必然经历皇权专制﹑宦官专制﹑一党专制等等一类类专制品种的蹂躏. 所以, 1949之后, 文化的宿命似乎注定了中国非经历一党专制才足以构成它整个专制文化的完备不可.

悠久庞杂的专制文化带着它的庞杂悠久在中国历史每一次选择的紧要关头都适时的将它最纯种最当时的专制品种带给了中国. 从清帝到蒋介石﹑毛泽东,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一次意外也没有. 而作为中华文化的异类孙中山----民主, 则在历史的选择中毫无争议的出局. 看似偶然, 实则是一种必然. 尽管今天看来, 西学已经且正在全面颠覆古老的所谓中学, 但即使这样, 在悠久而庞大的中华文化大背景下, 依然是坚实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观念主导. 外来文化在改变古老中国的文化演进史中, 宛如一个痴情暴烈磅礴大气的女子, 演出了一幕幕凄美惨烈荡气回肠也卓有成效的壮剧.

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专制的文化史! 有研究中国儒家文化或佛教文化的朋友辨说, 儒家文化或佛教文化是开放文化, 有民主的因素. 然而在开放的有民主因素的儒家文化或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整个中华文化过程中, 中国各个朝代或时期都是专制形态. 树结出的是桃子, 我们不可以把结出桃子的树认作李树.

现在, 专制死去, 民主诞生, 中国文化这棵结专制桃子的桃树随着地球人类文化的演化正在被慢慢嫁接, 希望有一天它能变成结民主李子的李树.

而我们同时应该清楚的知道, 中国现今的特有文化----一党专制, 它是以皇权专制为基, 而比皇权专制更彻底更完备的剥夺了中国百姓的物质权益, 其中最重要一项----土地之后建立起来的. 而据已无数次历经沧桑走向繁茂的中华专制文化的特性, 这一次它若要变成结李子的李树, 如同它曾一次次逐渐变成结最成熟的桃子的桃树不是从天而降临空而生一样, 专制的桃树不会凭空夭亡, 民主的李树也不会横空茂盛.

上面长篇累牍谈了这些, 其实之所以写此感受是缘于有朋友传来徐友渔先生的<不谈民权谈民生，等于谈养猪>一文. 随文朋友还附上了短语: “徐友渔教授说的正确. 目前中国最迫切的是民权, 有了民权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生.” 显然朋友是在提醒我关于我对民生的倡导走入了误区.

的确, 我一直以来倡导: “反思历史, 关注政治, 悲悯民生.” 所强调的重点在民生. 而我要说, 民权当然太重要. 而依我对中国文化特性自己的粗浅体会, 我觉得中华专制文化这一次的寿终正寝脱胎换骨也依然会以它自身的秉性, 慢条斯理, 循序渐进, 不会跳跃如美利坚文化一样突兀, 凭空降生民主. 超前享受的美利坚民族不只是对于物质的态度乐于超前, 跟他们尚不知未来如何就建构起分立三权一样, 他们对于科学与社会形态的态度也充分体现出超验超前. 而这尚不是, 至少还有相当长时间不是保守实际 “摸着石子过河” 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品质.

有着中华专制文化源远流长的沉重背景的中国, 这一次凤凰涅磐, 烈火新生, 全然在于随地球现代文明汹涌而来的综合因由的逼迫. 它的未来政体会沿一党专制得以建立的次序慢慢退去 (死去) 而建起 (生出) 民权.

我觉得它首先退出的就是它剥夺的物质, 其中最重要的即标志性的是土地 (即民生的支柱), 然后才是文化自身( 民权是一种观念. 当民权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时, 它就不再仅仅是人们用以抗争的工具, 而是一种文化). ----我必须承认, 我不是如王丹, 胡平, 军涛, 晓波, 奎德, 国标, 红冰, 破空等优秀的民主人士一样会是很好的理论家, 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常常是凭感觉. 如果有人非要我对我的观点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这会让我很吃力. 我苦恼我的经历没让我如我前面这些朋友幸运, 能有进行理论修养的机会. 然而有时候我这样想, 理性和理论在有序的社会发展中可能可以起前瞻的主导作用, 进而促成社会发挥无穷的潜能. 而如果一个社会处于僵化无序的变革时期, 它的发展往往可能很难让理性或者理论操控, 而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凭观察, 凭感觉. 就我认为, 目前的中国尽管就世态表面而言看起来是在稳定发展, 而就其内在的社会结构而言其实正处在僵化无序去向不明的变革之中.

因此, 就物质决定意识的朴素道理, 我感觉中国的这一次变革是从民生到民权的变革. 这种感觉关键来自于我对中国百姓的现实处境, 以及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现状的观察.

首先, 深受中国专制文化体制现实危害的中国底层百姓, 他们处在专制文化的边缘, 对文化无能为力. 文化让他们处在衣食住行无尽的折腾中, 每天面对的尽是冷冰冰的物质关系, 毫无主动权. 他们是专制文化的被动者. 而惟其如此, 他们最接近具体的物质, 生活就在物质之中, 受着专制文化导致的扭曲的物质关系的逼迫, 最深切的感受着专制文化的威胁. 他们对于失去的物质迫切地需要拥有. 对于落后的体制, 他们是第一线的受害者与最真诚的改革渴望者. 他们对文化无能为力, 但他们通过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对被文化扭曲的物质关系进行反抗, 即对民生的争取, 迫使残酷的文化作出反映. 而他们的争取正是中国一种朴素而新型的民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中国现时一部维权运动史实际上是中国百姓争取物质尤其土地权的民生史, 同时也是一部民权思想的构建推广史.

其次, 中国专制文化不可能出现守法的华盛顿和变革的叶利钦. 受中华专制文化精神观念影响至深的中国上层建筑, 他们把持着社会现实文化不容争辩的生杀予取大权, 决定了他们对落后的意识形态具有宿命的盲点与惰性. 而深奥繁杂神密莫测的组织关系也决定了其中无人敢轻举妄动. 即使有些人有做清官施恩于民的思想, 但他们对于百姓的疾苦只是隔雾观花, 没有切肤之痛, 不知道体制改革给民以权真正的逼迫, 更难于去将民权思想形成一种文化, 变成社会的生活形态.----其实就我看来, 中国专制文化常常也因此表现为一种得过且过文化. 得益于没有动荡而自然繁荣起来的中国现今经济就是明证. 中国成熟专制文化的这种无法适应新形式的被动性决定了它注定只有接受来自被文化边缘而被困于物质的底层的挑战才会作实质的反映, 进行变革.

而此刻中国的百姓已经在富人阶层面前实在太苦了! 就如一位已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地产商所说, “不能再赚下去了, 那实在太昧良心.” ----得到了利益的富人们自己都感到了内心不安. 现时太多的事实陈述着中国百姓反抗的走投无路与被逼无奈. 正因如此, 对现时弱势百姓的怜悯已足够构成对建立富于民权的新体制的道义支撑. 我想, 在这样的悲情与道义支柱之下, 中国政府如果还以过去的老一套游戏, 如此刻关一个郭飞雄, 高智晟, 捉一个胡佳, 以备作日后与国际社会谈判的筹码或者其他目的, 而不思归还地权改善民生落实民权, 它将会错过千载难逢的建立功业的大好时机.

所以, 我觉得在百姓争取地权的过程中痛惜民生归还地权落实民权是中国现今政治的聪明之举, 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如文革时期人群之间相互倾盲目轧争执的重复, 而是一个社会的新秩序新生命在建立. 如果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他应该知道一旦一个新秩序新生命建立, 日后要更改其运行过程将远比此时的阵痛要大得多, 就如1949若能建立民主政体中国将不会发生1989与1997的人间惨剧一样.

我呼吁有远见的政治家, 要珍惜眼前这些来自受困于物质的抗争, 以及为这些抗争代言的行为. 他们是中国改善民生落实民权推行改革实现新型政体不可或缺的宝贝, 是他们在把最实际最实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症结以第一手资料的形式在提供给你们. 他们的行为所暴露的远远真实于你们通过行政方式所获得的. 他们的呐喊所提出的最大可能就是你们的蓝图最需要实行的.

2008-1-5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