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权力和制度为观察对象，如果这个对象就是中共的地盘和领地，那么，今天的中共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在中国的地盘和领地已经今非昔比。中共已经是丧权败党，已经是无颜见其残暴与专制的祖宗毛泽东及其以杀戮同胞为光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他们有什么资格谈爱国主义、谈民族主义，谈中国传统、谈和谐、谈仁政。）。中共的“专制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中共的一党专制也将和中国历代的垄断权力的专制政权一个样，最终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还政于民。
   中国正在发生宪政、民主、共和的革命。革命，这个话语的现实语义也不用非要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词语里去苦苦寻找（某种意义上，这种寻找之于灾难深重的中国现实，也是一种书卷气的误导），用不着远大和空泛。中共中国的现实就是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就是索回人的尊严，就是要有口饭吃，就是不被剥夺、不被专制，就是革除暴政。
   21世纪，中国的目标是一个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理论上，走向这个目标可以有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径。但是，实际上改良的路是被8千万中共官僚集团的私欲堵死了的。中国的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目标，只剩下一条道路，就是革命。中国思想文化界曾经有一种思想见解叫做“告别革命论”。“告别革命论”是一种书斋里的思维游戏和话语游戏，这类游戏的专利叫做“中国文人制造”。这一不伦不类的中国特色的思维游戏和话语游戏，只能出产在中共中国，和中共中国的知识分子。“告别革命论”除了是中共治下的知识人的犬儒和软骨的奴性心态之外，也有认识上的白内障原因，是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都闭上了眼睛。不错，中共夺取政权的“革命”，确实是中国有史以来杀害的人最多、社会最动荡的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有社会关怀的中国人，也担忧中共夺取政权的这种“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而且也担忧新政权也象中共这样专制和残暴贪婪。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中共的这种暴力夺取政权、暴力“革命”，只是中共的特例，不是一种普遍必然现象。辛亥革命的几声枪声，就结束了满清帝国。中共的暴力“革命”是与中共的性质决定的。废除中共一党专制暴政，除了中共的这种暴力“革命”之外，应该还有诸如街头革命、宫廷革命、武昌首义之类和平革命。为什么中国的宪政、民主、共和革命就不会是这类革命？
   中国已经汹涌革命的社会思潮，从现实到思潮，从思潮到思想，再从思想回到现实，革命已经作为中国人生存要求和实践，已经是中共中国的民众的别无选择的选择。
   从被占有被剥夺到维权，从维权到革命，这是历史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72村4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是这个逻辑的现实呈现，也印证了这一逻辑。中共不会在这个逻辑之外。中共逃不掉这个逻辑。中共政权及其官僚集团，遭遇的既是历史的和政治的抛弃，也遭遇中国最大最实在的现实政治力量的农民的抛弃。就一场革命讲，市民阶层市民板块的革命也是决定性力量，但鉴于专制的强大，革命的成功，又必须联动中国的农民阶层。中国革命，中国的市民阶层已经开始觉醒和行动，中国的农民阶层也已经跟上。

   《公告》是这样宣布土地所有权的：“我们是黑龙江省富锦市长安镇、兴隆岗镇、头林镇等10个镇72个行政村4万农民。对自1994年以来富锦市各级官员以国家建设需要为借口强行低价收走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属公告如下：一、我们72个行政村4万农民，对该150万亩土地拥有所有权。以村为范围，以农户为单位，原被侵占的集体土地全部划归全体村民平等占有。”
   《公告》的直接原因，是不堪忍受自1994年以来富锦市各级官员以国家建设需要为借口强行低价收走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剥夺，是索回土地所有权。“各级官员”是什么？就是中共官僚集团。中共官僚集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政权，既不是民选的政权，也没有宪法约束。这个政权没有宪政、民主、法治和人权。于是，中共官员的私欲膨胀，社会腐败横行。
   《公告》的背景原因是中国近几年来的全国性的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这些维权运动又缘于包括民运人士和体制内改革派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缘于整个中国民众反暴政的意识已经觉醒，缘于中共暴政的气数已尽。《公告》的公开宣布土地所有权，是
   从现象看，《公告》的农民兄弟们公开宣布要回土地所有权，罢免一个村长，只是针对官商勾结强占土地的中共官员和不法商人，事件与对象都是具体的，好像是就事论事，好像就是一个具体的维权行动。其实不然。其伟大的政治意义已经是直接对准一个制度和政权，直接对准中共名义上的土地国有制、实际上的土地党有制，是向一个制度和寄生于该制度上的政权宣战。《公告》的农民兄弟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人们会象记住陈胜、吴广一样记住他们。陈胜、吴广反抗的是暴政，他们反抗的也是暴政；陈胜、吴广是为了活命，他们也是为了活命；陈胜、吴广是暴力起义，他们是和平起义；陈胜、吴广是“帝王将相宁有种在乎？”，他们追求的是公民权利。和历史上诸多革命发生的偶然原因一样，一个偶然的原因，就会埋葬一个没有民意支持的专制政权。《公告》也是出现于具体的中共官员和不法商人勾结强占土地的偶然原因。但中共官员寄生的是一党专制政权，一党专制政权寄生的又是土地国有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制造的自然环境灾难和社会灾难、人权灾难，罄竹难书。
   中国百多年来的革命，都是以土地革命为重头戏，兼及国体和政体的改变。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发动力，既是策略也是目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是认可现实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然后按质定价，然后由国家出钱购买，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一种和平分配、契约分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尊重同胞的人格和人权的分配。与之相比，毛泽东的是“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是暴力和屠杀，是专制和控制的手段与目的。
   革命可以这样定位，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必一定要用历史主义、进化论之类作为思想指导。也一定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理论框架和内核，可以重新吸取康德的权利正义资源、汤武革命的道德资源。应该是凡是向往中国宪政的都可以，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必，推翻暴政建立宪政、尊重和保护中国人的人格与人权，就是革命。
   黑龙江富锦市的4万农民，公开向一个土地国有制（实际是党有制）的政权索回土地所有权。这无疑是与虎谋皮。其中隐含的危险又是明白的：血腥镇压。我实在为富锦市的4万农民的生命担忧。公开向一个土地国有制（实际是党有制）的政权索回土地所有权，这已经不仅仅是维权，而是货真价实的革命。面对这一革命，中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镇压，要么默认。如果是镇压，就会激发全国民众的愤怒、同仇敌忾，就会引致一场全社会的动乱。最后，就会以动乱埋葬一党专制；如果是默认，就会激发全国农民们的仿效，全国性的索回土地所有权，就会引致一场全社会的一场和平的土地革命，最终也是瓦解一党专制。无论哪一种选择，中共一党专制的终结都不会太远了。
   在政治上，革命就是拒绝现有的政权或者制度。无论单个拒绝或者政权和制度全拒绝，就是革命。在拒绝的方式上，和平的拒绝或者非和平的拒绝，都是革命。和革命比较，维权的前提是制度及政权是合法的，所维之权是政策层面、执行层面和次一级制度层面发生的政治事件。这也是中国的维权活动的实质与一些法治国家的维权活动实质不同之处。土地所有制制度是制度的根本层面，黑龙江富锦市的4万农民索回土地所有权，是革命，而非仅仅是维权。
   从维权到革命，在中国已经开始。中国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
   
   2007年12月14日于贵阳
   
   (首发《自由圣火》07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