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案翻不得！（修正稿）

   面对战争，历代王朝一般会分为主战主和两大派，面对汪精卫，专家学者网友枭友也分为肯定否定两大派。肯定派有林思云、老枭、茅于轼、党治国、李对龙等。茅老在《照顾百姓的利害与忠君爱国》中表明了民众重于君国的观点，认为应用这样的一个新的观点、原则和道德标准去观照历史现象衡量人物功罪；林思云则根据中日各种比较真实的资料，作了一篇《真实的汪精卫》，澄清了许多史实，还原了汪氏真貌，从中可见汪氏谋和而非降、议和而非叛，以客观事实印证汪氏的爱民救国之苦心。

   老枭因读汪氏诗词遗书及相关材料，大起敬仰之心，乃结合汪精卫其诗其文其事其行，对汪氏一生进行严密深入的逻辑分析，再结合其妻其部属同道及当时一些大文化人对他的评价论断，从汪精卫身上发掘出一种贯穿其一生的汪精卫精神：反对专制的革命精神、民生至上的爱民精神、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视死如归牺牲精神、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勇于担当的圣贤精神等等，撰成《还我汪精卫》等系列枭文。

   后人对汪精卫“投敌”原因的很多分析，或认为是汪懦弱自卑性格和民族失败主义发展的结果，或认为汪缺乏民族骨气，缺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或认为企图夺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或认为反共、媚日、对抗战缺乏信心以及个人权力欲望的恶性发展等所致。参照汪精卫生平事迹和涵养，统统不合逻辑，尽为枭文所破！

   但汪氏内圣与外王、道德与事功未能两全，作为争议极大的历史悲剧人物，不是一个可以普及的学习榜样。对汪氏的推崇，应限于道德方面及个体层面，不宜推动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为汪氏平反翻案。担心出偏，曾转发川歌兄批评我的公开信，以起“中和”作用。进一步精思之后，自认为还有专文纠偏的必要。汪精卫身上牵涉到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汪精卫公开平反不得，其曲线救国行为他人也学习不得，以免无意迎合了当前贬低民族英雄、平反汉奸降将之潮流，同时还有下例重大理由：

   首先，我信得过汪氏道德的高尚和救国的真诚，但愿望与效果未必一致，道德与功业未成正比。古人云：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道，但对于历史人物，论心更须论迹。汪氏一生行为，早年革命晚年和平，抗战中前期主战后来主和，都是为了民众民族的利益，但无论为重庆政府赢得多大喘息、抗战之机，为沦陷区民众争得多少生活、安全保障，他的和平运动对民心士气的打击亦是极为沉重的。正面效应理当考虑，负面作用焉能勿略？利弊功过如何，心迹相应多少，错综复杂，实所难言。汪氏晚年曲线救国的客观实效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主观愿望，需要根据各种可靠的史实资料进行详细分析。由于涉及的史实太多，许多真相恐怕仍在中国绝秘档案中甚至已被销毁，这样的工作远不是我个人目前胜任得了的。

   所以我在《除却精卫不是鸟！》中已指出：除却巫山不是云，除却精卫不是鸟，汪精卫式的议和，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汪精卫不是别人可以学、能够学的。曲线救国之举，纵然出发点是好的，效果后果亦甚堪虞，于民于国的功过祸福，殊为难言，其中分寸火候，把握极难！何况道德难证，动机难测，世间打着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旗帜谋取一己一党之私的家伙还少吗！

   其次，佛法讲当机说法，医者讲对症下药，儒家讲守经通权，讲化成天下，这个“化”字，可深长思。关于汪氏的系列枭文，旨在澄清一些旧史实，提供一个新角度，让一些文化人透过国共两党布下的迷障，对汪氏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但陈义过高又公开讨论，欲速则不达矣。当代中国是非不明、思想混乱、道德堕落、斯文扫地，都已达于极点，宣传汪精卫精神，已不切时代之实，为汪精卫平反，更不当历史之机。曲线救国，极易成为毫无“救国”之心、徒见“曲线”之迹的汉奸国贼的借口。

   能让国者,儒家所赞美；立善立德，立君为众,更是儒家所赞美。前者体现了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后者体现了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但是，宋宣公不将国传其子而让其弟,其弟亦不传其子而返国兄之子,可谓能让；卫人立晋, 卫宣公依民意而立，可谓贤者在位，《春秋》都认为不对，不可效法。《春秋》将社会分为“继乱世”、“升平世”和“大同世”三种形态，在“据乱世”，君主和官员皆世袭；在“升平世”，只有君主可以世袭；在“大同世”，“天下为公”，君主与官员都不能世袭。选贤与能的选举制是太平制,不宜于春秋乱世实行，不然，会给乱臣贼子提供了惑民篡国、借公行私的借口，流弊所及，后患无穷，民无宁日，国无宁日。故《春秋》立嫡子继承制,规定君位传子不传弟,立正不立贤，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同样道理，汪精卫精神，目前完全没有普及的可能和必要，不宜在普罗大众中学习宣传，只能与一二大德大儒于孤峰顶上书房之中参证，供极少数上根利智自励自勉。在大同理想实现之前，汪精卫平反不得，骤然行之，汪氏真精神未能得到弘扬，反会造成思想混乱，产生导向错误，助长历史研究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太过超前，流弊不可胜言。

   公开平反汪氏，极易出现偏差甚至导向反面，极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或成为自甘堕落的遁词，为那些向邪恶投降，与特权合污者提供了堂皇的名义。例如，某些体制内官员自称为民为国忍辱负重，俨然是在“曲线救民”、“曲线反　x”、“曲线求民主”。我要在此指出，没有“引刀成一快”的精神，没有汪氏一生种种行为的高洁仁义，就不具备“曲线救国”的资格。故汪精卫绝非现时官僚有的效仿对象，主客观完全没有可比性。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不论朝野人物，更重要的严夷夏之辨，严义利之辩，严王霸之辩，也就是在马列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民主大义与一党私利之间、宪政王道与苛政霸道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中国人“曲”得太普遍太太持久了，正直已成为稀有品格。现在需要的是“直”起脊梁来，直行正道、直节劲气、直言谠议、直线救民、直线救己、直线民主。有人以“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相劝，我告诉他，这话圣人可以说，我辈不可以说，没资格。这么说，等于避凶怕祸，逃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责任。

   最后，汪氏政权特务横行，暗杀成风，这一点特别令人厌恶。这固然是国民党政府的老毛病（汪氏自己两遭暗杀，深受暗杀之风的毒害），蒋氏政府有以启之，非汪氏初衷，但汪氏作为汪政府最高领导，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我为汪辨诬时很不应该地忽略了这一大疵。

   综上所述，汪精卫问题目前还不宜公开讨论，更不宜进行政治性社会性平反。我爱屋及乌，崇之太过，强为之辨，徒增混乱，实乃世智未圆所致。孔子反对片面极端，认为“过犹不及”，认为舜之所以是大知（通智），除了好问好察隐恶扬善外，主要是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之道。衡以圣言，实深惭惶。

   此文纠偏，主要是出于上述“技术”层面的考虑，又主要是针对《还我汪精卫！》中这段话：“将泼在汪精卫身上的污泥浊水加以清洗，还先生一个公道，还历史一个公正，从而恢复历史中的正义，现在是时候了。把真实的汪精卫还给我，还给历史，还给中国！”我不应该如此疾呼也。当然，略纠“局部”、“技术”之偏，并不影响我整体上对汪精卫内在道德精神的崇敬。我坚信，汪氏先主战后主和，侧重点不同，出发点都是国民和国家的利益，其主观上救亡图存的真诚性无可置疑，如李对龙《汪精卫“任伪”评议》中所说：誓死卫国的将士值得敬重，忍辱负重的汪精卫同样值得敬重！对汪氏有关史实和动机的判断可以见仁见智，在对国奸民贼的痛恨上，我与骂汪者是一致的。

   还需说明的是，愚众的好恶可以不予理睬，朋友言之成理的意见则必须尊重。针对汪精卫问题，茅于轼、党治国、川歌、草根、心魔、憨豆、白草、夏雨、陈冰、振标等都提出过很有价值和深度的意见，不论支持或反对，于我都大有裨益。世道大衰，师友之风颓然不振已久，诸君直言，不愧益友，何幸如之？特此鸣谢。

   但对于那种高踞道德法庭，上纲上线地戴我以汉奸、走狗之类高帽者，则令我齿冷。就算有人为历史上的某个真汉奸如秦桧之流辨解，也不过是“抚哭叛徒的吊客”，最多“认识糊涂”犯了“思想错误”，一般情况下与道德人格无涉，更非卖国求荣，何况我老枭？别说卖国，便是真的要我自污名节“曲线救国”，我也干不来！我泡妞也好反党也好，从来是直来直去！

   首发2006、4.17《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2006-4-17东海一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