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时期，中国人对官员和官僚机构最恭敬，而平民可以不在乎军人。中国这个民族讲究实际，军人与平民的生活隔离，在和平时期并不能影响平民的生活。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军队与政治有太密切的关系，政治弄脏了中国的军队。军队是一个政治的工具，是为中央政权或者权力大佬看门护院的狗。中国人对那些为公众做出牺牲的人也能表达一些同情和敬佩，但这种人里面几乎没有军人。北京和西藏是1989年遭受军人蹂躏的地区，这两个地方的人民大概在将后很长时间培养不出对军人的好感，类似的地区还有新疆，还有曾经因为伸张正义和自身权利而出现过“骚乱”的地区。中国人也讨厌警察的腐败，但警察侵犯平民的利益一般出于自利，这是能够被理解的，而且，警察侵犯平民的利益不会过于严重，警察多少还能受到一些制约。而军人造成的伤害是深重的，它意味着大量的人口伤亡，而且受伤害的人永远只能把怨气埋藏在心中。警察的行为往往被理解成个人行为，至少一个特别坏的警察可以从一群警察中区别出来。军队被认为是一个整体，受到伤害的人不知道是哪一个军人施加了伤害，只知道是军队施加了伤害。民主国家不会轻易动用军队来解决国内的冲突。特别不允许政客用军队来达到一个政治目的。这非常危险，有可能培养军人干政的独裁，也有可能培养滥用军队的独裁。这些肯定会使民主和自由受到威胁。而且动用军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冲突，军队压制不能使人们从心灵上得到和解。和平的对抗、表达意愿、示威都比军队压制有利于冲突双方的充分交流。军队的伤害扩大了人群之间的裂痕。在集权国家，军队的使用比较频繁，而且军队常会弹压多数人的意愿。这些人虽然被军队压服，但并不心服。如果说军队起到了作用，恢复了社会的平静，它至少还有一个后果，增加了一群人对军队的仇恨。
   中国军队既然成为政治的工具，就会被迫做肮脏的事：屠杀平民、屠杀对政权不满的异己分子。政治有多肮脏，军队就有多肮脏。军人甚至比政客更肮脏：它总是扮演社会最坏的角色，它是在政治手段失败后中央政权所做的最后一搏。中国军队没有国家化，它就不能享受保卫祖国的荣耀。它与政权联系在一起，它注定与政权一起堕落，不能坚守军人的荣誉。
   中国军队内部也是一个官僚系统，军官贪污腐败甚至超过行政官僚系统，克扣军饷从来就是中国军队的痼疾，这也常常导致军队内部哗变。军队本来应该保护平民，但中国平民受军队之害常常超过侵略者和境内的土匪。他们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远甚于侵略者和土匪。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一些地方曾有这样的民谣：盼中央（军），盼中央（军），中央（军）来了更糟殃。1940年，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在中国河南发生了战争。这个地区本来已遭受严重的旱灾，但中国军队仍征收重税，甚至公开抢掠农民的财产，导致许多人饿死。而日本军队打开军粮库，救济灾民。当地的平民甘愿冒险为日本军队的伤兵提供救护服务，而根本不管中国军队伤兵的死活。中国军队一线的官兵经过克扣，常常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是常有的。在物质资源短缺的状态下，被欺骗愚弄过的官兵也很难保持荣誉。他们很实际，如果有机会，他们趁战乱之际发泄长期积郁的不满，大捞一把。这时，没有组织的平民就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中央政权希望军队听话。军队是一支毁灭的力量，中央政权总是努力地驾驭这个力量。一种方法是向军队灌输中央政权或权力大佬需要的荣誉感。共产党的宣传媒体有时把军队描述成“祖国的钢铁长城”、“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求军人有高出平民的优越感。这样做可能有短暂的效果。但是，如果失去监督的制约，军人照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1989年的北京，有些资料显示，军人不只是向军事目标射击，也四处乱射。这再次印证了中国历史已经反复印证的一个真理：中国军队是一支让平民感到恐惧的武装力量。
   中央政权把军队吹捧得很崇高，但却并不尊重军队。一个人可以对看门护院的狗很优待，常常夸奖他的狗，却总不会把狗当成一个人来尊重。中央政权对待军队，就像狗的主人对待狗一样。

   因为资源补给不足，还因为在和平时期对军人的亏待，中央政权需要军队来稳定政权时，一般会放纵军队对平民的侵权。这相当于中央政权欠了军队的债，就让军队向平民去索取。中国政权首先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定，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排在政权稳定目标的后面。
   在集权的国家，军人的士气不高。他们不知道为谁而战。而在民主国家，军人肯定是为国家而战，为保护人民而战。军人的荣誉驱使他们慷慨赴死。在中国，对军人强调最多的是服从命令和听党指挥，有时强调军队应该听某个权力大佬指挥。而在民主国家，军人知道听谁指挥，根本不需要有人做这类的教训。
   因为与政治相对疏离，民主国家的军人容易保持自身的荣誉。西方国家的军人看重荣誉，甚至把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日本军人有武士道的伦理，把军人的荣誉抬升到比生命更高的地位，生命与荣誉相比，几乎一文不值。但是，中国军人不在乎荣誉。在战场上，他们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不认为是耻辱，如果没有纪律维持，他们常会像牛群碰到天敌一样四处逃散。中国军官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是拿着手枪维持战场的秩序，逼迫手下向前冲。这也是军官地位高的原因，权力人物特别需要军官来维持军队的秩序。在中国的战争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细节：大敌当前，指挥官在阵前撒出一些金钱，提示官兵们将保证论功行赏。这类的事情在日本军队不可能发生，用金钱引诱军人是对军人的污辱。“武士道即知死之道。”血撒疆场是日本军人的宿命。
   中国的军人其实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和平时期他们的利用价值不大，很容易被忽略。当中央政权让他们上前线时，为鼓舞士气，他们会得到短暂的改善和更多的虚假承诺。在战争中，他们更加悲惨。在中国这个大国，中央政权有的是兵源，并不在乎军人的生命。中央政权在乎最后的战争胜利，并不在乎人员伤亡。
   在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政治笑话：一个中国将军接到前线战报，日本军队伤亡一千，中国军队伤亡一万，他微微一笑。接着又传来战报，日本军队伤亡一万，中国军队伤亡十万，他仍然微微一笑。过了一段时间，又传来战报，日本军队伤亡十万，中国军队伤亡一百万。这个中国将军很兴奋地断定：日本军队必败。
   中国诗人早就留下过这样的诗句：一将功成万骨枯。对战争的决策者来说，除了战争的结果，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中国军队无论是与外敌交手，还是内战，都喜欢运用人海战术。
   在中日战争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争夺统治权发动了世界上有史以来的最大内战。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都超过300万。相比于国民党，共产党在基层具有更大的动员力量。最终共产党军队用集中兵力的人海战术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共产党军队又一次动用了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有两个基本条件：有取之不尽的兵源，士兵的生命不被看重。中国无疑具备这两个条件。
   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权可以调动成千上万的青壮年修筑公路和铁路。不用付工资，只要让他们吃饱；在工程危险的环节，不需要讨价还价而只要下命令。工程作业可以不考虑人命的代价，只要把这种人的死亡称为“牺牲”，并给他们的家属发一本烈士证书。当然这群青壮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工程兵。
   1860年代，华工在美国修筑铁路，也死过人，但远没有毛泽东时代中国工程兵在本国国土上修建公路、铁路的死人严重。“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政委慕生忠将军率数万名战士和民工打通了青藏公路，那条路平均每修一公里就有一个人倒下（死亡）。为修建另一条进藏通道——川藏公路，4000多名解放军官兵献出了生命。”这是官方媒体的说法。有的人估计，全长二千多公里的青藏公路“死人应在5万人以上”
   和平时期，为一条长长的公路或铁路，修建一公里的路程可以让一个、两个或更多的士兵死掉，这个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有这样的气魄呢？只有中国。实际上川藏公路没有达到通车条件，死在这条路上的运输兵也很多。从1966年至1998年的32年中，仅仅解放军的汽车第十八团，死在川藏线上的官兵就有653人，平均每年死20人。
   1998年，中国遭受到洪灾，一群年轻的士兵从江堤上跳进水中，抵挡洪水，以避免江堤被冲垮。中国的御用文人妙笔生花，他们把这种英勇的行为提炼成了“抗洪抢险精神”。在电视画面上，士兵用血肉之躯抵挡洪水。我没有看出这其中有中国官方媒体宣称的英雄主义。这些士兵已经不被看作人，而是被看作物。如果事先准备好了抗洪的物资，效用也会比这些年轻人的身体好得多。这些跳进水中的年轻士兵只是抗洪救灾物资没有准备时的应急替代品。他们很多人被洪水冲走了，死亡的官兵一般估计在2000人以上。也许他们的尸体也没有被打捞，流进了大海。
   我知道许多江堤边生活的平民对这些被洪水卷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感激，只是惋惜。他们死得太没有价值。有哪个国家的中央政权宁愿在修建江堤或防汛时疏忽，一遇到江堤上的险情就让处于青春年华的军人去送死呢？只有中国的中央政权有这样的气魄。

此文于2008年03月2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