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洗牌：军队2

按照制度，中央军委实际上是军队的最高指挥。两个中央军委的短期共存毕竟包含了风险：它们可能存在冲突。到现在为止，这种冲突还没有发生过，但将来却有发生的可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大佬争夺权力的斗争特别激烈，换届是权力争斗的关键时期。中国权力斗争的重点就是军权的争夺，两个“中央军委”肯定各由新旧权力大佬把持，可能会成为新旧权力大佬各自的权力争斗的阵地。这时，军队到底听从哪个“中央军委”的指挥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宪法规定的，又产生在代表人民的全国人大，全国人大也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解放军又自称是人民的军队，军队应该听从这个中央军委的指挥。而共产党在中国已有长久的执政基础，中国宪法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它甚至能领导全国人大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从没有改变的教条。

在中国宪法中，对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有任期限制，他们都不能连续超过两届，也就是10年。如果把正式换届前可能发生代理的时间算在内，也不会超过15年。中国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也有同样的任期限制，但对“中央军委主席”却没有进行任期限制。

共产党历来的党章也没有对共产党的中央军委主席进行任职时间的限制。迄今为止，所有的军委主席都不是在任期满后的换届选举中交出权力，这并不正常。

这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以军权控制党权、政权留下的遗迹，也为中国将来的政治留下了隐患。

毛泽东在死前一直是共产党的主席（现在改称为总书记），也一直控制了军队，军权与党权的分离并不严重。

1981年，华国锋同时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后，这两个职务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担任，胡耀邦甚至没有进入中央军委。党权与军权出现了分离。军权对党权的控制超过党权对军权的控制，党的领导人与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发生冲突后，党的领导人就得让位。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职，接替胡耀邦的赵紫阳也以同样的原因得到同样的结果。赵紫阳没有提出辞职，他是被撤职的。1987年，赵紫阳进入了中央军委，他作为党的总书记兼任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1987年第一次设立的，大约是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还看重党的总书记这一身份。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是相当于中央军委主席接班人的角色。

在邓小平时期，共产党1982年的党章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这显然是对邓小平的迁就，邓小平当时正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他顺利地做上了共产党的中央军委主席。1987年邓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他没有担任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却仍然是中央军委主席。党章因此做了修改，共产党的中央军委主席要求是政治局常委的条件被删除。到现在为止，只要有中央委员会决定，谁都能做共产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2002年11月5日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做了接近两年的中央军委主席。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换届中，如果新上任的总书记没有兼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般认为还没有实现权力的全部交接。党的总书记被中央军委主席废黜的可能会发生。

在党权与军权分离时，军队可能会茫然。官方的宣传号召军队听从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命令，有时号召军队听从党的领导。这些宣传都符合共产党的教条，但它们有不同的偏向，党权军权的分离使军队没有明确的主人，这自然会诱发权力大佬的一阵角斗。

中国人对所属的关系网的忠诚超过对所属组织的忠诚。中央军委主席如果没有得到主要军头的支持，几乎没有权力。掌握军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在“中央军委”中的任职，而在于对军队的控制和能不能得到军队的支持。毛泽东在临死前，交给了华国锋党、政、军的权力，但华国锋的资历太浅，他没有得到军头们的支持。结果导致他失去了军权。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从官僚体系爬上权力高位的，与军队的渊源不深。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力与过去领导人根本不能相比。军事对他们也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们也不熟悉如何去控制。江泽民做了十四年的中央军委主席，提升了大量的军官，还大大扩充了亲近于他的武警部队。在两任总书记做完后，他仍然没有将中央军委主席做完三任，中途辞职，展现了“高风亮节”。他辞职时，身体还利索，但他似乎很快就失去了在军队的影响力。

在日本和西方国家，一个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组织的规则，每个人都应该忠于职守，将私人关系和私人感情放弃一边。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组织成员的关系是非人格化的。中国是一个推崇私人关系的国家，中国的军队可以是国家的军队，可以是中央政权的军队，可以是共产党的军队，还可以变成领导人的私人武装。它可以为国家服务，可以为共产党政权服务，还可以成为实现领导人私人目的的工具。

中国普遍存在公物私用，用办公室的电话与情人聊天，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这类的例子在中国司空见惯。在军队，军用物资私用也不奇怪。如果有人将公共武装私用，这不难办到。在毛泽东时期，军队号召军人们做“毛（泽东）主席的好战士”时，这支军队难道不像毛泽东的私人武装吗？

现在的领导人控制军队有一定难度，但一旦控制，也很难被他人替代。一个领导人只要用心经营军队，在党内的职务任期届满后，仍能以军权操纵党权，毛泽东、邓小平的模式完全可以实现。

在民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权的权威一般会得到地方政权的认同，地方政权按照法律服从中央政权的指示。即使存在冲突，也几乎不可能动用军队强制解决。在中国，如果中央政权没有控制军队，如果地方政权有了足够抗衡中央政权的地方武装，中央集权的体系就会解体。

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一个地方官员接到中央政府的一个电话、收到一个下达命令的文件就会乖乖地照着中央政权的要求去做。当中央政权派一个办事员来下级检查时，地方官员会谄媚地奉承。是什么让中国地方政权乖乖地听从中央政权的摆布呢？

地方政权甚至被迫在中央政权的要求下，牺牲本地方的利益，即使官员们已经站在本地的利益上，他们也不得不去“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们在中央政权的命令下，对一些落后它们的地区“对口支援”。他们接受中央的安排，在洪水来临时，让本地区蓄洪，以缓解临近地区的防洪压力。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本地的资源被中央政权支配，而自己只能以“小偷”的身份窃取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如果关心本地的利益，却不得不在中央的教导下，培养和树立全局意识。他们有很多有利于本地发展的事不能做，只是因为这样做会打乱中央政权的全局安排。

地方政权也是一级政权，它们有收入，可以不依赖中央政权，它们有警察可以维护秩序。它们之所以服从中央政权，因为中央政权有军队，这是强制地方政权服从的威慑力量。

在中国，有时，逮捕一个地方官员像发动政变。中央政权以开会的名义将猎物骗过来，然后由中央政权控制的武警或军人将猎物秘密逮捕。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懦弱，而是出于谨慎。中央政权可以直接出动一小支军队在被捕官员的家里或办公室里实现逮捕。

中央政权控制地方既有胡萝卜的诱惑，更重要的是大棒的威慑。在集权的国家，总有些地方的人民不那么听任中央政权的安排。即使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因为自身利益长期地、严重地受到侵害，它们也有对中央政权不满的情绪。但它们只能无奈地服从中央政权。

地方的官员由中央政权任命，这些“空降”官员在地方行政上的权威来自中央政权。他们甚至在当地没有任何根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当地发号施令，就在于他们是中央政权的代表，当地屈从于中央政权的威力，对他们俯首贴耳。

中国算不上军事独裁的国家，毛泽东、邓小平的文官身份比军人身份更厚重一些。在红卫兵运动过后的1968年，官僚体系受到冲击。以后大约十年，中国社会实行过广泛的军事管制。但这种军事管制不是军队单独实行，而是实行“军人、工人、干部”三结合的制度。这是共产党政权军政份量最大的时期。在邓小平时期，军队被利用，但地位已一落千丈，军队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超过百万的军人被裁员，军人的待遇也大大落后于其他的群体。

但是中国与民主国家不同，军队始终是中央政权统治这个庞大国家的一张王牌。没有军队，中央政权就成了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虽然威武，却没有份量。中国处理政局动荡时使用军队的频率很高。群体骚乱，在一般国家是警察处理的范围，但中国一般动用军队。警察是地方政权控制的武装力量，它不够强大。警察更多地是维护本地的利益，而不是中央政权的利益。警察在本地生活，他们对当地人民有一定感情，不会在贯彻中央政权的指示时违背本地人民的利益太远。至少，他们不会参与屠杀本地人民。而军队正能满足中央政权的偏好。在1989年3月，中央政权在西藏实行戒严，动用的是敢打敢拼的武警部队。西藏本地警察做不出的事，这个武警部队做得出来。两个月后，中央政权在北京戒严，主角是开着坦克和军车、手持机枪的正规军人，北京的警察扮演的只是一个不那么热心配合的配角。

新疆是中国长期带有军事管制性质的地区，重要的党政大员兼任军职，没有新疆的驻军，可以肯定，这些中央政权任命的官员会被维吾尔人赶出新疆。

军队是武装力量，中央政权可以利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但军队也可能会颠覆中央政权。

民主国家的军队几乎不存在反叛的问题。民主国家选择统治者不是通过砍人头而是通过数人头，和平的投票代替了真刀实枪的格斗。军队如果推翻合法的民选的政权，人民很难认可。军队效忠国家，它与政治分离，反叛意味着遗臭万年。因为不能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反叛不可能实现。另外，民主国家的政权没有太大的诱惑力，它由多数人决定，官员受到约束，难以获取非法利益。权力可能被利益集团利用，但这有限度，掌权者并不能冒犯多数人。统治者受到制约，政治活动家和军人一样都是一种职业，和其它职业没有太多差异。发动政变推翻合法的政权对军人并没有好处。

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权力限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政府和军队都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每个人都忠于职守，而不是对上级效忠。将军很难鼓动军队发动政变，更难在政变后控制政权。

此文于2008年03月2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