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洗牌：军队1

在任何国家，军队是令人恐惧的组织。这是有严密组织的武装力量，任何个人和组织在军队面前都是弱者。军队在国家人口所占比例不大，但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它不常使用，但它具有最大的威慑力。一个国家的军队被征服，就等于这个国家被征服。统治者之所以是统治者，也在于军队。军队支持谁，谁就是统治者。军队需要供养，失去了供养，军队也就没有威力，所以军队并不是天生的威慑力量，军队可以被驯服。

军队可以维护文明，也可以毁灭文明。军队可以支撑政权，也可以推翻政权。军队可以维护正义，也可以毁灭正义。军队可以是保护人民的卫士，也可以是欺压人民的邪恶力量。

在民主国家，军人几乎不干预政治，在政治斗争保持中立。军人和工人、商人一样，是一种职业。军队的功能很简单：国防或国家的其他公共需要。民主国家的政治里没有军人的位置，投票中，一个军人和其他职业者一样，也只有一票。民主是多数的统治，军人占人口的比重很低，并不能形成影响政治的力量。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会屈从于军队，也不依赖军队，他们不需要借助军队的威慑力来为自己树威，他们被多数人选择，就已经具有权威。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一经在竞选中获胜，就自动获得授权，包括指挥军队。一个人竞选上了美国总统，就自然是美国的“三军总司令”。民主国家可以先有政权，后有军队，统治的基础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多数人的意愿。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政权都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所有的开国之主都是职业军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统帅的军队征服了其他对手，谁就是君临中国的主人。现在的共产党政权也不例外。这是一个靠“革命”起家的政权，“武装斗争”是其夺取中国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政权的创立人毛泽东点明了中国的政治定律：“枪杆子里出政权”。

权力以实力做基础。一个人的政治实力当然包括民望，但在中国，军队的支持是最有力的一张王牌。

判断一个中国领导人的实力，不能看他的职位，甚至不能看他在官僚体系中的影响力，而主要看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谁主宰了中国的军队，谁就是中国的王。

中国的军队并不经常在政治的前台，这与一些军事政变的政权不同。中国军队是一支无形的力量，平时，它只有威慑的作用。在政治斗争中，军队是作为最后一张王牌使用的，但一旦使用起来，就有决定性的威力。

在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毛泽东是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也是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两人在1960年代初发生冲突后，一次毛泽东私下对刘少奇说：“我只要伸出一根小手指，就可以把你打倒。”这好像是学龄前儿童发生争执时的玩笑话。1968年，刘少奇确实被轻易打倒了，而且死得很惨。这之前，刘少奇在党政的官僚系统内有较强的实力，甚至已经超过毛泽东。毛泽东在1966年前一段时间已经退居二线，他抱怨自己说话不管用了，一些地方官员和中央机构的官员已经不把他当作一回事，他曾抱怨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入”。1958年，毛泽东愚蠢地推动大跃进运动，导致许多人饿死，这大大影响了他在党内和社会中的威信。相反，刘少奇受到青睐。但是，毛泽东有一个刘少奇没有的优势，他从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控制，那些大老粗的将军们崇拜他，连以上军队的调动要经过他的批准。刘少奇虽然也曾在军队的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挂了一个副主席的职务，但他对军队几乎没有影响力。这样，刘少奇与毛泽东相比，仍然只有微不足道的实力。当然，刘少奇不是军人直接整死的，而是“革命群众”把他整死的。军队站在了毛泽东一边，“革命群众”在批斗他们的“国家主席”时有恃无恐。刘少奇本来也可以发动“革命群众”，至少可以用“革命群众”保护自己。刘少奇擅长用发动“革命群众”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曾多次证明具有这方面的特长。但刘少奇肯定明白，支持他的“革命群众”即使站在他一边，也会被军队镇压。

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有冲天造反的豪气：他们敢于冲击党、政机关，把以前的权势人物揪出来批斗，包括国家主席、副总理、政府部长、省委书记。甚至在“中央文革”的指示下，他们也可以冲击军队驻地。当他们在毛泽东政治谋划中失去了价值后，他们就被收服。1968年毛泽东召见北京的红卫兵“五大领袖”，这五个人还不甘心他们的命运。毛泽东已经不耐烦他们的革命热情，说出了这么一段话：“现在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在中国，这是反动派、坏人的代名词），谁就是土匪，就歼灭！”

红卫兵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造反，是因为毛泽东的支持，军队是他们的武力后援，党政机关甚至公安警察对他们也礼让三分。他们冲击军队驻地，也是因为有其他的军队做后援。如果毛泽东不支持红卫兵，他可以派军队轻易镇压。所以，一个红卫兵“领袖”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后，就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晓禾《红卫兵运动记录》《内蒙古劳动人事》社会专刊，1999年2月）

如果没有控制军队，毛泽东根本就不能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些共产党的“走资派”至少掌握了“公安机关”，这支力量就足够制伏那些揪斗“走资派”的造反派。“走资派”们之所以甘愿受擒，就在于他们害怕军队的镇压。如果“走资派”们胆敢与毛泽东的红卫兵较量，军队会成为收拾“走资派”的力量，“走资派”们的结局将更惨。

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另一个接班人，他缺乏亲和力，在权贵圈子的舞会上，女孩们不愿同他跳舞，他并不计较。他有极强的自尊，但他能宽容别人。如果有人在政治斗争中整到他的头上，他就会成为一个武士。他体弱多病，很少参加党政活动，有很大的禁欲倾向，不像共产党的其他权贵那样热衷于权势、女人和享乐。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在官僚系统中，他几乎不存在，但在崇尚革命的军队中，他有影响力。毛泽东可以不把刘少奇当回事，对林彪却很敬畏。林彪属于毛泽东的“嫡系”，是毛泽东对付其他政敌的王牌，也是毛泽东的心腹大患。1970年代，清除林彪对毛泽东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也让毛泽东对军队中的控制力大大下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是一场掠夺战，他获胜了，夺取了刘少奇掌握的政治资源。毛泽东与林彪的政治斗争是一场消耗战，他获胜了，却伤害了自己。

在毛泽东死后一段时间，军权落到军头们的手中，他们常聚在一起，关心着国家的未来走向。他们非常及时地发动了宫廷政变，“四人帮”被逮捕，包括毛泽东的妻子和侄子也进了监狱。毛泽东的妻子和侄子虽然重权在握，但在军头们看来微不足道。“四人帮”有一股非正式武装，这就是几十万的民兵。但这股民兵势力与正规军不是一个档次，还没有较量就被解散了。

这以后，邓小平逐渐掌握了军权，他和他的战友们废黜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华国锋虽然从毛泽东那里接过党政军的大权，但在军队中的号召力却远远不及邓小平。与邓小平相比，他的资历太浅。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控制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政局，先后废黜了两个他亲手扶植起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第二代共产党中央领导的核心。即使在1990年4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后，他的影响仍在。1992年，他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在中国南方巡视，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谈话成为中共中央的文件，供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学习。

虽然1989年的学生运动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当时很多普通人也看得出，这将注定会失败。军方被中央政权控制，没有站出来表态支持学生。超过10亿的人口虽然庞大，却一盘散沙，根本斗不过几百万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笔者是学生运动中的普通一员。我记得1989年的一次学生游行的路上，一个中年人向我暗示应该鼓动军队学习张学良。张学良曾经在1936年对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实行过兵谏。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国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谚语。美国民众的反越战运动迫使美国政府停止越战，这类的事在中国不可能发生。这是中国与民主国家的区别。

中国军队服从谁的领导并不清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按照1982年后实行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国的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队230万，武装警察部队123万（2005年数字），还包括不成体系的民兵和预备役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被中国人简称为“中央军委”。其实中国还有另一个“中央军委”，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两个“中央军委”按中国特色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运作。它们的组成成员一般是一致的，但并不总是一致。在换届时，“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上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已经换届，可能产生了新的组成人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还是过去的班底。这就是说，至少在短期，可能出现两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应该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

在党国体制下，共产党是国家政权的监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个虚拟的机构，是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共产党）”的一个符号。“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个实在的机构，这也符合共产党宣传的“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教条。所以，两个“中央军委”的存在并不妨碍它们的运作。共产党的“中央军委”是优先的。在全国人大的换届时，共产党“中央军委”组成人员作为人选通过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宪法中的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没有资格限制，这样设计是为了让共产党的中央军委能够顺利地成为中国的中央军委。

此文于2008年03月2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