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附录：

   上访案例1

   2002年3月15日，湖北襄樊一个宾馆的一个女服务员意外死在宾馆楼下。这个女服务员未婚、漂亮。她的父母得知女儿死亡的消息时，悲伤又震惊，他们想弄清女儿的死因。当地的官方应该积极弄清事实真相。通过尸体解剖寻求死因是最佳的办法。但奇怪的是，在死者亲属看护遗体时，当地官方强制用武警部队和警察夺走遗体，而且迅速将其火化。后来有媒体透露，死者可能与当地一个高官的儿子或亲戚有性关系。但官方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还莫明其妙地从当地的官方慈善基金划出4万多元给死者父母。死者的父母不会奢望能从当地找出女儿的死因，他们走上了上访路，他们不断地借媒体呼吁公正，向上级政权申诉。

   上访案例2

   河北一个农民1983年成为一桩人命案的嫌疑犯，审讯中使用了残酷的刑罚，获得了他承认杀人的口供，一审，他被判处死刑。在他上诉后，二审法院发现了疑点，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中，他又一次被判处死刑。他又一次上诉，二审法院几乎推翻了所有初审法院使用的证据，将此案定为错案。但一审法院并没有改判。他这样在看守所里作为嫌疑犯被关押了7年。1990年，当地公安局给他办了取保候审手续，从此，他被取保候审了16年。一审法院是当地法院，案件的审理还涉及到当地的公安局、检察院，这些部门都服从当地共产党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但这个受害者一直在申诉，写了一大堆申诉材料。当地政权完全能纠正这一错案，但当地政权没有纠正这一错案，受害人无可奈何。1996年，中国已经规定取保候审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至少当地政权应该在1997年要解除对受害人的取保候审。到2006年，这个受害人仍在取保候审中，不能自由活动。

   上访案例3

   2005年9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登载了这样一件事：这年8月，一个叫李秀珍的女人正常死亡，但殡仪馆拒绝火化，因为没有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书。医院不开具死亡证明书，因为医院无法确认死者的姓名和身份。这也完全正当。死者生前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中国人每个人都该有的户口。三十多年前，李秀珍的丈夫因为脱离集体、私自揽活挣钱被当地的政权机构强行迁出，一家人因此四处流浪，没有了户口。她的儿女们也因此没有户口。因此这些儿女不许考大学，找不到正式工作，很难结婚，即使结婚也领不到结婚证，她的女儿怀孕不敢生孩子，被迫做人流。她的一个儿子生下的孩子因为没有户口，到了上学年龄却不能上学。在中国户口管理是行政处理的范围，法院不能判决政府给这一家人一个户口。他们一家人向原来居住地的行政机关哀求，没有成功，他们就只能上访，一直上访到北京的中央政权。政权不垂怜他们，他们也只能上访，永远地上访。

   上访案例4

   一个妇女的儿子在一个汽车维修公司工作，在工作期间被一辆开动的汽车压成伤残。这是法院判决能够解决的案件，当地法院也做出了判决。这个妇女不服判决，向上级法院上访。上级法院认为确实判决失当，建议当地法院重新立案再审。但当地法院拒绝。于是她带着残疾的儿子跪在当地法院门口哭诉。这迫使当地法院做出让步，让肇事司机又向她支付1万元。这并没有达到这个妇人对公正的要求，她不相信司法的公正，她继续上访，求助于上级的权力人物。

   上访案例5

   1991年1月河南一个村民在一个金矿打工，因被怀疑偷窃矿主的黄金，先被矿主殴打，后被警察讯问。讯问时使用了体罚。结果，这个村民带着一身的伤痕死亡。他的母亲当然很悲伤，但毅然决然把儿子的遗体放在与县城隔河相望的河滩上，这个河滩旁边有一座桥通向县城。她等待官方的处理。凶手先被抓，但很快放了。这位母亲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她把儿子的遗体放到县政府门口，向周围人哭诉。一个农村妇女也只有用这样的方式向政权施压，她要求公正。当地县长也是一个女人，她向这个农村妇女跪下，保证有一个公正的裁决。这个农村妇女同意不找县政府和县长的麻烦，将死者遗体带回家。但这个农村妇女并没有放弃，她在等待法院的判决。死者遗体并没有安葬。当传来凶手方胜诉的消息时，这个农村妇女坐不住了，她将儿子的头颅割下，提着儿子的头颅上省城和北京申诉。这样的事不常发生，有点极端，所以她很快得到权力大佬的接见。凶手很快得到了审判。但她对判决不够满意，因为判决只对凶手判了无期徒刑，而且没有附带民事赔偿，甚至没有对她上访所付出的代价进行赔偿。她仍然继续上访。

   对上访者来说，用死者遗体向政权施压，也冒风险，这可能构成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上例中的农村妇女算是幸运的。

   上访案例6

   2006年8月6日，一个上访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剖腹自杀，幸亏及时被抢救送到医院，才没有丢掉性命。他是当地村民的代表，因为当地村民不同意当地政府征收他们的土地，征收土地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给他们补偿费。他从当地政府一层一层上访，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这之前另外的村民代表三次到北京上访都无济于事，而且听说当地的警察正在拘捕他，他被迫做出剖腹自杀这样的惊人之举。他意外地成功了，官方很快派出一个调查组，调查他们村的土地征收问题。

   上访案例7

   有一个台商来中国投资，1997年，他与中国厦门市的一个村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他预付150万元给对方，对方提供土地，共同经营一个娱乐项目。但土地的使用要经过政府的批准。合同规定，如果这个村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就退回台商预付的150万元。结果政府没有批准，但这个台商已经要不回他的预付款。他向当地的“台胞投诉中心”投诉。他没有选择上法院起诉。如果台湾人在中国发生冲突都可以由法律解决，当地也没有必要设立“台胞投诉中心”。

   结果，经过厦门市一个领导的批准，政府拨一笔专款替这个没有支付能力的村垫付给这个台商。

   为什么这个台商有这样好的运气呢？因为这件事拖了4年没有解决。这个时间有点长。更重要的是，这个台商的一个哥哥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在台湾有影响力。所以解决这个台商的纠纷意义重大。（陈清水，来自台峡对岸的感谢，以案说信访，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其他的人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

此文于2008年03月2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