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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当地政权会采取一些诱骗手段，他们对上访者说：“问题总会解决的，但要等一等。”“我保证一切会让你满意，但要开会研究”，“我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领导很重视。”如果有人真的上访了，当地政权也会采取强制措施，他们在省城、京城安排了专门的人员，一旦找到上访者，就用专车把上访者接回家。有的地方安排了专门的人员跟踪上访者，这些人实际上是秘密警察的角色。如果他们发现上访者登上了火车，他们便坐飞机，提前到达上访者的目的地，实施拦截。有时，为了引诱上访者就范，这些人还哄骗上访者，不仅承诺满足他们申诉的要求，还解决他们的其他困难，如给他们的家人安排一份工作，给他们一些生活补助，或者帮他们中某一个生病的家人治病。当地政权对一些老上访户非常了解，所以，哄骗有时还是有效的。当然，手段还有哀求，这当然是低级官员和办事员的角色。一个县的信访局长说出“截访”的困境：“本来是老百姓来求咱们，可现在不一样，你去了（意思是官员去截访），你得求他（上访者），他要吃这吃那，给他说好话，否则他去北京闹事（上访），（指地方政权和地方官员）你就麻烦。”
   当地政权对上访者更多的措施是冷酷的。官员们警告上访者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这些警告有时只是恐吓，但一般是可置信的威胁。上访者可能会莫明其妙地被殴打，如果他的家人在当地一个单位工作，可能会莫明其妙地受到歧视，甚至被开除。还会有各种其它可能的麻烦。总之，触怒了当地的政权，麻烦随时都会有，而且有许多麻烦当事人甚至想不到。如果当地政权在乎一个上访者，这个上访者甚至会被跟踪，在上访的路上可能被绑架。许多上访者把这种“截访”称为“劫访”。被绑架的上访者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可能被关押、毒打。
   有些上访者生活在恐怖之中。他们上访要躲避省城和京城的城市管理人员，城市管理人员可能会因为上访者睡在桥洞中或其他影响城市形象的事而把他们像垃圾一样地清理掉。上访者还要躲避家乡便衣警察的追捕。他们不认识这些便衣警察，在明处。而便衣警察认识他们，在暗处。一个学者的调查显示，长期在北京上访的人的精神状况已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心理辅导。因此，有些上访者即使有过激的言行，也应该能够理解。
   中国在上访、接访（接待访问）、截访（拦截上访）的花费究竟有多少？没有人做过统计。但肯定数量不会少。这解决了多少问题呢？微乎其微。上访者以为上访会有效果，甚至有人一生耗费在上访之路上，他们中多数最后会失去一切。地方政权耗费大量的财力用于接访甚至截访，使本地在上一级政权和中央政权里没有上访记录，又有什么意义？中央政权面对大量的上访者，接待他们、说服教育他们，空耗时间和金钱，有时中央政权也向地方政权发出指令解决问题，有时对“过激”的上访者采取严厉措施，但是问题依然成堆，而且不断积累。2005年，中国的上访只有0.2%得到了回应。
   民主制度产生的问题可以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集权制度产生的问题就只能用集权的方式解决。上访基因于政府集权、中央集权，集权制度存在，上访就不消失。

   如果把中国政权投入上访中的资源分配在上访者的手中，其效果也会比现在的状况好。上访似乎没有必要，政权似乎应该取消它。
   上访是中国集权体制下的一种权力制衡。中央政权的目标不是公正，而是统治的秩序。中央政权可以借上访更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使地方政权减少越权行为或更忠实地执行中央政权的指示精神。人民不能结社，不能动员社会力量呼吁公正，不能用超越政权的司法来寻求公正。但民情通过上访可以上达，中央政权的权力可以校正地方政权权力的偏差。所以一个教授说：“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人民还有说话的地方吗？”人民需要借上访寻求权利救济，这对许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来说，几乎是唯一的办法。即使有些人并不把中央政权看成是神，但向中央政权求助仍然值得一试。
   地方政权也不会放弃“截访”，它们宁愿花费资源与上访者拼斗，也不会解决上访者的问题。因为被侵权而无法寻求公正的人不只有上访者，上访者只是其中受害程度相对较深、寻求公正的欲望相对较强的一批。在中国，有上访者，还有大量潜在的上访者。一批上访者的问题解决了，退出上访，就会有新的上访者冒出来。
   中央政权在上访上有更多的主动权，它要做的是控制上访的规模。中央政权容忍地方政权截访，好像中央政权抛弃了这些上访者，其实是因为中央政权对太多的上访者感到厌烦。中央政权只是在下调上访的规模。当上访数量很少，中央政权又会恢复对上访者的热情，引诱受到权利侵害的平民上访。
   一个主人有很多奴隶，他要将奴隶分配给一些奴才来管理，奴隶对奴才不满，会向主人申诉。主人不会拒绝奴隶申诉，但对太多奴隶的申诉厌烦。奴才会阻止奴隶向主人申诉，也因为奴隶有申诉权而有所收敛。奴隶总不能保护自己，总会被侵犯，也总会申诉。
   中国人也习惯于上访申诉，在中央政权不理会他们的申诉时，如果有国际机构能对中国中央政权有影响力，他们不会放过向这些机构申诉的机会。2005年，台湾的前国民党主席访问北京时，就有北京“上访村”的上访者前去“欢迎”，试图提交他们的申诉。2004年3月，有一个足球俱乐部对中国足协的裁决不满，发表声明，它“将向国际足联和亚洲足联提出申诉。”如果一个地方有国际会议，可能有中国的上访者前去“骚扰”。有上访者曾向驻中国的美国大使馆和法国大使馆“请愿”，一些不了解中国民情的人把这种请愿理解成“示威行为”。其实，这些上访者没有任何恶意和攻击性，他们只是表达他们的冤屈。这样公开的请愿也是在毁灭中央政权粉饰出的美好形象，中国官方对这些上访者一般会采取拦截、驱散、拘捕等措施。中国的上访者还进入了香港，他们在香港打出了维权的标语，控诉某一个地方政权和这个地方政权的官员们。这样做也只是表达冤屈。也有上访者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国际媒体申诉过。他们这些行为只是希望能给中央政权施加压力，就像他们到北京上访是为了推动中央政权向地方政权施加压力一样。
   上访是表达冤屈、期望公正的和平方式，应该受到鼓励。上访者值得同情，他们还想在社会秩序的框架内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国官方如果把上访理解成闹事和制造麻烦，把上访者的呼声当作无理要求，把上访者当作刁民，那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上访这一条路被堵死，这些上访者的一部分将会成为一股强大和坚定的反政府力量，它们也可能变成强大和坚定的反社会力量，他们会进入黑社会，他们会组织反政府武装。那时，每个人都会因此吃苦头。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强大的政权可以使用暴力压制公正，但也容易被暴力推翻。

此文于2008年03月2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