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洗牌：少数民族1

少数民族虽然只占中国总人口的9.44%，但绝对数量很大，达到1.23亿（2005年的数据）。中国的中央集权与民族大融合联系在一起。集权的中央并不希望民族的多样化，而希望民族均一，集权的中央甚至有意淡化民族之间的区别。对于民族的风俗，集权的中央并不情愿让其存在，总会有意推动移风易俗，让那些少数民族改变“陋习”。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一部份人口已经汉化，与汉族没有差异。因为汉族与这些民族通婚，这种婚姻生育的孩子可以自己选择民族，所以这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其实已经有了汉族的血统，他们汉化的程度很高。

少数民族的人口大都生活在偏僻的山区，他们没有受到较好的教育，中国的贫困人口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少数民族。中国不存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严格种族隔离，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很少受到制度的、文化的限制，相反，统治者会鼓励不同民族的融合。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一些较大的少数民族对汉族有天然的敌意。在农业社会时期，当汉族人口面临土地的压力时，就会侵蚀这些少数民族贫瘠的土地，少数民族没有力量，有时会反抗，但总是遭到政府的镇压。

在苗族聚居的苗寨，可以看到防备性质的堡垒建筑。在与汉族军队的斗争中，苗族的反抗最为突出，他们曾让汉族军队付出过惨重的代价。苗族至今还在使用一种草药，能让生育的妇女很快地恢复，一个妇女即使刚刚生育，服用这种草药后，也能像正常人一样逃命。一个逃命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找到这样的救命草药。这也反映这个少数民族过去所处的环境。苗族与汉族一样是耕种的民族，但他们总是在为保住自己可怜的地盘战斗，总是失败，总在被迫向深山老林迁移。

苗族的历史与汉族一样古老，两个民族曾在中原地区一起生活。四千多年前，两个部落发生了一场战争，汉族的祖先获胜，苗族的祖先失败。自从那一次失败，苗族就没有再抬起头来。其实，苗族与汉族差别不大，他们如果在那一次失败的战争后有汉族一样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不会落入现在可悲的境地。

如果说汉族人能吃苦耐劳、忍受苦难，苗族比汉族更突出。他们的生活环境恶劣，山区的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个民族没有被外族入侵和贫困消灭，他们艰难地活了下来，并生生不息。现在的苗族人口排在少数民族第四位，接近900万。应该说，苗族在历史上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中国经常发生内战、叛乱，这可以趁火打劫，一些民族这样做过，但苗族作为一个较大的民族，无动于衷。他们是定居民族，他们攻击性不如游牧民族，在与汉族的冲突中，他们也总是处于守势，从不进攻。他们没有征服汉族、统治中国的野心，他们最大的野心是赶走中央政权安排的统治他们的官员，以实现民族的自治。但这样做又会使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像苗族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有较好的民族意识，但他们或者人口太少，或者缺少教育、经济落后，他们都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满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有一定程度自主命运的意识。

满族在1911年的革命前是统治中国的民族，他们享有特权，皇室和权贵的子孙享受国家的补贴。但辛亥革命让这个民族彻底跌到了社会的底层。其实在清朝末期，满族就已经在走下坡路。这时统治集团中汉族人口的比例已经占有优势，满族的统治者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一个多数民族，何况是几十倍于自己的多数民族，最终只能被同化。满族的统治者一直坚持满汉不通婚，坚持本民族的认同。他们来到中国统治这一庞大的汉族人口和领土境内的其他民族。他们将自己的祖居地空着，不让汉族人进入。他们限制汉族人，又不得不让汉族人加入统治集团。他们鼓励本民族生育人口，但远远赶不上汉族人口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处于弱势，他们虽然声称继承了中国的道统，也完全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但儒学本身对少数民族就很排斥。

满族的统治特权导致了这个民族的堕落。他们的精英阶层丧失了进取之心，沉溺于享乐。他们最擅长的是玩女人和斗鸡溜鸟，他们丧失了他们祖先跃马扬鞭、驰骋沙场的豪气。他们根本不能上战场战斗，他们也不善于经营商业，甚至没有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他们是天然的统治者，却没有治国之才。如果没有特权保护，他们在官场上也竞争不过汉族的儒士。儒学文化是世俗文化，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汉族人，而汉族人反过来用腐败征服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很多满族人口就这样堕落成了废物。

满族统治中国后，他们的人口转移到中国，他们把满洲作为“龙兴之地”，不准汉族人迁入，致使满族人的祖居地人烟稀少。在俄国人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1908年满族统治者被迫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放弃汉族人口进入其祖居地的限制。满族人祖居地的一部分是中国现在的东北，那里，现在超过90%是汉族人，满族已经是少数民族。满族人的祖居地与俄国的西伯利亚相连，一部分在现在中国人看来，被俄国窃取。19世纪满清与俄国签订的涉及到领土的条约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是不平等的，是无效的。虽然在1990年代，中国与俄国的谈判中基本上认可了这些条约，但中国的认可肯定不是问题的解决。谁也不能怀疑，随着中国的强大，那一块土地仍然是可能导致中国与俄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隐患。

满族人失去了其祖居地，他们100年前作为统治者统治着中国，人口散布在汉族人口的汪洋大海中。在辛亥革命后出现过短暂的“滥杀旗人”时期，满族人只有伪装成汉族才得以逃过一劫。他们很多人已经使用汉族的姓氏。满族毕竟在不到100年前还曾辉煌过。满族人口超过1000万，在少数民族中，排在第二位。他们现在整体生活水平与汉族基本一致，至少比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好。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为本民族的将来担忧。满族人可能受到这些情绪的感染，但他们最多只能用语言文字在网络媒体上发泄不满，这是他们比知识贫乏的少数民族强的一个方面。现在的满族在中国文艺舞台上相对突出一些，但这些人用汉字而不是满文。因为缺少聚居区，满族的风俗比其他民族丧失得更加彻底。满族的文字出现较晚，在17世纪满族统治中国前创制出来，但在1911年的革命后，这种文字较少使用。有几个满族人能读懂这个文字呢？也许只有那些研究清朝历史的专家。研究清朝历史是满族人的一个优势，毕竟清朝的皇宫档案还有满文。2000年前后，会说满语口语的人不超过100个。满语口语注定很快消失，满族也将是中国最早消失的少数民族之一。

二、蒙古族

蒙古民族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匈奴应该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包括多个民族。这些民族逐水草而居。不停地迁徙，频繁地互相争斗。在争斗中，强者吞并弱者，有时也可以形成巨大的国家。在汉朝初期，冒顿（公元前209-174年）的帝国从贝加尔湖延伸到巴尔喀什湖，南部边界达到北纬40度，包括现在中国的塔里木盆地。但游牧民族的帝国都是短命的，它缺乏文明的凝聚力。

这些民族一般以“野蛮”来描述，他们总是在破坏，发动攻击。现在仍被蒙古族视为英雄的铁木真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杀人性命，夺尽其财，使其根绝，令其亲友痛哭，淫其妻女。”另一种译法是这样的：“人生最快乐的事是战胜敌人，追逐他们，抢夺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他们的亲爱的人以泪洗面，骑他们的马，臂挟他们的妻女。”（转引自，雷纳·格鲁赛，蒙古帝国史，龚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在中国史书上有太多的记载：他们掠夺财物和人口，强奸妇女，杀人放火，在遭遇抵抗或被激发兽性时，他们还会灭绝一些村落和城镇。

至少在17世纪清朝建立前，中国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一直都面临这个问题：他们不能摆脱世界上最大也许是最野蛮的游牧民族的侵扰。即使战争把游牧民族打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打败他们，只是减少了他们的数量，把他们暂时地赶走了。但很快又有游牧的人口填补真空地带。定居的农耕文明面对游牧民族总是处于这样的劣势：消耗人力、物力的军事胜利意味着一无所得，军事失败意味着无穷的损失。

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接近草原游牧部落的三个诸侯国秦国、赵国和燕国都修筑长城（魏国本来与草原的游牧部落相连，但它将这一块土地割让给了秦国）。这显然是一个防御措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派十万军队重创草原部落，用汉代文人贾谊的话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秦始皇知道，匈奴人还会回来，他只能跟着前人修建“万里长城”。一直延伸到十七世纪的明朝，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仍在修建长城。

在清朝将蒙古纳入领土之前，集权帝国都会将防范北方的游牧民族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事项之一，北方一直是集权帝国军事布防的重点。

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无法消灭、无法驱除的游牧民族至少是一股力量，促使农耕文明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秦始皇没有说过他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是为了对付匈奴。但他确实这样做了。他派重兵攻击匈奴，修建长城。汉朝在初期与匈奴相战时总是大败，但在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大为改观，屡战屡胜，一个原因就是能够集中国力。

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发动过大规模的主动攻击。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这两次攻击只是把匈奴人赶走了。但匈奴人到哪里去了，中国人并不关心。匈奴人受到秦始皇军队打压后，向西攻击月氏，他们把“月氏的人从昆仑山的东端赶到了西端，最后越过山嶂进入西突厥斯坦的一度是雅利安人的地区。这些月氏人征服了希腊的巴克特里亚国（大夏），并在那里同雅利安人相混合。以后这些同雅利安成分混合的月氏人形成了印度-斯基台人。这个新的民族征服了印度北部地区，扫清了希腊统治印度的最后痕迹。”（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央集权的皇朝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它向匈奴施加第一推动，然后引起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至少，匈奴人在南向中国长城碰壁后，只好转向西部（东部是太平洋，北部是严塞地区），他们或直接西进，或迫使其它民族西进，在公元4世纪，像雪崩一样，虚弱的罗马帝国遭到覆灭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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