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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新结识的右派朋友
新年后，我去看望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姓赵（化名），70多岁了，身
体还很好。孤身一个人生活，雇有一个保姆为他料理家务。保姆是四
川人，50多岁，有些文化，听说还写过小说。朋友们都劝他们结婚得
了，他们俩儿不置可否，或以一笑了之，或说别的话岔过去，始终以
主仆的关系在一起过着。
新年之前，赵老把他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送给我。这是一本由中国作
家出版社出版的简易本的小册子，收有他近些年来创作的40几篇散
文，写的都是朋友交往、缅怀抒情、借物咏志之类的内容。文如其
人，他的文风跟他的为人一样，淳朴、厚重和诚实，特别是他关于过
去经历的回忆，是我们了解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宝贵资料。当然，也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文章中也表现了思
想认识上的局限和观念上的陈旧。这不能怪他，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
个时代，思想上的开放不但要有外部条件，还需要有敢于说出来的勇
气。
我的访问使赵老无比喜悦，他和我说，他在年前就为我准备了两瓶好
酒，一定要我带回。当听说我滴酒不沾之后，他很遗憾。我们在一起
聊了好长时间，很是说得来。我们从官场的腐败谈到处于很苦地位的
农民工；从“6．4”中共对学生的镇压谈到失地农民的抗争、当权者
虚假宣传、国家资源的浪费和流失，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说得高兴
时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还滔滔不绝。
赵老在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他只有24岁。谈到这点赵老心情就不平
静，整整24年，他都是戴着右派帽子在被管制中渡过的。那时他们夫
妻有一儿一女和一个老母亲，只发他20元的生活费，生活苦不堪言。
他被划为右派就是为了多说了几句话。
1949年，那时他上中学，正赶上中共军队南下，16岁的他就背着妈妈
报名随军南下了。妈妈知道后找到部队，不让他去，他还是孩子，又
是独生子，和妈妈相依为命，怎么能去打仗？部队的首长给他妈妈作
了好长时间的工作，说通了以后才去的。还好，没有牺牲在外边，回
来又和妈妈团聚了，随后参加了工作。
象这种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参军现象当时很普遍。在我教书时，一
个岁数大的同事和我说，47年中共军队打我们村，村里抓到了好多俘
虏，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有一个20来岁的姑娘曾到我们村野外找他死
去的弟弟，找到尸体后，时断时续地哭了两天，一个姑娘就敢守着弟
弟的尸体过夜，撕心揪肺的哭声让很多听到的人都跟着落泪。以此看
来，赵老16岁就南下打仗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被打成右派的那一年，赵老在气象局工作。单位虽然不大，也是个知
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上级却给他们派来一个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当
局长。作为上级当然也是没有办法，虽然没有文化，但抢夺江山有
功，策封功臣也是历代都有的事。这个头儿安在他们单位他们就得接
受，他是胜利者，是占领者，当初打江山也是为着有这么一天捞个官
当。
这个局长别看没有文化，当了官后，自我感觉就好象别人都是废物，
他自己的能力大得没边，说话办事很不着调。但必竟这是个靠科技吃
饭的地方，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很不舒服。平时大家都忍让着，不说
好也不说坏，总算还能过得去。没想到这个局长官瘾很大，有时大学
来学生参观，他就给学生们上大课。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一讲就是一两
个小时。内行话没有，外行话全是，全局的人跟着丢人。赶上57年中
共号召人民给党提意见，赵老就说了这件事。简而言之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外边大学生来参观，局长不要总是抢着给学生们作报告了，学
生都是知识分子，说一些着三不着两的话会让人看不起气象局，在外
界造成不好的影响。
任何时候这样的话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当时正处于反右时期，又因
为上边给县直单位定了2%右派的指标，赵老的问题就被“上纲上线”
了。简单的推理是：局长是党员，是代表党在这里工作的，反对他就
是反对党，反党那还不是右派吗？当时，这样被打成右派的有相当大
的一批人。
说起来，赵老还不算是最冤枉的。据赵老说，有一个右派也是因为一
句话。那年北京开办苏联展览会，一个大礼堂门口摆满了苏联十几个
加盟共和国的旗子。这个人指着这些旗子说：“这是中国的土地，怎
么办苏联展览会？”当时中国的外交是一边倒的亲苏，“反苏”是一
个很重要的罪名。这个人因这句话被打成反苏分子，反苏分子当然更
是右派了。
赵老说：“说起来他也不是反对苏联，他只是对这事有疑问。有疑问
也不行，为了一句话，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赵老接着说，其实当时的右派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提意见有的也是为
了响应党的号召，开会时你不提意见，他逼着你提，指名道姓地让发
言。打成右派了，就成了无恶不作的坏人了。论本质他们都很有修
养，为人厚道，诚实本分。赵老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那年他们在砖
厂劳改，有一个中学教师叫蔡维林（化名），懂放砖的技术，在那里
指挥大家摆放砖坯。他和赵老说：“中午我不回去了，你送砖坯时把
饭给我捎来吧。”那时的饭就是两个小糠菜窝头儿，赵老用一个手帕
把它兜起来，放在砖车上，给他捎过去。由于推车技术不好，路上车
倒了，窝头儿被砸在砖下边，手帕又系得不严，里边进了好多土，窝
头儿也成了碎块儿。赵老费了好大劲儿，窝头儿还是弄不干浄。到了
窑地，他只得和蔡维林实说，并说：“你看这事都怪我，我中午饭还
没领，你吃我那份吧？”没想到蔡维林边捏着窝头儿吃边说：“没关
系，没关系，就这样吃吧，不碍事。”
“你看看，”赵老感慨地说，“那年头儿，那两个小窝头儿就是命
呀，我自己都跟自己过不去，他却一点儿也不怪我。”
赵老被打成右派后，遭了不少的罪，这些，在他的文章里有一些记
载，我在这里顺便抄上一些：
“我被打成了右派，一家人整天郁郁寡欢，孩子也跟着失去了笑
容。大人心里烦乱，也就常常无端地责骂孩子们。
“一次，站上派我去城里买东西，让我速去速回，刚儿（赵老的
儿子）非要跟着。我生气了，打了他一巴掌，他反而抓住我的车
说：‘我不留在这里嘛，我要跟爸爸去！’眼泪簌簌地沿着瘦瘦
的脸颊流下来。
“‘快走，怎么搞的！’站上领导呵斥我，我急忙把刚儿抱到车
的大梁上，顿时无名火起。一面蹬车急驰，一面开始打孩子。打
他的头，捶他的肩，拧他的耳朵。拳头巴掌雨点般落下，以致孩
子实在受不住了。
“‘爸爸，让我下去吧！，我不跟着了。’
“我理也不理，一面捶打，一面蹬车走。
“路边干活的农民看不过了，老远喊：‘你这人怎么啦？干嘛这
样打孩子？’‘这人真是的，要把孩子打坏的啊！’
……
“以后不久，我就被送到集中改造了，是40里外的一个林厂里。
“儿子想我，老央求奶奶来看我。终于有一天，奶奶领着一个，
抱着一个，拐着小脚，步行40里，到林厂来了。刚儿一手拿着包
袱，一手提着小罐，那是奶奶为我炒的辣咸菜。
“见了我，儿子没说话，没显出多大高兴，紧紧地偎在我身边，
抚摸我磨起血泡的手，瞅瞅我那身褴褛的衣衫，仰起脸：‘爸爸
……’还没说话，两行泪水已流到下巴。
“林厂不能留宿，他们当天就得上路回家。我也不能远送。站在
一个土岗上望着这一老两小蹒跚而行的身影。我这个卑微可怜的
大男子汉，竟照料不了自己的老母和儿女们。一汪羞愧而无奈的
泪水直在眼眶里滚动。
“来回80里啊，他们何时能到家呢？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领
着一个，一拐一拐，刚儿拽着奶奶衣角，那幼稚的小脚板，一步
一步……
“后来，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又被押到农厂去劳动。离家近了
些，儿子得到奶奶的许可，自个儿花四角钱坐车来看我。……
“叫我为难的是每次打饭，孩子总要抢着帮我去端碗，我怕孩子
见到我要先躬身高喊：向毛主席请罪、请罪、请罪，才能领到饭
的情景，总是制止他，不让他去，甚至十分严厉地呵斥他。他听
话，可是眼中露出不解的疑容。到了儿有一天，被他偷偷地避在
墙跟下见到了我买饭的样子。他沉郁地低着头跟我走回来，默默
地吃饭，吃了很少就说饱了。
“一天，管生产的队长把刚儿推到我跟前，厉声地对我嚷：‘你
的崽子太调皮，净捣蛋。带个孩子，别忘了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没问青红皂白，气急败坏地拽过刚儿来，就是一顿狠揍。暴
雨般的拳头落在这个小人儿身上、头上，耳朵被拧得通红了。他
竟不哭不叫，也不跑，只是顺着脸颊哗哗流泪。小小的人儿，理
解爸爸处境。晚饭没吃，我就请了假，借了一辆自行车，立马送
孩子回了家。
“‘没事，爸爸，你打得一点都不疼，真的。’孩子不会用更多
言语来安慰他这个无能而只会对儿子施淫威的爸爸。
“见到孩子脸上被我打得红肿起来的手印，奶奶心疼地抹着眼泪
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孩子跟着你并不享福啊！
“1967年冬季，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燃越炽。多少人和我一样遭
殃受罪，但万万想不到，灾祸竞殃及我幼小的儿子。
“一天下午，场领导通知我说：‘你儿子被车撞啦，你可以回家
一趟。’我立即被两名造反派监护着回了家。
“到家才明白真象。我那刚过完十周岁生日的儿子──刚儿，在
学校组织接送大串联的红卫兵时，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在马路上，
血流了一大摊，当即气绝身亡。据说死时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位
红卫兵女学生的行囊。
“噩耗如五雷轰顶，我不能自已地纵声号啕起来。
“‘你不能这样的，他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献身，是死得光
荣的。’一个粗重而严厉的声音在我耳边警告。
“我哽噎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见见我的儿子啊！’我完全直
不起腰了，泪水哗哗地落在我的腿上。
“一些人把我送进了一个大院，这是县医院的南院，太平间就在
这里。大院里站了好些人，（我的儿子）刚儿躺在一口薄板棺材
里，脸儿煞白，更瘦了，显得很高，象个大人似的。穿着新衣
裳，新鞋，戴一顶新帽子，帽子上还缀了一颗红五星。当我不顾
一切地号啕着，扑上去拉起我儿子那冰凉的手时，一帮人把我拖
走了。棺材马上钉牢抬上汽车拉走了。”
以上内容，摘自赵老的散文《我的儿子》，相对于赵老整个右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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