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深入进行，右派张丕林的死并影响造反派们的情绪，反而使他们的革命热情更回高涨，没有多久，他们又取得了一个更加令他们欢欣鼓舞的成绩——他们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而且还是很大的“反革命特务”，这就是原先教政治课的姚志敏。在这样一个仅仅有二十多个教师的小学校里居然取得了这样大的政治收获，这真有点让造反派们欣喜若狂。那些日子是造反派们最高兴的日子，他们觉得生活真是无比的美好，他们玩政治玩得如痴如狂，学校里的“反革命”们就是他们的政治玩物，他们的前程一片灿烂辉煌，只是不小心玩死了张丕林。
   
   姚志敏湖南人，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很小，说着一口很生硬的普通话。他丈夫姓崔，在天津的一所大学任教。我和她接触不多，她教三年级政治，所以没教过我，在成立造反组织时她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组织。在“一批三查”中，造反派们不辞辛苦到了她的家乡“调查”，回来后把“调查”的结果贴在学校东面的墙上，贴了很大一片。我们这些已经“靠边儿”了的学生和老师们都没有心情去关心这些东西，只是听人们议论说，姚志敏是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不仅同海外的关系，还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连得上，真是一个通天大特务，造反派们在政治上有了重大发现，放了卫星。其实那些所谓的海外的关系，同刘少奇的连系，不过就是一些绕了无数弯子的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同事的同事等，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直接的。
   
   但总之姚志敏是被清出来了，造反派们有事干了。

   
   ６８年的五、六月份，学校造反派们又玩出新的花样儿了，他们组织全校师生，要学习解放军，搞一次“拉练”，步行到县城。去县城后，同那里的造反派交流造反经验，并参观支左部队的飞机场。
   
   那天吃过晚饭，全校的师生都打好背包儿，在学校的操场上集合，大约有三百来人，都到齐了之后，队伍就向县城出发了。学校离县城大约有三十多公里，如果不是一路上紧折腾，即使是步行去可能也不会太累。但造反派们不愿意闲着，开始我们是不断地唱歌儿，先唱“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后来又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的红花迎彩霞，愉快的歌声滿天飞”。唱够了，就搞军事演习，解散、防空，跑散了再跑到一起来。那时正是初夏季节，小麦即将吐穗儿，夜里的风还很凉。
   
   到了大约半夜时分，队伍行进在田间的道路上，四周是漫边际的原野，深夜的凉风一阵阵袭来，人们都感到有些冷。这时队伍忽然停止前进，集中在一起听革委会领导讲话。说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现在又派来了“特务”，他们是乘飞机来的，就空降在我们这一带，现在我们分头行动，找到这些“特务”，把他们抓回来。讲完话后，学生老师们四散分开，滿田野乱跑，去抓“特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不会有美国特务，有我们也打不过，不过是大家乱跑一阵，回来再继续赶路。没想到我们还真抓到了“特务”。
   
   就在我们在麦田里乱跑的时候，忽然发现麦田的茏沟有几个人，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有两个学生押着姚志敏藏在那里。看到我们，姚志敏站起来，举起双手，不停地喊着：“我是特务，我投降，我投降。”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回来，这时，别的地方也抓到了“特务”，那个“特务”是杨洪贵。
   
   经过了大半夜的折腾，到了县城杨村的时候，我们已经很累了，我们在杨村师范学校的教室里胡天倒地的睡上了。造反派却不累，他们还连夜审问“特务”，据说折腾得还很凶。到我们睡醒后，到处都在传着说姚志敏自杀了，是上吊死的。捆背包的绳子确实可以用来上吊，但绳子拴在屋子里什么地方了，教室的房子很高，屋子里也没长歪脖儿树，况且那些看守的学生为什么没发现？当时没有法医鉴定，我们没有看到现场，不象张丕林，我们看到了从井里捞出来的人。但造反派说她是上吊死的，我们就信了是上吊死的，多少年来我们也一直说她是上吊死的，直到现在经常出现“打死算自杀”的现象，我也确实遇到过公安打死人按自杀处理的事，这才对姚的死有了怀疑。姚的死是一个迷，是一个一时半会儿还不容易解开的迷，但她必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是什么通天的大“特务”，因为直到现在没有人关心她真正的死因。
   
   姚志敏死了，不明不白地死了，她到另一个世界去“说清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