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一再想办法避免学校的运动同社会上的搅在一块儿，但我们还是走向了社会，这是必然的，是个人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一方面，学生都是本地人，他们的家长很多就是社会上的造反派，学生受家长影响参与社会上的运动。另一方面，对方组织由于在校势力比较弱，他们也到社会上去寻求支持力量。因此，我们不可能做到同社会上“盆儿不沾面，面不沾盆儿”。
   
   开始，我发现好多同学参加了社会上“五·一八造反兵团”的宣传队，就对他们说：“我们最好不要和‘五·一八’过多联系，对那些人我们也不了解，听说他们的人很杂。”他们说：“那些人大多是文革初期受迫害的，工作队在的时候他们被整得很惨，就象我们学校那些老师们一样。”他们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光明大队有一个叫赵景元的，因为对大队干部有意见，找工作队反映了几次，在运动初多次被打。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每次都纠集二三十人，把他捆上，用８号钢丝死命地抽，多次打死，再用凉水泼过来。象这样的人，受了这样大的委屈，他们能不在运动中找原来害他们的人玩命吗？
   
   这些学生说的基本都是属实的，他们就生活在这其中。后来我也对“五·一八”的人作了一些了解，发现“五·一八”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权没势的农民，运动前他们是边缘人。运动开始时一些人对自己被划定的成份不满，还有些人是因为讲了干部的怪话挨了整，也有的人因为自己在敌来我往的战争年代里为旧政权做过一点事被工作队揪住不放。到运动发展到批极左路线的时候，这些人认为自己申冤的时候到了，于是就自动地组织起了造反组织。当时全镇共有２６个大队，这些大队差不多都有一个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战斗队，他们联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五·一八“。

   
   和“五·一八”对立的就是原先就存在的大队，这些大队有的有个组织名称，更多的是什么名称也没有，就叫某某大队贫下中农，他们之间也进行了联合（当时中央文革号召这样作），就叫“大联合”。“五·一八”差不多每个成员对他们自己的目的、口号、宗旨都很清楚，就是要求平反。大联合作不到这一点，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组织，“大联合”召集人是以生产队的名义召集的。
   
   有一次“五·一八”的人在镇上高高地举着大旗子游行，喊口号，有几个农民跟在后边也游，也喊。有人认出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回事？也参加造反派了？”他们说：“没有哇。”“那你们怎么跟着游行哪？”“大喇叭喊我们来的呀。”“大喇叭没叫你们上这儿来，你们是大联合的，不在这儿，快走吧。”这些人才离开了队伍去找“大联合”了。
   
   “五·一八”上边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素质相对较高，在那个年代他们就上过中学，有的是高中毕业，对当时的政策也懂得多一点，辩论的时候敢说话，颇让干部们头疼。有几个值得一说：
   
   高国栋，王庆坨镇小范口大队，老高中毕业生，父亲是战争时期投诚的师长，死得较早。高自小受国家补助上学，高中毕业后务农，喜欢写格律诗。在队里是有名的“刺儿头”，专找干部“多吃多占”的毛病，只要抓住把柄，就到镇里、县里去告状，有时还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成了干部的死对头。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人告发，说他在厕所里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大会小会打了他无数次，每一次都打得死去活来，但他肉烂嘴不烂，就是不承认他写了反标。他不但不承认，还认真分析，仔细地调查，在一次大队会议上，他走到一个干部家属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说：“反标就是你写的，你想栽赃陷害我，对不对！”然后他说出了一翻理由，那个干部当时吓得变颜变色，当时就瘫痪在了地上，不得不承认那个“反标”是他写的，果然是为了以此陷害高国栋。在当时，虽然那是个很重的案件，但由于出自于当政者的内部，也只能不了了之。但高国栋不了，他要求在全镇为他平反，还要求惩办写“反标”的人。
   
   郑恒科，王庆坨镇光明大队人，初中学历，干部给他的外号叫“青蝎子”、“铲子头”，是大队干部最不待见的一个人物。在人们没有饭吃的年月里，有些干部的亲属从地里回来时，经常偷些玉米、谷子、高粱、山芋等放在筐里，上边放一些草盖上。由于他们是干部家属或亲属，那些卡在路口“看青”的民兵也就不敢翻他们的筐。郑恒科这时就去作义务民兵，民兵不敢翻，他就翻，翻出来后就带到大队。那些干部气得牙直咬，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把气往回憋。郑恒科不是个生来就多事的人，在没有饭吃的年代里，他也曾在地里找些吃的藏在筐里，但每次都让“看青”的民兵翻出来没收掉，一气之下，就干起了义务民兵。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划为上中农成份，属于“推一推或拉一拉”的两边倒阶层，是被革命抛弃的对象。郑找到大队理论，被捆起来打了几次，打成了坏分子，并扣了他全家口粮，郑就到天津市去要饭，每次都能满载而归，粮票、钱、还有吃的，扣了口粮反倒没有挨饿。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高潮时，他组织了“群众自发战斗队”，后来加入“五·一八”，要求当政者为他平反。
   
   岳光，王庆坨镇大范口村人，高中学历，不到五十岁的人，留着半尺多长的花白胡子，形象就象电影里出现的土匪头子。文革前常骑自行车到天津倒卖点儿东西，使全家不致挨饿。文革开始就成了被整肃的对像，“投机倒把”，“社会渣滓”，“人中败类”帽子一大堆，多次挨打。文革中率先串联全镇的不平不愤人士，成立“五·一八”造反派，并成了总指挥。
   
   “五·一八”的基础群众也多是有些“问题”的，镇里解放大队尉士义是个很老实的人，但历史问题比较多。上个世纪４５年参加了八路的民兵，这一沾上边儿就再也洗不掉了，闹得满镇都知道了他是民兵。那时敌来我往，国军白天来，八路就晚上来，尉士义怕国军抓他，就托关系加入了国军。后来跟着国军去打离王庆坨２０公里的胜芳，半路上尉自己跑了回来。到王庆坨北边的一个姓孙的家里当了护院的。在一个晚上他们被中共军队缴了械，从此就又加入了中共的军队，在中共去打石家庄时他又偷着跑了回来，这些都成了他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了。在历史上，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叛徒”和“内奸”。但他自己觉得很委屈，他已经种了二十多年的地了，那些事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他一直老老实实地干活，没招谁没惹谁。
   
   现在我们能很容易地看出来，由这些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权都不会落到他们手里。毛泽东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能就是利用这次运动让这些人自己出来，然后利用派性的斗争增加他们的罪恶，增加人们对他们的仇恨，最后对他们清算。只是这些人还蒙在鼓里，整天拿着《毛主席语录》——一本６４开本的小红书——到处去显示他们也是很革命的。从开始批判文化界的反动知识分子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到整军内一小撮儿，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可说是该发动的地方都发动到了。到了６８年就逐渐收网了，军队直接介入地方造反派的整肃，那些“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作”的人几乎一个不落地全兜进去了。
   
   岳光在批判（实际是酷刑折磨）他时咬牙忍受，不断地做自我批评，厚着脸皮不断地作贱自己。后来他又声称找机会杀了整他的人全家，整人的被吓住了，他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郑恒科弟兄四个被整得死去活来，他们被捆起来，上半身装进麻口袋里，然后带着爬坟头，爬到最高处后，有人再一脚把他们踢下去。郑的四弟因此被跌掉三颗牙，郑也被打得落下了一身病，现在郑已经快七十岁了，提起那时的事涕泪横流，声言一定报这个仇，历年让人帮他整理的材料全都放着，一件也没丢。
   
   高国栋被整得精神出了毛病，他现在是马列主义、毛思想和党的政策的义务宣传员。每天报上的政治文章他都能完完整整地记下来，口若悬河地向人们宣讲。他给饭店洗碗，饭店可以免费让他吃一两顿饭。
   
   尉士义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买了他平时最想吃却一直吃不上的点心，又打了一点酒，好好地吃了一顿。虽然认字不多，他还是清楚地写出了有谁欠他东西没还，他还欠谁的等，并说明了他的土房子留给他的侄子，然后上吊自杀了，历史上一段儿不经意的经历，造成了他一生的不幸。文章开始说到的赵景元也因为抗不住酷刑，３０多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五·一八”复杂的组成人员，我心里也是有数的，但我想，我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又能如何呢？我们又能比他们强到哪去呢？只不过我们当时还是学生罢了。社会上的事我们没有参与，但同他们之间有往来，和他们在一起谈论问题，和他们在一起演文艺节目，直到运动后我们也有接触，我一直没有把那些人当坏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