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有一种误解，认为文革后期掌权的那些人是文革的产物，是运动把他们推向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们的掌权是偶然的，是由于文革的机遇，如果没有文革，他们不会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如果细细分析，你就会发现，那些运动后期真正掌权的人，差不多在运动前也是以极左派面目出现的，他们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进行着政治投机，疯狂地进行革命比赛，把写大字报、打教师、甚至打、砸、抢、组织武斗都当成是表现自己革命的绝好机会。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会以超出一般人的政治表现一步步地实现他们的目的，就象北大的弓琳一样。
   
   对文革的另一种错误认识是对当时的造反派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红卫兵成了残暴、愚昧、破坏、迷信的代名词。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也不一样，由于社会、家庭以及还没有完全消失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人对当时的一些现象和思想意识并不完全认同。很多的教师和学生还坚守着理解、宽容、同情、善良这些人类的美德。现在许多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异议人士，当年就曾经是红卫兵。
   
   以我们学校的情况看，当时的对立两派并不是无原则的对立，不是为了争山头，争地盘，在真正对立的组织还没出现前，两派人就已经表现出互不相容了，他们以文革前在学校所处地位以及社会背景明显分为两派。

   
   为“黑帮”们平反后，学校再一度地陷入空虚，大部分串联的学生还没回来，原来的“文革领导小组”不能再发挥作用，形同解散。教师们刚平反，表现了暂时的低调，学生们零零散散地在院子里走动。但有一点人们分得很清楚，原“文革小组”的和那些经常打老师的学生们跟被打成“黑帮”的老师、反对打人的学生之间绝不往来，如果走个碰头儿，就免强说句话。
   
   学校里一些办公室成了学生们的天下，不管是谁，只要往办公室一坐，那就是他办公的地方了。后勤一天到晚的有人，有写大字报的就到他们那要纸、墨、笔等东西。这个时期大字报也不多，偶尔出现一张，就有许多人围着看。
   
   四、五月份时，学校里造反派组织渐渐成立起来了。我成立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称很普遍，很一般。我们班有不到五十人，其中有36人加入了我的组织。其它的一些组织就五花八门儿，叫什么的都有了。有“从头越战斗队”、“只争朝夕战斗队”、“全无敌战斗队”、“莽昆仑战斗队”等，大部分是从毛泽东诗词中摘个句子就成了名称了。原来的那些“黑帮”也成立了一个组织，叫“革命教师战斗队”，有十几个教师，只有张丕林和李铁成没有参加。张丕林是没摘帽子的右派，参加也不要他；李铁成被前一段儿运动吓坏了，他的腰被打出了毛病，再不敢惹事了。
   
   各个组织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我们组织有将近二百人，加上运动初期受迫害的老师，简称“红联”，我是总负责人，我不喜欢叫总司令、主任、常委等名称，就叫负责人。对方组织有不到一百人，还有那些“文革小组”老师，简称“兵联”。学校里竖起了两面大旗，每天都有学生敲锣打鼓地去游行，喊口号，招摇过市。双方的观点分歧集中在对校长白振东的态度上：我们认为，白振东没有问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让他工作。对方认为，白振东有严重问题，推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能解放，要深入批判。
   
   我们内部也分为两派，以我们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完全可以把对方打得不敢到学校里来，所以有的学生就主张打对方，打得看不见他们的人影儿为止。我和我的朋友不主张这样作，愿意和他们公平地辩论，或公平地在学校相处。每次他们要策划武斗，朋友都能及时告诉我。所以在整个运动中，学校没出现大的武力冲突。有人对我说：“你就是太软弱，你办的小报人家说一点造反派的气魄也没有，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我说：“我也是有依据才这样作的，上边也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说：“毛主席说了，好人打坏人活该！”我说：“在哪？你拿出来。”他拿不出来，因为当时毛泽东这句话只是造反派在传，没有书面证据，我就用这些反驳他们。
   
   有两次要出大事，如果当时处理不好，可能还会出现伤亡。一天晚上，我的朋友急急忙忙来找我，我也正好去学校，在路上相遇，他们和我说，快去看看吧，要武斗了。我赶到学校，见满院子都是人，“红联”的学生往上涌，好多男生手里拿着从凳子上卸下来的凳腿儿。“兵联”的学生也从屋子里往外走，手里都有东西。我马上走到高处，大声地喊：“所有‘红联’的学生都退回来！”我连喊几声，有不往回走的我就用手电照他们。这时有几个学生上来交到我手里一把刀，说：“他们要用刀行凶！怎么办吧？”我接过刀走到那个拿刀的王姓同学跟前，在抢刀的过程中这个学生挨了两下打。我对他说：“他们不小心打了你是因为你拿出了刀，我替他们向你道歉。这刀还给你，我觉着你不会用刀捅我，我们没有这个仇。”他从我手里拿了刀，一句话也不说，转身走了。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是很怕，怕他上来驴脾气，什么也不顾了。但在当时那个情况，我也只能那样作。
   
   另一次也是在晚上，我正在一个办公室和几个战斗队的小头头儿谈同社会上农民造反派联合的事，我的意思是不和社会上的运动参和，几个小头头儿就和我争论。正在这时，有几个学生进来说，“兵联”的学生把学校图书馆给砸了，现在都在那里抢书，我们招集人去打他们。许多人都聚集到了我那个屋子跟前，一个个横眉立目，有男生，也有女生。我对他们说：“你们去是要干什么？是和他们抢书还是和他们打架，书，我们不要，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要找他们还。架，我们也不打，一打架，好些问题就说不清了。”那次他们没有去打架，被我拦下了。事后他们去了一下图书馆，那里被洗劫一空，有的同学在剩的图书里拿来几本，记得有《鲁迅全集三》，《沙士比亚全集8》，《中世纪史》等。这些书一直在我占用的屋子里放着，直到离开那个学校，我带走了那本《中世纪史》，这是我一生中洗不掉的污点。几十年过去了，几经辗转，那本书早已不知哪去了，但一本无形的《中世纪史》，200多万字的大部头，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我们那个造反派组织是最不纯正的，所有的出身成份高一点的都加入了我们组织，还有原来那些“黑帮”老师。对方组织很骄傲，他们是清一水儿的贫下中农，文革前的学生干部，老师中有党员和运动骨干，他们有理由瞧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地、富、反、坏和牛鬼蛇神的大杂烩。为这事，李得良老师和他们作过多次辩论，我却不理会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就是不再乎。但有一次我还是急了。他们居然贴了许多大标语，含沙射影地骂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内容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翻不了天！”“把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气之下，我和我的朋友把那些标语撕得干干净净。
   
   他们绑架了我，一群人围着我吵闹：“你为什么撕我们的大标语，我们骂地、富、反、坏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你们这叫无的放矢，你们说的那些人我们学校没有，你们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你心虚了吗？你心里有病吗？我们还贴！”我说：“我就还撕，直到你们不贴了为止。”兵联的头说：“我们叫你爬着出去你信吗？”我说：“如果不是我压着，你们早就一个个都爬下了。我不同意你们打老师，更不想学生打学生。”这时外边来了一些红联的学生，要求他们放人，他们就只得把我放了。
   
   凭心而论，当年红联的那些学生，大多是一些心地宽厚、坦直的人，特别是一些家长有宗教信仰的、出身成份高一点的，有比较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善良和仁爱的心。他们一般表现得比较保守，没有造反的革命激情，还有些干脆不参加任何组织，成了文革中的逍遥派。直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了，不管有没有文革，我们这些人都不可能成为共产革命的依靠力量。后来发展的结果是发动这场运动的人在开始就已经策划好了的。
   
   想不明白的还不止是学生，就是一些老师，对于革命趋势的发展也是非常愚昧。有一个资本家出身的老师就要求我发动学生打对方，他可能是由于前一段儿受迫害心里有怨气。我就对他说：“你说的我办不到，我们有二百来人，一旦打起来，我控制不住，说不定会出什么事。”他就不再强求了。运动后期搞三结合领导班子，他又对我说：“你就要离校了，‘革委会’主任这个职务能不能让一年级的胡XX当？”我对他说：“我可以不当‘革委会’主任，但也不一定就是胡XX当，现在的形式发展对我们很不好，很可能我们组织的几个主要人员都进不了‘革委会’。”后来的发展果然和我说的差不多，这个老师又第二次挨整，比第一次整得还惨，兵联的学生们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按到离地不足二尺，两手还举着一杆大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