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很奇怪的人。４８年初从天津市迁到武清县王庆坨镇居住，当时除了父母和我哥哥三个人之外什么也没有，租了一间土坯屋子，刮风满屋子飞尘，下雨到处漏水。土改时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在街面上分给我家三间漂亮的瓦房和许多家用的东西，要是一般的人，会高兴得找不到北，但是我的父亲却死活不要。土改工作队每天到我家作工作，接连两三天。父亲对他们说：“我们家不穷，老家有地，也有房子，闹水灾才下卫（天津）的，虽说十几口子（指没分家时的大家）我一个人找饭吃，没冻着谁也没饿着谁，我没苦，也没有仇。只要随便儿（就是自由），我个人可以挣来房子。”无奈，工作队只好放弃了动员工作。
   
   父亲果然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五年之后用七石玉米买了房基地，并盖了房子。
   
   １９５６年，全国开展合作化运动，王庆坨也不例外，到处组织互助组。父亲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终于有一天，他和母亲在屋子里挖了很深的一个坑，把很多粮食埋了起来。他说：“人们都要倒霉了，要不饿死很多人才怪呢，你没听当官的说吗？‘在过去，冻死多少，饿死多少！’就是说再过一段儿时间就会有冻死人饿死人的事。现在年头儿不正，歪打正着，这个派儿（指政权）不会长久。”父亲把“在过去”理解成“再过去”，因而惶惶不安，可是后来发展的结果，确实让他不幸而言中了。说句玩笑话，他这才叫“歪打正着”了。

   
   ６４年四清运动中，阶级成份要重新划分，第一榜下来，我家被定为贫农。父亲知道了以后，非常不高兴，一再鼓动我的哥哥去找生产队。他说：“这是欺侮咱家是外来户，咱老家有地也有房子，够不上富农，但上中农没问题，凭什么把咱家划为贫农？”我哥哥当然不会去找队里，那时贫农是很光荣的，有些人就因为是贫农，说话走路都很神气。我家是工作队扎根的户，工作队长和两个工作队员每天到我家吃饭，父亲就找工作队长交涉，让他把我家的成份改过来。工作队长就笑着对他说：“大爷，您的老家我们去过了，房子没有您的，地也没有您的，您是革命依靠的好贫下中农。”
   
   在我的印象中，四清过后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队也没有撤走。我们家有两个人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一个是我的哥哥，另一个是我的母亲。哥哥当时年轻漂亮，脑子聪明，干起活来手头快，也很有力气，能说能干，是培养入党的好苗子。父亲知道后，就一再对他说：“你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你要记住我的话，说出大天来不能入这个党。”哥哥是父亲领养的我叔叔家的孩子，自幼丧母，他很听话，工作队动员了他好多次，也不起作用，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普通农民。我母亲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是因为她要学文化，那时没有识字课本，她就整天拿着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学，其实上边的字没有几个她认识的。
   
   母亲被工作队宣扬成了名人，还被推选为人大代表。这一下可急坏了父亲，他到了大队部，指着上边母亲的名字（他不识字，却认识母亲的名字。）说：“这个人不合格，把这个名字划掉。”当时许多人认识他，就把他连说带劝拉了回来。回家后，他整天闷闷不乐，他对母亲说：“官面儿的边儿不能沾，你说，高景山真的多吃多占了吗？我看大队干部里就他对人还算和气，没有官架子，愣给整死了呀。”母亲说：“我不会入党的，我也不是当官的那块料儿，你就放心吧。”又过了几天，工作队把母亲的人民代表证送到了我们家里，大红本本，上面有各级政府的审核公章，父亲就更坐不住了。
   
   一天，父亲对母亲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更利害呀，他们没有好主意，出个道儿就害人，薛达家三天就整死了两口子呀，人家能把这事忘了吗？早晚有一天人家不找寻这事吗？我看透了，他们认准了要让你入党当官了，我们要想办法。”
   
   这以后，父亲每到王庆坨的大集日，就到街上去，看到老家来的赶集的人，就和他们了解老家的情况。
   
   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影响到了社会上，到处都有人在议论文化大革命，谈论破四旧、立四新，谈论“三家村”和“造反有理”等。父亲对我说：“你们学校斗老师，批黑帮有你吗？”我说：“没有我。”他说：“没有你就对了，别跟他们瞎掺和。‘造反有理’，造反倒有理了？现在你造别人的反，以后别人也造你的反，那还有完吗。再者说了，老师有什么错，老师就是教你学知识的，没有知识以后你什么也干不了。不要让人家把你当成傻狗，一啾啾你就上，他们这是巧使唤人。”我对父亲的话并不是完全赞同，总觉得他的话是那么愚昧和落后，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但他说的老师不是坏人，不要斗老师我还是同意的。我认为，老师不管有没有错误，总之我们不能打他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间不长，我们家打了一次架，起因还是因为我。
   
   我家房后边有一赵姓人家，家里的男孩子和我同岁，他的父亲在４９年以前是一个给地主扛长活的。文革时，花生是油料作物，生产队种得很少，一年中很难吃上一两次，能吃到生的花生也是极大的享受。这个赵姓男孩子经常和我说，他们家过去给地主扛活时生活很好，地主家管吃喝每年还有五石棒子（玉米），他爸爸经常从地主家弄好多花生回家炒着吃。当然，他这也是听他爸爸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他。
   
   在那个地主阶级被当作最反动的阶级被斗倒、斗臭、消灭的年月里，我经常听到一些人为他们鸣不平。他们说，过去的地主其实都是很仁义的，仗势欺人的非常少。道理很简单，地主要是对扛活的不好，人家就不给他干了。那个时候是随便儿（自由）的，人们可以到别处去干。村里有一个姓张的地主，家里挂着“千顷牌”，有上万亩地。在农忙时，他家给干活的吃馒头、肉，而自己家的人却吃饽饽（玉米面作的饼子）和没有肉的菜。说这些话的都是那些当年给地主扛长活和打短工的人，他们对过去的日子很怀念。那些年月，我们经常听到不同于书本上的另外的地主的故事。
   
   有一次，我带一个同学到家里来玩，在吃饭时我们说起了过去的事。我说：“我们就不该对地主总是那么没完没了，地主其实不是坏人，那个时候人们也不挨饿。”我哥哥很生气，他说了句“你看见了？”我说：“我没看见，但我听说了，和我说这些的都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相反，我们现在过的才不是人过的日子。”哥哥不耐烦地说：“快吃饭吧，你哪来那么多话呢？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我就对他说：“不是说我们现在解放了吗？不是说人民当家作主了吗？怎么日子反倒不如以前了呢？说地主不好，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哥哥和我并排坐在饭桌的一面吃饭，这时他一回手，突然一掌向我打过来，我猝不及防，这一掌实实地打在我脸上。鼻子被打破，血流了満脸。
   
   由于哥哥是抱养的，所以我父母从来不打他。这一下父亲可不干了，他趴在炕上不住地冲哥哥磕头，又嚷又闹：“活冤家，你这是要我们一家命来了。你干脆把我们一家都打死吧。你就是爷！我们都服了你了不行吗？”哥哥一时不知所措，我的同学也上来劝架。母亲对哥哥说：“不就是说话吗，干嘛那么下死手打你弟弟？”哥哥自觉理亏，红头涨脸的一句话也不说。其实我们一家心里都明白，我挨打是因为我带去的那个同学，我们那些话是不能当着外人说的，万一那个同学显积极，把我说的话向党告了密，再添油加醋地发挥一下，我们一家可就真的没法活了。薛达家三天整死两口的事让人听了心惊肉跳！那些日子里，时常有地、富、反、坏、右被整得自杀的事，也有因说错了话被戴了反革命帽子的。
   
   父亲终于联系好了老家，有生产队愿意接收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这时哥哥已经结了婚，他不想回去，我还在上中学，也不能走，于是父亲就办了我父母和弟弟三个人的户口。一切都办妥了之后，那时搬家很简单，父母背着行李和简单的吃饭用具，弟弟赶着五只羊，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财产，离开了王庆坨。
   
   哥哥心里很不安，父母经过多少年的辛勤努力，只有三间土房子和一块地皮，都给了他。他想，别人会不会说是我把父母挤兑走了呢？我成了什么人了。父亲对他说：“不要胡想了，现在只有回老家一条路了。如果还留在这里，你妈绝脱不掉入党、当人大代表这条路，那样一家就都完了。”多少年来，我们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入党、当人大代表就那么可怕。当时父亲这样说，我们也不好当面和他反对。哥哥对父亲表示，以后他会努力过日子，帮家里在老家把房子盖起来。如果我不想回老家，能上学就继续上学。不上学了，他会帮我盖房娶媳妇。最后他表示，父母走后，他不入党，也不当干部，就老老实实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后来哥哥果然没有入党，也没当任何干部。
   
   父亲对我说：“要好好上学，多学知识，文化大革命不会长，到什么时候没知识也不行，身上有力养一口，心中有力养千口。不要和他们一样起哄斗老师，社会不会总这样下去，以后随便儿了（自由了），就在街面上开一个小商店，衣食不会有问题的。”
   
   我的父亲死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看到“随便儿”社会制度出现，但他还是比较放心地去世了，因为在我家的所有人中，没有和现政权沾边的，也没有一个人入党。还有一个让他高兴的，就是我的妻子是地主出身，每当人们夸奖我的妻子文静、漂亮时，他总要补充说：“她们家是大家主儿，好几辈子都是地主。”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父母和弟弟走了，哥哥去送他们，几个人渐渐远去，弟弟赶着五只羊跟在后边，消失在茫茫原野里，通往老家的小路上。
   
   （注：上次的回忆文章《学校里的黑帮室》，经与有关当事人核实，作如下改动：一，校长白振东也关在黑帮室里，靳朋由于当时在小学，所以那里没有关他。二，黑帮室先后存在了６个月。）
   
   原载《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