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棉农郭敬田，有将近二十年种植棉花的经历。棉花从种到收他都有一套非常系统的安排，哪天该干什么，遇到情况怎么处理，他都烂熟于心，他的工具也很齐全，用什么有什么，基本不用求人，他就是一条产棉的自动生产线。可是现在，他感到种棉越来越难了，这个难不仅是来自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地方政府政策的变动，地方官员的吃请索要，以及承包地段儿的变动，这些他都能承受和适应，最难和最不能忍受的是地方黑势力的干扰和侵害。这方面，近些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这些黑势力一般都有或大或小的官方背景，当地政权都以不管、不问、不查、不办应付受害者。
   
   2005年是郭敬田承包三年的最后一年，秋收之后，他们或者退出承包，或者另订新的协议，而村里传出的信息是他们承包到期后地要被收回。郭曾和我说过，让我帮他找地，如果这里不让种了，他就到别处去种。
   
   恰好天津郊区有一个地方有三百多亩棉田要往外承包，承包费是每亩250元。在我看来，承包费是贵了一些，一般情况每亩150元--200元也就差不多了，太多了就没有什么利润了。在郭急着找地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我是让他自己和地的原主去谈，能把价压下来最好，地的土质还是很不错的。没想到郭首先关心的并不是承包价的问题，他回我的第一句话是：”那里的治安怎么样，好不好，安全不安全？”

   
   其实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当时和天津郊区的人谈有关承包问题时，我除了说地价有点高之外，也提到了社会治安问题。对方的回答当然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放心，这里的治安非常好，什么事也没有。”可是，我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应付这位河南的棉农吗？虽然我没有在天津的那个郊区呆过，但我可以想象出那里是什么样，不会差得太多，在那次我同天津的谈完后，就有人和我说：”你就多余问，什么治安非常好，全是胡说，现在只要你不出中国，哪也是这两下子。地痞、流氓、黑社会的天下，当官的和他们都勾着。”多余问的还是要问，谁都想安全有一点保障。我对郭敬田说：”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不过事在人为，我们可以和他们谈这个问题，让当地政府为我们在治安方面提供安全保障。最好写在协议里，如果作不好，宁可不包。”
   
   几乎每一个河南的棉农都是受过当地恶势力廹害。2003年秋天，两个和郭敬田同时承包棉田的河南棉农遭到抢劫，白天，棉农卖了棉花，晚上就去了好多人抢他们的钱。所有他们白天卖棉花的钱都被劫匪劫走了。幸好那天郭敬田没卖棉花，劫匪也就没上他那去。由此看来，那些抢劫的人一定很了解他们的底细。棉农们报了案，当地的公安却拖着久久不办，劫匪一直逍遥法外。郭敬田说：”这样的案子都破不了，我们的安全还有什么保障。”他说得没错，许多人都认为，那些劫匪都是有些来头的，“黑白通吃”，和当地权势坐地分赃。老实本分的棉农不仅要同当地官方搞好关系，还要懂得怎样同地方上的黑势力周旋，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保护自己。那次遭抢以后，那两户棉农再没来承包棉田。当地人分析说，那两户棉农被劫是因为他们办事固执、死硬、不肯吃亏。人们分析的也许不错，但棉农能有多少财富用来吃亏呢？
   
   棉农们的戒备心一般都很强，不愿和生人接触，吃点小亏，受点小的伤害就忍气吞声，不再张扬。有时有人问到，他们也不愿说，生怕惹来更大的麻烦。也有他们不忍受的时候，2004年的秋天，河南棉农就和当地收棉花的打了架。本来那些人就是低价强收，到最后算账时还有一部分钱不给。棉农们不干，站在车前不让车开走，收棉人就开车超他们直冲过去，棉农无奈闪开。情急之下向村里打电话报警，村里又给乡里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民警来了后，让棉农跟着收棉人去交棉，交完棉后，每家又要回了一千多块钱。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公安明显偏向收棉人一方，收棉人的行为几乎可以说是抢劫，而且还有开车轧棉农的情节，已经触犯了刑律，应该依法治罪。但由于那些收棉人都和当地权势及黑恶势力有关系，执法的民警或拖着不管、放任，或从中调和，将大事化小，作恶者胆子也越来越大。
   
   棉农家里如果有急事，也会回家，如郭敬田的岳母死，他就回家了。但他们每次回家都是偷偷地去，偷偷地回，从来不敢让别人知道，怕在棉田无人或人少时出事。
   
   对棉农最普遍的侵害是压低价格强买强卖，2005年棉价达到每斤三块钱，可是那些强行收棉的只给两块六，卖给别人还不行，只能卖给他。这种收棉的行为也形同抢劫，再加上在过称方面的克扣，棉农的损失少则上万元，多则将近两万。有一次我和郭的妻子谈话，她对我说：”我们种棉的收入，有一半多到不了手里，我们能得一半就不错了。”为买棉压价的问题，郭也找过大队支部书记，可是书记却对他们说：”没有办法呀，就卖给他们吧。”我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用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想告他们，我一定帮你们。”郭的妻子和我说：”我们不告，一个地方的官向着一个地方的民，我们告只能是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听了这些，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人就是这样忍辱负重，认头吃亏，以求平安。
   
   在谈到天津郊区的那三百多亩地的承包费时，郭敬田和我说：”每亩250元按说是太高了，可是如果就交250元钱什么事都没有了，省心省事，钱花在明处，也不是不可以考滤，一般地说，200元往下是理想的价格。”郭在廊坊承包款是每亩55元，但他却愿舍弃去包200元以下的，可见权势和黑恶势力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有多么大了。
   
   一般说来，上个世纪49年以前中国处于乱世，但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并没有感到那时有多么可怕。特别是穷人，黑恶势力并不骚扰，笔者的叔父逃荒时在天津干炒锅，一个外来人在那里一干三年，没有交过任何费用，更不用说什么黑社会的“保护费”了。据说那个时候的“吃喝嫖赌”是人们看不起的坏人，他们自己也总是灰流流的。当人们问起他们在外边干什么时，总是支唔搪塞地说在外边“瞎混”。他们也不危害本地人，总是到外边很远的地方去干这种营生。而现在，黑白勾结，专害穷人,就在当地。流氓光荣了，成了即得利益的一群，流氓成了一种荣誉，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黑社会道德沦丧，没有信仰，没有顾及，没有廉耻之心。在他们害人时你要是和他们说：”你这样会造报应的。”他们就会说：”好呀，先报应我吧，我喜欢地狱，那里多好玩儿。”要是对他们说：”将来你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他们就会说：“我先把你治了，等将来社会走正了，你再治我吧。”要是对他们说：“你们总得讲点道德吧？”他们就会说：”道德多少钱一斤，道德能当饭吃，当钱花吗？”简直就是一种末世的疯狂！
   
   黑社会的普遍性也让人不寒而栗，那怕只有几十户，几百户的小村庄，黑社会活动也很猖狂。前不久《广州日报》披露，有弟兄二人在广东开粮油店，黑社会寻衅闹事，双方械斗，造成两死多伤。人们没有安全感，不敢出外谋生，就是不出外，“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事也时有发生。人们仰面浩浩苍天，哀哀长叹，是谁把社会搞得如此混乱，使良善之人难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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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2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