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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空堂自述之一
（海外版•1947/10/21—1988/8/11）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弃疾
先说“半空堂”兼作序言
“半空堂”是我的书斋。
我曾经在她的怀抱里，孕育出上百多万字的作品，她是我生命的一个组件。我对她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以致我出国后又回到上海居住的五年里，没有搬动原初的摆设，甚至作丁点的粉刷，因为怕弄残了往昔的梦。在那里，时间是凝固的，空间是尘封的，我来澳洲后，常常在梦中回到那里，躲进她的怀抱，寻找我熟悉的气息，感受旧时的温馨。我曾为她写过一篇小记，附记于此，聊作开场：
《半空堂记》
半空堂者，余之堂号也，其址在沪之北，空之半，高架路之旁，火车站之侧，襟车站而带码头，为枢纽之宝地也。空之半高也，余初迁于此，惕惕然不敢临窗，心存恐高之惧，昏昏然难入梦乡，魂系崩塌之虑。如是者三月之久。
至若秋景爽朗，三杯微熏，远可眺浦江景色，近可闻贩夫吆喝。凭栏击节，余常叹阳春烟景，沧桑多变，芸芸众生，过客难留，叹之惜之，可奈何哉。
至若晨暮闲适，搁笔品茗，但闻乡音喧闹，此其乐也；依窗而视，责其烟尘太过，此其怨也，乐之怨之，可奈何哉。
囊昔，余请壮暮翁谢稚柳先生题“半空堂”匾额。翁诘余，何以“半空”为号耶？余曰：“余年逾三十，事业不无不有，谓之半空，此其半空之一也；吾妻蒙昧，余时有出家之意，但不色不空，谓之半空，此其半空之二也；余居十五层高楼，不高不低，谓之半空，此其半空之三也”。翁闻之曰：“善”。 欣然落墨，此乃二十年前旧事也。
前年谢老已殁，余赴京城拜谒旧王孙启功先生，论及谢老为余题匾遗事，启老闻之，不胜动容，摩纸谓余曰：“吾与汝再题此匾可乎？”余雀跃云善，称谢不迭。
余寄居半空堂已近廿载，唯近年穿梭域外，疏于清理，故粉墙驳落，字纸狼籍，盛景不再。余念及堂中旧音，有咳，有笑，有吟，有诵，有河东狮吼声……然皆幻入太虚，何足忆哉。
呜呼，余穷半生之劳，得半空之功，倏忽，余与“半空堂”均垂垂老矣。
奈何奈何，是以为记。
辛巳年二月七日于悉尼丙丁居寓所
一．苦涩的童年梦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聊天，住在绍兴路时,常去吴耀南老师家听他老人家天马行空，针砭时政，他是梁启超的学生，对中国近代史了如指掌，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见解独到，丝丝入扣，用语精辟，使我得益非浅。在少儿出版社工作时，我时常超时笔耕，深夜不归，晚上和同寝室的赵元真慷慨长谈，臧否人物。他有“婆婆嘴”的绰号，只要一开口，谈锋甚健，欲罢不休，非到子夜而不睡。
光阴易过，当了几十年的“浙江（只讲）大学教授”，蓦回首,我已是华发初生，渐入老境的朽物了，今夜在半空堂里静坐，突然一个灵感闪过，想起郁达夫年过五十岁后，每年都要写一份遗嘱，他这样做，既可对一年的生活有所总结，也顺便对自己的身后事务有所交代，免得万一有事，给子女带来不便。我们生活在这个高节奏的世界里谁也难保证万无一失，所以学点郁老夫子的谨慎还是必要。还有近代文坛上的宗师胡适之先生，五十岁时也写过“五十自述”，以此来说说自己的前半生。更有旅居美国的林语堂先生，年迈八十还写《八十自述》，林先生命大福大，活到八十多岁在香港逝世，要是留在大陆，凭他肆无忌惮的个性，逃得了反右也逃不了文革 ，至于善终，几无可能。
我这前半生可说是百无聊赖，一事无成，但心气特高，常常喜欢和名人攀比，比赢了沾沾自喜，比输了死不买账，至于赚钱营生，或者与人勾心斗角，我实在是外行，也无兴趣，引用张大千先生的一副自撰联：“名人佳士不离口，自身温饱顾不得”来自嘲，实在是最妥当也不过。
我出生在1947年的10月21日（但是户口本上却是10月27日，因为一方蓝印把“7”字的上部给遮住了，在申请护照时变成了10月21日。为了对自己的出生时间作精确确定，前不久我查阅了一下万年历，发现丁亥年的阴历九月初六，应该是1947年的10月19日，可见近一个甲子以来，我的出生日期一直是舛误的），癸亥年的九月初六早上寅时左右，生肖属猪，按落地时分算，正是吃早饭的时候，按算命先生说的说法，这时辰出生的猪，命里有吃福，瞎子还说我命好，八字里“金、木、水、火、土”五运俱全，是“珠宝临盆”的贵人命，一生吃穿不愁。这话也许是对错各半，因为他没算出我自然灾害时挨饿的痛苦，只算出我在国外吃海鲜时的饕餮，有时我想这算命先生也许是个半瞎子，半明半暗，半对半错，所以他也只能算准我一半的命。我是一个左蹩子，至今我除了执笔和用筷之外，做事均用左手，原本我写字和用筷也是用左手的，只因为我三岁那年，我外公来我家做客，让我坐在他的旁边，由于我用左手使筷，和他的筷子成了对阵，外公对我母亲下了要给孩子做规矩的命令，就此我在母亲的严加管教下把这两样改了过来，而其他则就成了习惯，一直陪伴我终身。
我的童年几乎是一片苦涩，毫无幸福可言，刚懂事时，正好碰上“三反五反”运动。父亲是在威海卫路和一帮无锡同行做旧铁生意的，按社会地位，应该属于毛泽东语录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中的灰尘，灰尘该扫该打，无产阶级专政的世情难容。那时候 老板们对共产党的革命运动还不适应，所以运动初起时，不少做生意人纷纷自杀。据父亲回忆，与他做生意的同行中，跳楼蹈海服毒者，十有二三。后来我住在绍兴路的一位隔门邻居，当年就曾在威海卫路作为打虎队的工作人员，在一次闲聊中，他谈起铁行帮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遭遇，不无感叹地说，其实当时共产党就是为了勒钱，很多老板初次碰到运动，不知底细，吃不消就去自杀了，惨哪！
父亲当初也曾经仿效他朋友们的壮举，可惜缺乏胆气，没有成功，事情是这样的：那天父亲对我特别怜爱，给我买了新衣服和玩具，还陪我上馆子吃了许多好菜。吃完饭，我们就坐车去郊区。父亲拉着我的手走上一座大堤，堤下是流动的江水，突然间他搂住我放声大哭，那时我不懂事，看见大人哭，也跟着哭了，不知哭了多久，父亲才搀着我走下大堤回家去。我记得那天我们父子俩是走回家的，在记忆中那天的路特别长，我们慢慢地走着走着，直到半夜里才回到家里。一进门，父亲搂着母亲痛哭失声。以后我长大了母亲才告诉我，那天父亲一早就带着我准备去吴凇口蹈海，可是看我在一旁跟着哭泣，又下不了决心，反复犹豫，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当时他已经花完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只能步行回家。这是发生在我七岁那年的事。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在家中凡事以太太为圭臬的人。这也许是他的福气，也许是他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韬略。父亲每晚必捧杯自慰，每饮必辄曰：“知足常乐，能忍是安。”也许父亲对血淋淋的现实看得太多，才变得如此“知足”，如此“能忍”。据母亲说，父亲年轻时不是这个样子，他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甚至于自以为是，因此失去很多发达的机会。父亲的堂姐夫是上海闻人杜月笙的亲信。他和我父亲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一次杜月笙托他姐夫找一位信得过的人当跟班，他堂姐夫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介绍我父亲去，我父亲一听说是这个差事，当场就直言回绝，弄得他姐夫很不好意思。他堂姐夫因为籍着杜月笙的关系，当上了中汇银行的董事，由于他的担保，我父亲可以在该行任意贷款，但是由于他的不圆世事，把这件美事弄砸了。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父亲那时是单身汉，晚上没事常去他姐夫家吃饭、叉麻将。他堂姐夫家客流如云，鱼龙混杂，有一次他堂姐的首饰箱被盗了，这事弄得在座的人很尴尬，管家报了警，要求在场的客人不要离开，等待巡捕房来检查，不料我不谙世事的父亲，竟然会对堂姐夫提出要先走一步，他堂姐夫当然不会怀疑我父亲是窃贼，但在这个场合离去是不恰当的，万一来了警察查不出来，就麻烦了，他的堂姐夫说明了上述理由，要我父亲等警察查过后再走。后来案子破了，是家中的裁缝偷的，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是我父亲对此事耿耿于怀，觉得堂姐夫不够交情，竟然怀疑自己一起长大的堂内弟，就此再也不上他家去了。事后他堂姐夫看出了端倪，叫他堂姐来我家打招呼，说明道理。但我父亲仍然余气未消，不与理睬。就这样我父亲就此失去了堂姐夫的支持，失去了中汇银行的担保，失去了他做生意的财源。
按那时学龄的规定，九岁的孩子方可上小学，如果经过老师面试，提前到八岁也是允许的，记得那天母亲陪我到离家不远的开封路小学去面试，老师提了许多问题，我都回答得很好，结果在辨认颜色时，红绿不分，七颠八倒。弄得我母亲大失面子。此事直到我初中毕业，去报考当兵，被体检出红绿色盲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红绿色盲是我母系家族的一种遗传，我的姨妈以及姨表兄和我的外甥以及侄女几乎都患有这种遗传。
我受启蒙教育是在一家酱油店的后间里接受的，记忆中的那一天，同弄堂的孩子们都拿着一张方凳和一张小板凳去上课，母亲也跟我准备了一份。那天大约有十几位小朋友。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姓俞，讲得一口宁波方言，因为我们在家中习惯说无锡话，初听宁波话觉得特别有趣，听他上课，有时候我会低下头暗暗发笑。至今我还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得奖的事，那天俞老师上课热了，把衣服脱下来挂在椅子背上，顺口出了一道谜语：“五个和尚，白天上吊，晚上放下来，打一样东西。”我结合他刚才他的动作，脱口而出：“衣服扣子。”俞老师吃惊地望了我一下，高兴地说：“对。”说罢，从讲台上拿起一支长城牌铅笔，叫我上去领奖。
我的私塾生活是短暂的，大约一个来月后的一天，我母亲叫我明天不要去学校了，但我第二天仍然偷偷地去酱油店后门的窗户里张望，只见里边空荡荡的，已经没有往日的朗朗书声了。后来我从大人的嘴里知道，俞老师是一位在家乡被监督劳动的地主份子，他受不住群众专政的体罚，逃出来隐瞒身份，以教书谋生。结果成了逃亡地主，被天网恢恢的无产阶级专政逮捕法办，判了若干年的徒刑。
再一次见到俞老师的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了。那是全国人民挨饿的三年自然灾害，由于粮食的不足，当权者眼开眼闭地允许百姓搞些投机倒把，做些小买卖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俞老师扛着一面粉袋的胡椒籽，来到我家，说是他从一位菲律宾亲戚那里弄来的，请我父亲帮他推销。那时我父亲也是泥菩萨过江，小心翼翼做人，哪敢去帮他这个忙。据说俞老师也去过其他同学家，请求他们家长帮忙，也许那年头大家都怕惹事，谁也没敢帮他。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俞老师，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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