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餘年家國——我的右派心路歷程：地府篇（2） /张成觉文集

回憶起來﹐我對家中親人的感情﹐最深的是六姨﹐其次是母親。90年代六姨逝世﹐我在港接到電話﹐當即淚如泉湧﹐悲不自勝。母親病逝﹐時當文革﹐我在新疆﹐其具體時間及臨終細節均無從得知﹐十多年後在港寫回憶文章﹐題為<夢裡依稀慈母淚>﹐寫到69年最後一次見母親﹐悲從中來﹐鼻子一酸﹐淚流滿面。此前我寫<心祭>﹐真情緬懷父親﹐可是毫無傷感。記得幼年時﹐聽父親引述古人一種說法﹕‘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淚者﹐非忠臣也﹗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淚者﹐非孝子也﹗’我讀李密<陳情表>是流了眼淚的﹐但我並非孝子﹐尤其是對父親。

後來母親獲釋自莞返穗﹐某個星期日下午﹐我離家回校時﹐她給了我一個紙包﹐吩咐我坐船時將它丟到海珠橋附近水中。不巧那天正逢退潮﹐從岸邊沿碼頭長板橋上船﹐走了一大截橋下還只見淤泥。我隨手把紙包扔了下去﹐草草了事。估計那裡面包的是父親的衣服燒成的灰。因為母親不知道他的遺體何在﹐也不知當局如何處理﹐是土葬還是火葬。所以母親就只有對他的衣冠實行水葬。可是負責執行的我並沒將此事辦妥﹐但願漲潮時﹐父親的衣灰最終還是能夠隨波漂入大海。

父親被捕前兩個月﹐正是學校放暑假﹐某日我一個哥哥對他說﹐香港報紙刊登一則消息﹐說他曾任東莞縣長﹐近在廣州被關押﹐其友人對此深感關切﹐云云。他聽了覺得有點奇怪﹐怎麼會有這樣的報道。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但最近問二哥﹑三哥﹐俱稱沒向父親說過。事隔53年﹐他們忘了也不奇怪。

當時東莞土改工作隊有一位幹部名文。他是二哥的同學﹐又是部隊的戰友。他負責的區域包括篁村﹐故對我父親的案子應該知情。但事後他並沒有通知我二哥﹐二哥是從三表姐那裡得知消息的。她是大表哥妹妹﹐在中共華南分局機要部門工作﹐告誡二哥要站穩立場﹐與反動地主家庭劃清界線﹐等等。

所謂站穩立場﹐劃清界線﹐就是大義滅親﹐六親不認。據說﹐張咸闖女兒做得很好。行刑後﹐她神色不變﹐和幾位同學(抑女伴)走過去﹐指著其父遺體說笑。此事是否屬實﹐已難查證。不過﹐中共歷來強調﹐黨性高於一切﹐否定所謂超階級的人性。u-L的倫理觀﹐確非我們一般人所能理解。

覆巢之下

姨父與我父親同運﹐但多活了個把月﹐他的主要罪名也是抗繳‘餘糧’。姨母倒很聰明﹐他們的房子竟得以保存下來。這不僅使其一眾子女不愁居所﹐而且到了九十年代﹐該房子被徵收改建樓房時﹐他們還能每人分得一個獨立的居室。那是市區內繁華的地段﹐現時房價不菲。

據說﹐當時姨母也遭到壓力﹐被迫出售房子交‘餘糧’ ﹐但她故意將放盤價抬高許多﹐致無人問津﹐從而保住棲身之所。對此﹐我乍一聽有點不明﹐她這樣做不怕給姨父招致厄運嗎﹖再一細想﹐自廣州易幟那一刻始﹐厄運早就如達摩克利斯的劍﹐高懸於我父親和姨父頭頂上。即使交足餘糧﹐難道就能保命﹖語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們便是註定被壓得粉身碎骨的。

父輩如此﹐我們作為其子女也同樣難逃厄運。此乃時代使然﹐除非遵行‘三十六計﹐走為上’ 的古訓﹐即北方人所稱‘惹不起﹐還躲不起麼﹖’

行文至此﹐適值因趙紫陽去世引發小風波﹐事緣立法會議員為趙默哀﹐導致流會。是非曲直茲不論﹐倒是<蘋果日報>古德明文章說得好﹕趙蓋棺未能論定也。當年廣東土改﹐本來葉劍英的做法較穩﹐不亂關濫殺。但趙一來﹐即向上頭告狀﹔跟著陶鑄取代葉﹐急風暴雨至腥風血雨。於是﹐父親姨父﹐一大批地主人頭落地。

這並非我出於個人恩怨﹐對趙﹑陶妄加指責。而是1953年中共華南分局和陶本人承認的。在其向中央的報告中稱﹕由於強調‘反右傾’ 和加快土改進度﹐在政策上出現了較大的偏差﹐‘主要是中後期土改運動’ ﹑‘存在著嚴重的弱點’﹑‘執行政策上有偏差’﹑‘打擊面過寬﹐錯打擊了一些人’﹑‘ 死人多了些’ ﹑‘對敵鬥爭講究策略政策差﹐造成地主大批自殺﹐有些地方對中小地主打擊過重等﹐因而遺留問題很多﹐不滿層很大’。並謂運動中﹐‘打擊了一些在戰爭年代曾經支持和幫助過我黨的民主人士和開明紳士﹐錯殺了不少知識分子。’

以上引文出自楊立所著<古大存沉冤錄>﹐楊80年代曾任廣東省副省長﹐書中所寫的古大存為中共元老﹐46年在東北西滿地區主持土改試點﹐未殺一人。50年代被陶迫害﹐罪名之一即支持葉在廣東搞‘和平土改’ 。

情面造化

該書中有一段寫古保護了李章達。事緣土改時‘東莞縣厚街派了一批農民到省人民政府找李章達﹐要拉李章達回鄉﹐退租退押’ 。適李不在﹐古聞訊﹐‘自己跑到會客室去見農民’ 。他以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黨組書記之尊﹐介紹了李的‘革命歷史’ ﹐強調李在‘建立新中國這一偉大事業中功不可沒’ ﹐勸走了來人。可見﹐如非古親自出馬力保﹐連身居中央及省市要職的李章達﹐也難免受驚或受辱。雖然﹐以李對中共關係之親密﹐應不會性命不保。因為葉劍英被陶鑄取代而調回北京前﹐‘曾個別向古大存作了懇切交代’ 。53年李逝世﹐廣東省舉行隆重追悼會﹐陶鑄親自致悼詞。李甚至被稱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意指堅定的革命派。其於土改安然無恙並獲生榮死哀禮遇﹐同葉﹑古等較講情面至有攸關﹐也是李的造化。

另一位孫中山的老部下莫雄﹐也全靠情面與造化﹐在土改中逃過一劫。莫素親共﹐1934年‘曾為中共中央遞送過蔣介石的“鐵桶圍剿” 計劃’ ﹐使紅軍得以趕及脫出重圍﹐開始長征。其後又在貴州給紅軍讓路﹐可謂有大功於中共。但51年土改時﹐其家鄉農民和幹部提出﹐‘要求拉莫雄回英德交群眾鬥爭後就地槍決’ ﹐趙紫陽已予批准。幸得古聞訊直接找陶鑄﹐‘說明莫的歷史﹐並告知是葉劍英叫莫雄從香港回來的’ 。莫才被保了下來。

但葉﹑古在中共內屬異數。有恩於共者未必可自保。如劉少奇1927年在湖南被趙恆惕抓獲將處死﹐趙之小舅楊某為劉小學同學﹐積極為劉奔走覓保﹐並親向趙說項﹐劉終獲釋。至50年代土改時﹐楊將被處決﹐自陳曾救劉一命﹐湖南當局向劉報告求證﹐劉竟否認其事﹐稱當年獲救與楊無涉。楊遂難逃一死。(此事文革中竟被翻出﹐作為劉曾叛變降趙﹑因而殺人滅口之罪證。)

由此可見﹐如果父親以為﹐昔年救大哥可以找國民黨上層‘講人情’ ﹐換了朝代也能指望‘講人情’ 救自己﹐那就未免太不諳‘國情’ 了。

至於姨父以為﹐多名子女早已入黨﹑參軍﹐成為新政權中人﹐或可使自己土改中無事﹐那同樣是不諳‘國情’ 。當時上百萬黨員﹐幾百萬軍人中﹐不少人‘出身不好’ ﹐即來自地主﹑富農家庭﹐或為舊軍政官員子弟﹐倘因此發放丹書鐵券﹑免死金牌﹐還談什麼‘革命’ ﹖

走為上計

所以﹐父親﹑姨父的最佳選擇是﹕避居香港﹐並且是在對方入城之前。留下來註定沒有活路。

我這樣說﹐並非指父親他們有什麼死罪。恰恰相反﹐我認為他在土改中無罪。倘若姚寶猷在鎮反時並無死罪﹐那麼父親之死就更加無辜。然而﹐殘酷的事實是﹐他們都無可挽回地命喪黃泉。實際上成了一場歷史大變革的犧牲品。

上引楊立一書中﹐提到陶鑄調廣東前﹐取代張雲逸在廣西主持剿匪。他大刀闊斧﹐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任務﹐隨即致電稟毛稱﹕‘廣西殲匪四十五萬﹐殺人四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毛批﹕‘廣西應該殺。’在其詞彙中﹐‘殲滅’ 包含斃﹑傷﹑俘﹐指戰場上的行為。‘殺人’ 則包括對方放下武器之後遭處決。不管怎樣﹐依陶電所云﹐起碼有一萬三千人無必死之罪。

其實﹐所謂‘可殺可不殺’﹐說到底還是不該死。既然不該死﹐為什麼殺了﹖癥結在於‘左’ 的思想﹐用古大存一針見血的話﹐便是﹕‘靠殺人發動群眾’ ﹐‘靠殺人推動運動’ 。早年陶鑄在東北土改﹐推行的正是這一套﹐調廣東後如法施行﹐以致‘左’ 禍連綿。

我一位舅舅僥倖得脫﹐可稱造化。他於49年‘解放前夕’因欠債自莞逃港﹐掙扎謀生﹐加入了教會﹐並另組新家庭。雖然生活遠不及當年在莞時﹐但總算老於戶牖之下﹐得享天年﹐比起我父親﹑姨父﹐不啻天淵。比他後來被打成右派的兒子﹐也幸運得不知到那裡去了。

一張一弛

在大陸不少現年七十或以上的人﹐都會懷念50年代初﹐直到反右前那幾年。因為儘管鎮反﹑土改案涉數百萬人﹐但在‘四萬萬五千萬人’ 中﹐充其量不過百分之一﹑二。大多數人覺得社會安定﹐秩序良好﹐有些地方簡直接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1951年底開始﹐機關和工商界分別進行‘三反’ ﹑‘五反’ 後﹐並沒有立刻開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大概是毛所說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相當一段時間內﹐社會上整體氣候較為寬鬆。

即使是我這樣的‘反動家庭’ 子弟﹐在廣州仍可以繼續讀初中﹐並沒有受到什麼明顯的壓力﹐也似乎感覺不到什麼歧視。(但我在莞的一個表妹就沒這麼幸運﹐她小學畢業後便不能再升學) 。

由於父親提供的家庭經濟來源斷絕﹐我試圖申請人民助學金﹐用的是軍屬證明﹐結果在班上討論時即未通過。這並非出於任何政治原因﹐而是大家評估我的經濟狀況後的共識。他們認為﹐我大哥﹑二哥有能力支持我上學。

大哥罹禍

未幾大哥調離工廠﹐到電工學校教書﹐其原因是他對當局介入韓戰﹐派出‘志願軍’ 不以為然﹐說美軍並無入侵東北﹐我們自己專心搞建設為宜。他的話被指為恐美﹐遭到批判﹐之後﹐可能聯繫到他在台灣被捕過的歷史﹐以及父親被鎮壓的情況﹐上頭認為他不宜於留在工廠﹐遂把他調往技工學校﹐即培養初級技術工人的地方工作。這樣的地方絕無重要的機器設備﹐要搞破壞也搞不起來。原來的橡膠廠則不然﹐當時整個蘇聯東歐集團均缺橡膠﹐加上此乃軍工所需﹐故屬要害部門﹐自然不能容許大哥留下。

我得知大哥因言惹禍﹐並未仔細思考其看法是否有理﹐就在一封信中妄加評論﹐甚至用諷刺口吻﹐說了兩句很不得體的話。對此﹐大哥沒有回應。幾十年之後﹐我才從中共公開的韓戰文件等資料中發現﹐杜魯門曾嚴令麥克阿瑟﹐不要把戰火燒到中國。而包括朱德﹑林彪以及鄧小平在內﹐當局高層絕大多數人均認為﹐內戰剛打完﹐應集中力量搞建設﹐都不主張出兵。可見﹐大哥的看法具普遍性﹐說得上人同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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