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前毛亲手策划的那场‘阳谋’/阴谋，无论对于其打击对象，或依靠对象，几乎都是谜团重重。据现在已知的资料，中共党内高干中，似乎只有邓拓早有预感，并且不以为然。平素性格开朗，行事光明磊落的胡耀邦，并没有对整风一下转为反右感到困惑。相反，在6月8日《这是为什么？》发表后，他‘也认为，这确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特地去思想活跃的《中国青年报》社，按《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精神，跟编辑记者们打招呼。’（《胡耀邦传》第一卷，293页）
   
    然而，他打招呼的目的，着重在提醒他所领导的共青团系统的新闻战士，恪遵‘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不逾矩’，以免在政治上栽跟斗。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一向爱护团员和青年，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而对‘反右’‘这一类政治运动不甚积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639页）
   
    当年7月，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历时两个多月。其时正值国内反右斗争高潮，团中央机关的运动由团中央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主持。9月中旬，胡自苏返抵新疆，一到乌鲁木齐，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情况。‘当得知团中央系统已经划了一批右派，单是《中国青年报》就划了17个，已占编辑部人数的17%，还有几个待划时，他吃了一惊，不由得说，“损失惨重啊！”指示立即刹车，等他回去再说。’。（《胡耀邦传》，293页）

   
    就胡而言，他当时虽肯定反右必要性，却没想到过‘会给少不更事的青年带上这样沉重的政治帽子，更没有想到呼啦一下子划这么多的青年“右派”。但他回天无力，他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保护一些人。’（同上书，293页）
   
    例如，‘几乎要划右派的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被他保了下来。’（《反右派斗争始末》，639页）
   
    上述张黎群，曾在新闻界一次鸣放会上说，现在报纸缺少自己的声音，成了‘传声筒`留声机`布告牌’。毛获悉后让邓小平查问此事。邓找胡询问张的情况。胡说，他讲的那些话，是糊涂俏皮话。他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是有感情的。毛的秘书田家英也帮忙转圜，使张免于戴上帽子。（《胡耀邦传》，293页）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他竭力保了一年，到1958年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上，还是被划了右派分子。’对此，胡实在无奈。陈模后来写了一篇《耀邦同志二三事》，其中谈到：
   
    我当时兼着报社反右五人小组的组长。工作组（按：团中央机关党委派来的工作组）认定某同志是‘右派’，而且要将他的情况见报，开除他的党籍。我在延安尝过‘抢救运动’的苦头，见过康生这个大坏蛋，怎样整了许多清白的党员`干部，把别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我主张对某同志的问题，暂缓见报，请示上级党委后再说，他的党籍问题，应留到运动后期去处理。这一下子，我成了反右斗争的阻力！原来工作组是有来头的。第二天工作组就宣布，撤销我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新的领导小组在工作组的督战下，自然很得力了，抓某某人一个右派哪够哩，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的人是右派；搞过某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的报道的人是右派；揭露搞特殊化的‘秘密商店’的记者是右派；在《辣椒》副刊上，写过一篇反官僚主义小品文的编辑是右派；给人事科贴过一张《用人唯贤》大字报的干部是右派；说过一句‘报社哪有这许多右派分子’的人，也成了右派。不一而足，早已超过规定的打‘右派’指标了。（《反右派斗争始末》，639-640页）
   
    显然，‘胳膊拗不过大腿’。胡耀邦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救人于水火。《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便是又一例。钟为老党员，‘地下工作时期曾做出过卓越贡献’。胡激赏其文章，称之‘有思想`有气势’。但钟曾‘提出青年团应有更大的独立活动空间，被人揪住，要划右派。’胡耀邦说，钟‘是在内部会议上（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发言，各种意见都应该允许，’将其保了下来。可是，后来批‘项梁’，钟还是被波及。胡‘实在顶不住了，对钟沛璋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惋惜不已。’（《胡耀邦传》，293-294页）
   
    团中央系统共划右派五十多名，加上‘中右’，将近百人。58年2月，这些人都要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一批去北大荒，一批去陕北。出发前，胡跟大家座谈，为其送行。面对这些神情沮丧黯然不语的下属，胡耀邦说：‘那我先说几句’然后张口‘叫了一声：“同志们”。
   
    这久违的称呼，使这些处境艰难的人感动得眼含热泪。胡接着说：你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有才华的，才华横溢，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可这次你们的错误犯得太大了，你们太骄傲了。他接着说：今天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对你们只知使用，帮助不够。你们当中大多数人现在悔恨`难过，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可是你们要明白，党中央`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是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团中央组织上对你们不能不做出适当处理。他说，你们中间绝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劳动锻炼，希望你们能自觉地找苦头吃，自觉地好好劳动，通过劳动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以恢复党籍，可以入党嘛！你们不要背包袱。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相信你们能改造好，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机会！他最后说：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同上书，294-295页）
   
    他绝非心血来潮说这番话。而是发自内心地同情与爱护遭殃的部下，他的真诚与善良，在对待李庚的事情上，表现得更为充分。
   
    李‘是位学识渊博`性情耿直的知识分子’，原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反右后期，他上书表示了对出版事业照抄苏联体制和将一些文化人划为“右派”的不同看法，结果他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又因为不肯认错，而被层层加码，成为“死不改悔”的极右，因此抑郁不堪。’当他62年从外地劳动改造回京后，胡立即邀他谈心。听其申诉后，‘胡表示：“是处理过重了。有意见允许提出来，组织上可以研究，该纠正的就纠正。。。。你出了苦头，但不要耿耿于怀。”他对李郑重表示了道歉。李说：“当时你出国不在家，你没有责任，不必由你给我道歉。”胡耀邦说：“我是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错了就应该认错，我还是要向你道歉，请你原谅。”
   
    其后，他设法为李平反不果，只好致电给李说，‘你的事情现在怕一时不好解决，你不要现在就提出申诉，安心生活和工作，以后总会解决的。'（同上书，294页）
   
    胡耀邦对于团中央划了那么多‘右派’，一直感到有问题。其后多次检讨说，他对这些青年干部帮助不够，关心不够。其中许多人后来较早获得摘帽，并安排工作。有的依旧受重用。（同上书，295页）
   
    毫无疑问，胡耀邦在中共最高层中是个异数。1978年全国绝大多数‘右派’获得‘改正’，离不开他的努力。他真正‘以人为本’，极富人情味。虽然他并非昂藏七尺的魁梧汉子，但他的形象使人想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句古语。他绝对无愧于一个‘大写’的人！
   
    （07-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