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2007年10月，网上传来消息，我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相对于中国官方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可谓汉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它令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书名：异端的权利。

   自由写作奖的前四届得主次第为——以写《黄祸》《天葬》而著称的作家王力雄；以写《往事并不如烟》而著称的作家章诒和；以写《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而著称的学者吴思；以追寻和写作《寻访六四死难者》而著称的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和他们比起来，我的人生及文字信念远远不够坚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更是望尘莫及。可能是嗅出笔会有可能奖掖后进的兆头，在今年夏天，我们几个海内外的反动文人，包括郑义、一平、陈迈平、胡平等等还合计着，准备要联手推举成都作家汪建辉，因为老汪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写得实在好。先是评论家胡平慧眼识珠，撰写长文，令它最终得以在美国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始而在反体制的读书界激起阵阵反响。我连《推荐辞》都准备妥了，就用《文学特务汪建辉》的最后两段，结尾是：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来的可耻行径——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但是这个阴谋迅速破产，原因是老汪身为某报的资深划版编辑，如果得了这个比“茅盾”、“鲁迅”和“巴金”更权威的异端文学奖，那饭碗肯定就没了。个人倒好说，裤带勒一勒就过，可老婆孩子咋办？才攻到小半截的楼咋办？所以老汪在谢绝之余，还冲我苦笑道：既然是这个命，就让我继续当文学特务吧。

   于是，后来，我就得了这个奖。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领奖都是文人的体面风光事，银子虽然不多，奖牌上也不可能镀金或镶嵌珠宝，但这不是慷纳税人之慨的五个一工程，抑或某个企业家赞助的龌龊玩意。所以，理应挺直腰板，高调进京，恭候上台领取那由当今中国最有眼力最有肩膀的知识分子群体所颁发的荣誉。可是我却做贼一般，提前数日潜入北京。不敢通电话，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看多了；不敢坐飞机，怕一验《身份证》，人就叫扣住。众所周知，我的行踪诡秘有道理，包遵信，别人眼中的伟大启蒙者，我眼中的可爱酒徒前不久弃世，京城内外、全国各地的众多吊客就分别被专政机器卡在原地，动弹不得。我当然也动弹不得。我之所以没像别人那样，公开粗着喉咙给警方叫板，其实出于私心，何必提前亮相招惹？

   与若干次单线接头的采访一样，我这个浑身流氓习气的底层混混终于在京城露面了。一出火车站，我长长吐口气，跟上岸的潜水员差不多。次日继续鬼鬼祟祟，埋头钻入刘晓波同志的家，转眼天黑，又随刘氏夫妇转移到楼下的金山城火锅馆子，会见笔会新任副会长江棋生同志。四周灯火辉煌，人头跟麻辣锅里的泡沫一般，热血沸腾，我们也谈笑风生，放胆开吃。刘晓波也破戒，连抿几口小酒。我和马少方在灌二锅头的间隙，还抢刘霞的红酒喝。江棋生慢悠悠地讲他天天游泳的掌故。真是和谐啊，我还乘着酒意，提前摸了一把沉甸甸的透明奖牌——我检讨，这不太符合规则，因此受到酒疯马少方的声讨，但是刘和江，两位懂规则的学院派充满怜悯，只冲我笑。

   接下来，江棋生骑车返回，剩下诸位意犹未尽，就再次转移到刘霞的女友家喝。差不多从20几岁开头，我还不太沾酒的时侯，刘霞就是我的酒师傅，没料到她的女友酒量也深不可测。她们俩边喝边嘲笑男人们，指使不喝酒的刘晓波给三个酒徒开酒。

   那晚我自然吹了箫，还放开喉咙吼了一阵。刘霞坚持认为，我是个天生的戏子，如果有登台的机会，能把许多不着调的明星给盖下去。所以，颁奖会那天，一定要拿出吃奶的力气，表演一把。我点头称是：能用吹箫代替致受奖辞就最好了。

   接下来，记忆有些恍惚，似乎乘醉欣赏了刘霞直接画在墙上的作品。那是天才之作，真的，只有一个熬夜的敏感女人才能抓住如此的幻象，人头如植物一般长出来，眼神又如植物一般稚嫩，饱含忧伤。

   折腾到凌晨4点多，刘晓波严辞拒绝再开酒，于是我和刘霞只得跟着他下楼。冷空气一激，我也清醒地摸了摸兜里的钱包，感觉北京真大，北京真荒芜，像在月球上。出租车一路狂奔，刘晓波后来说，我一直回头冲他唱歌，不记得了，我不会这么幼稚吧？

   接下来，依旧颠三倒四地过。乡巴佬好不容易进城一趟，没别的，就图个频频吃喝，与久违的友人们碰面找快乐。虽然你我他或许坐过牢，或许冤魂缠身、持续热血，但人生无常，今日过了有没有明日？难说。所以用不着谁对谁“铁面无私”。话不投机就翻脸，就如专制政权对待群众，话不投机不仅翻脸，而且要开杀戒。为了信念抑或任务，而恨不得把你的朋友砍几刀，是斯大林、毛泽东、原教旨的共产党，而不是你我他这种吃五谷害百病的习惯睡懒觉的流窜主义者。

   说得有点过了，我的许多朋友其实没有流窜，他们长期蜗居在京城。如刘晓波同志这类，经历过血案，又不愿意被洗脑的蠢家伙，是被迫的；其他人，如我20多年的朋友唐晓渡，未必没经历过血案，未必记忆力就不如刘晓波，可老唐先认栽，后认命。老李、老张、老王也认栽认命，生存永远是第一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虽然能够成为世界名著，但是谁又能坚持在六四至今的这些年，天天早晨冲着窗外日新月异的肮脏空气挥舞老拳？所以，我爱我的一切朋友，认命和不认命的都爱，行内行外、相干和八杆子打不着的都爱。只要没有彻底世故下去，当老婊子立新牌坊，都千疮百孔，卖不动了，还要倚仗自己被操多年所积累的聪明才智煽乎；只要别人还能浪费时间，来参观你这种无用的怪物，还冒着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甚至突然偏瘫的危险，陪吃陪喝陪怀旧，陪手舞足蹈。

   借此，我向政府公开交待，我在京短暂几日，会友众多，不完全统计有：高氏兄弟、唐晓渡、曾来德、野夫、王天成、武文建、王宏伟、文贤、李致文、党真、岳建一、王家柱等等。女士若干，就不用披露姓名了。本来约定在22号的颁奖会后，还有十几二十人以上的吃喝娱乐盛会数场，算命幽会一场，可惜全打断了。

   还有一件不愉快，就是编排过《非常道》的余世存那厮，曾号称京师文化界第一酒徒，以前久别重逢，总要大醉一台，不料这次居然以血脂高、痛风复发等托辞，只舔了点点白酒和红酒。更不叫话的是，他竟约我去参加纪念陈独秀、胡适某某周年的法学界研讨会。老余啊老余，这笔帐先挂着。

   12月20号夜间，我在20层以上的高楼登陆互联网，猛然读到上海警方拘留李剑虹女士的消息，不由吃惊。李女士为今年独立中文笔会“林昭奖”得主，按常理，她也该抵达了北京，准备着与我一道出席颁奖仪式，然而。我拉开窗帘，冲着北京的广袤夜空发呆，我不是蜘蛛侠，能够在无形的巨网里穿梭，可马上换一个住处肯定行。于是，三五分钟就收拾完行囊，临出门的刹那，我又颓然止步。干吗呢？除非我这个自由写作奖得主放弃领奖，人间蒸发，否则，他们总会在半路抑或颁奖的地点守候，不把重新露面的我逮个正着，是不会罢休的。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人民政府要决心干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事，都如赌徒扛枪上赌桌，不惜血本。

   问题很严重，值得思索，可遗憾的是，我早早就熟睡如猪，连晚归的老哥们忠忠敲门都没听见。次日中午醒来，下楼在饭馆吃东西。忠忠一脸严肃地坐在对面，说预感到有点不妙。我懵懂道：有啥子不妙？要不妙早不妙了。要不妙我只能呆在成都，连门都出不了。话音未落，穿制服的女片警就领着几个便衣进门，我的心脏狂蹦几下，不得不佩服残疾人的第六感官超常。

   他们先与忠忠客气两句，就牛皮糖一般粘上我了。3个人不离左右，挟持我进了包间，坐下来没交谈几句，他们又称环境不好。我说很好啊，门一关，除了你我就没别人。他们敷衍道：是啊是啊，但是太闷了。我说不闷啊，很舒服啊。他们心不在焉道：舒服？不不，太闷了，我们到派出所吧，那儿要好些。我说我不去派出所，大凡正常人都不愿平白无故地进派出所。如果你们硬要让我去，就按正规的法律程序走，请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吧。他们连忙陪笑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著名作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怎么敢有这个意思。不过，协助政府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我们相信你会跟我们走。我说如果我不呢？他们的陪笑立马变成狞笑：嘿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执行公务。何必大家不痛快。接着斜过肩膀，要搜我的身，还问有手机吗？我煽开他们的手腕，说没手机，你们不晓得世界上有一类人不用手机吗？

   于是我们站起来。临出包间之际，我说要小便。接着就不由分说地紧赶两步，钻进对门的厕所。我蹲下来大便，真遗憾，很顺畅。一个警察进了隔壁，另一个警察做出尿急的样子，呱呱拍门。我吼一声“屎不让人拉完”，就立即掏手机发短信，几百元的东西，低档，速度慢。我好不容易按完“警察来了，要强迫带我走”，连发两遍，中途还有个该死的无关痛痒的酒电话打进来。

   我不断地冲水，以便掩耳盗铃。

   我一遍遍地擦屁股。这一生中，我第一次这么看重我的屁股。

   我向厕所鞠躬致敬。然后人模狗样地重现。几进宫的贼头习性，促使我将钱包和手机拿出来，交给吧台，叮嘱代为保管。警察插话：有这个必要吗？我答：当然嘛。赤条条地耗去，光脚不怕穿鞋的。警察哼哼道：真他妈的逗，你们四川人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