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 /自由之声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族主义激情的高涨，已经使中国社会的民主主义诉求彻底边缘化，民主既不是统治精英的追求，也不是社会大众的兴趣所在。本文不以为然，因为即使在中国当局全面控制和封杀自由民主言论的特殊环境下，民主主义话语仍然借助于互联网等现代沟通手段突破重重封锁而方兴未艾；以民间维权为主要内容的自由民主运动异军突起；发表民主建设白皮书等举措也表明政府当局正式回到了政治民主化的牌局。

本文所关注的焦点，不是社会大众的民主主义诉求，也不是政府当局的民主牌，而是中共体制内部的民主主义话语。本文将视角聚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之间的关系，在技术层面是因为篇幅所限，在学术层面是为了验证如下几个假设：由于相同的极权主义社会结构和历史轨迹，中共经历着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相似的变化；中共党内民主派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其领袖人物充当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民主化的思想和知识资源，在体制内外同样丰富，早就足以支撑中国向民主政治的全面转型；中共党人向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就象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并随时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的突破(breakthrough)一样。

民主、民主化、中共民主派

为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或误会，在此先对本文的几个核心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首先，在现代世界和当代世界，只存在一种民主政治即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因而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是同义词。谈论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民主政治”，诸如“不自由的民主” （illiberal democracy）、“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或“新民主主义政治”，都是有意无意地混淆是非、鱼目混珠或危言耸听。现代和当代世界的民主只能是基于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民主，在价值观念上必须确立人权平等主权在民的原则，实际政治中必须满足如下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将多党平等竞争的选举作为产生合法政府的唯一途径；第二，建立起全面保护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既然自由主义民主是通过法治限定政府的权限、全面落实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因而也被称为宪政民主。

有了民主的确切定义，我们也就明白当代中国的“民主化”，指的是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转化为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历史过程。起点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终端是自由主义民主。借用孙中山的语言，一党专政与宪政民主，“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不过，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是一种奇特的专制主义政权，按照现代政治学的政权类型划分，被列为极权主义政权。因为对社会实行专政的是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党，因而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所推行的是党国体制，党、国不分，而且由党国全面控制和垄断全部社会资源、使个人和社会团体都虚弱地依附于党国，往往由政府全面吞噬了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这样的政权与社会向民主宪政的转型极为艰难，与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具有多元化因素的威权主义政权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人甚至于认为，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具有不可软化的刚性，可以崩溃但不可以转化。

然而，这种近乎宿命的艰难险阻，并不能阻遏体制内外的仁人志士竭尽全力为中国的民主转型而奋斗不息。众多仁人志士知不可为而为之，便有可能改变历史的宿命，这也正是前苏联东欧各国民主转型可歌可泣的历史。由于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自身的衰变和体制内外民主势力的冲击，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已经向后极权统治转化，私人空间在逐步扩大，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已不可逆转，政治上的多元化也初见端倪。在中共体制内部推进中国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的人们，也就是中共民主派。

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至少包括如下几项。第一，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尽管在学理上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程度可以有深浅不同。第二，反对一党专政。从民主的角度反对个人迷信、领袖独裁但并不明确反对一党专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派。第三，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区别于有思想而没行动的党内潜在民主派、也区别于作为公开的反对派从事民主运动的党外民主派。这些判别标准实际上只涉及基本共识。至于与民主化进程有关的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诸如对马列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认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对全球化的态度，等等，很可能意见纷纭、见仁见智，甚至于难分轩桎。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使中共党内民主因素死灰复燃，而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几成燎原之势，真正形成为党内民主派。具体表现为王若水、胡绩为、苏绍智、李洪林、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方厉之、许良英、陈一咨、严家其等党内知名知识分子的呐喊，千百万中共党人为自由民主而奔走呼号，甚至有胡耀帮、赵紫阳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他们的高级幕僚朱厚泽、鲍彤和项南、任仲夷等封疆大吏所显示出来的民主倾向，蔚为大观。严格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实际上指的两部分人，即极少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

当时这些中共民主派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还难以形成定论。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根本不存在让他们畅所欲言的语境，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发言往往只能欲说还休、语焉不祥，更谈不上像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同仁那样系统地阐述他们的民主思想。从主观方面说，他们的信仰结构和知识结构都很复杂，尽管向往自由民主，却又对马列主义及党国社会主义存有幻想；既在积极转换思想、学习新观念和新词汇，却又无法完全摆脱马列主义话语几思维习惯。从整体上说，中共党内民主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摆脱马列主义的思想框架和思想包袱。胡耀帮的“民主作风”和宽容异端的风范有口皆碑，但他对党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一往情深，只能算是“旧制度中的新人物”。赵紫阳更加向往并致力于建设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但他只是在天安门事件的风口浪尖才偶尔透露认同多党竞选的心声，而且在行动上依旧与党国体制情缘未了。可以说，八十年代中共党内民主派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中共民主派的历史功勋

中共党内民主派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贡献，就其荦荦大端，可以归结为两个互相连结的层面：首先是推动中国实现了从极权主义社会到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转变，其次是为中国从后极权主义社会向民主社会的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从极权主义社会到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转变，具有历史自然演化的特征，也就是极权主义统治自身发生衰变而部分地丧失其威力、特别是原教旨主义信仰的威力，从而自然地松动对社会的控制或在某些方面软化控制的手段和方法。但是，从极权统治内部产生自由民主的异端力量，从内部推动政权的转型，对极权主义社会向后极权主义社会、并继而向民主社会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共党内民主派在这种历史进程中的具体重大举措，至少有如下几项可圈可点。诸如平反冤假错案、促进政治和解、打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大门；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促进自由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中国的经济制度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初步建立起相应于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框架；锐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初步成效。

这里要特别强调打破神话的“思想解放”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大意义，因为正是马列主义神话和有关中共种种“丰功伟绩” 的神话支撑着中国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开端，这绝非偶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因为全面参与该国改革的曲折过程而知之甚深，对党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轨迹的把握也相当准确。共产主义党国的政治决定它的经济，而不是相反。科尔奈抛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正确地将神圣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至高无上的权力视为共产主义极权体制的内核、将国有制经济和经济调控机制视为附属性的外围，如下图所示。

正因为党国权力结构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党国家的任何实质性变革只能从权力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由是观之，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中共党内民主派推动“思想解放”、修正和淡化马列主义的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同小可。这个时期，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旗帜下对马列主义的专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初步的颠覆，成功地把毛泽东、斯大林等独裁者拉下了神坛。当“领袖崇拜”、“党中央崇拜”以及“马列主义崇拜”的光环剥落之后，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就算是“丧魂落魄”了。这种统治的天然合法性因此消失、而只能越来越依赖赤裸裸的暴力，也从内部不断产生突破这种统治的变革力量，其逻辑结果是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终将以宪政民主来取代丧失了合法性的“党主”。

当然，颠覆马列主义神话及共产党专制统治神话的事业还只是刚刚开头，任务还极端艰巨。专制统治者及其辩护士们具有极为高超的说谎本领，这主要还不是表现为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十分机巧地说出精心挑选过的事实，遮蔽对他们不利的任何事实，并进而依据这些经过偏见过滤过的“事实”来编造一套又一套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神话。例如，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战果极小、只是在“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战斗中消灭几千日军，却编造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打败”了日本侵略军的神话，而遮蔽了国民党军队和其他抗日力量消灭几百万侵华日军的事实；中共的“土改”只是一度使部分贫雇农受惠，却编造出通过“土改”而“解放”中国全体农民的神话，而遮蔽了通过公社化、户口制度、统购统销等制度和政策，比历代统治者都更残酷地剥夺和奴役农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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