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和社会民主主义 /自立博客

罗莎。卢森堡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被遗忘了。还是汉娜。阿伦特引述的列宁的观点，给我唤醒了一些记忆——列宁说，卢森堡是鹰，虽然有时鹰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高飞如鹰——列宁以一个祖师爷的口吻来教训卢。在她死后还组织了对于卢遗产的批判。在中国60年代反修文章里，也多次看到引述列宁的这个批判。时隔半个世纪，究竟列宁是鸡，还是卢森堡是鹰，看得很清楚了。卢森堡这个鹰比列宁这个鸡，份量要重些，观点要正确些，人格要伟大些……列宁的遗产暴力专政和暴力夺权诸如此类已经没有什么正确性可言了；连中国党也不怎么倡导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了（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了）；但是，卢森堡一类社民主义却还是在世界上实际存在，并且引起一系列的思考和实践。换言之，列宁主义已经死掉，社民主义却还活着。这个现象已经呈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形态中，贯彻于他们的党派政治和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最近好像格外对社民主义感兴趣，在一系列课题上，似乎在追随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但是，他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和伯恩斯坦、卢森堡们究竟有何不同呢？我们把卢森堡的观点逐一列出，也就一目了然了。

除了对于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权之存在表示明确反对外，如何对待社会民主运动，马列理论，革命方法，道德观念，文化定位等等一系列问题，卢森堡是观点明确而又充满人性光辉的。她的道德文章、道德人格并不会因为她的革命观念发生扭曲。发生扭曲的，倒是列宁主义民粹主义者，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以至于列宁在晚年还遗憾地抱怨，他是勉为其难，似爬山到半腰上不去、下不来。

于是我们看到，首先，卢森堡是修正马克思的，修正《资本论》的——这个与谢韬前辈婉转拯救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卢森堡的观点，倒是和阿伦特同；阿在其著作中屡次提到，关于资本主义民主和殖民地政治统治方式两重性问题——祇是她们二位表达角度和方式略显不同。

阿伦特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在殖民地执行总督制度。她还就此引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多余的人”、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是形成法西斯主义之根源等等看法。

卢森堡并未直接诉诸殖民地政治形式，却在批判《资本论》中简介涉及此课题。她关于资本运行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本身，提出了非《资本论》运行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在资本运行的规律，而是强调资本外在抢掠的模式，导致所谓剩余价值的不断产生。这个模式的揭示非常重要。如果说，《资本论》的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否定了，那么，卢森堡解读和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却极具现实感和真实性。这个模式的延伸，直接诉诸中国经济今天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连手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甚至是资本奴隶制度）积累过程之再现。这个发现，使得卢森堡至少在其眼光独特和观察深刻方面，独占熬头，她确乎成了鹰——而马克思和列宁，成了鸡——中共呢，正好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在掠夺模式，和那些见利忘义的资本沆瀣一气，制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另类范畴，很需要强力研究之。为此，我们引述卢森堡的观点，以便澄清关于“马克思正确论者”的误导。

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道：“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祇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或者祇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均见阿伦特《黑暗中的人们》）

资本主义并未崩溃，也不可能马上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但在卢森堡时代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其间，出现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死论而他们的主义实际上死了——祇是，这个不死论，并不是说明卢森堡是资本化社会的拥戴者，恰巧相反，她是反对者，是改造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不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这个改造者的政治论断，说明了批判资本主义吞食外在要素之必须和必然。什么是资本主义吞食外在之要素呢？一种方式，是和极权主义统治机器在政治经济上谋得媾和效应——如，香港和大陆就是这样的媾和；毛时代，和西德、日本的经贸媾和，亦如此；再早，有列宁和哈默的媾和（列宁签订“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就是一种叛卖行止这个无原则间谍，如何不可以和迁就其屠杀政策的美国人合作呢？）——资本主义不是要关闭和苏联和毛的政治经济联系，而是要“吞食”和继续吞食这样的半关闭、半开放的“市场”——到了80年代，即邓时代，邓完全看透了这个吞食主义的致命症，施行了各取所需的开放模式，让资本主义之吞食和他的改革开放，结合一体——也就是说，邓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反面的卢森堡主义者，他不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要利用之；而且是为其家族和集团所利用。这样，邓主义，就和吞食主义接轨至今。

在另一方面，邓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汲取了资本和允许资本之吞食，也就广开市场，广开资源，广煞生态，广开奴工。这个红色政权的无产阶级（＝暴力）性质，从毛式皇权改变成为媾和与吞食主义二者得兼得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原则，对内，是中国崛起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就是卢森堡所谓迎接“不断吞食”——“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开放式吞食主义。这个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门徒和谢韬先生们可以理解的——他们祇会说，啊，邓改革了，开放了，但是，没有政治改革了……殊不知，卢森堡早就有言在先，你不解决资本吞食主义，如何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呢？

所以，西方资本有两个本性。一个，是在其国内实行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在现在的后殖民地或（准殖民地地区），如中国地区等——施行外在“资本原始掠夺”。

这当然是一个悖论。美欧日国，在民主法治之游戏规则辖制下，近百年来，已经成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各种维权组织。他们的工人和蓝领尚动辄要上街游行，罢工示威。他们那里，吞食主义有了长足的改进。但是，在中国，双重压榨之一重，就是来自西方。这个课题日益被东、西方学者重视和强调。也关系到其政府政策的制定。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没有改变。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确定美欧日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消除其在中国的吞食主义？这个难点，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回答。换言之，美国政府可以管理其国内的资本家，用政治法律甚至经济杠杆来操控吞食主义——但是，他又如何管理在中国地区的资本家呢？那些一小时不足一个美元的廉价中国奴工，在西方资本家那里与在中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那里，一并是吞食主义之牺牲和饕餮之物、大鱼大肉也！他们要反对这个类似供奉慈禧太后的统一中国市场乎！反之，中国的官僚阶层，在国内可以施行残酷的奴隶佣工，但是，他们在美国，在英国，在哈佛，在耶鲁，照样可以大谈民主和市场——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们也听得一头雾水。这个中国的政客究竟是民主乎？专制乎？好像都是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这个畸形的中国市场，他们究竟如何用“看不见的手”——人权政治和经济剥夺这个熊和鱼掌，来干预奴隶制度的中国市场，无人可以解答。撤销资本输出？不对。鼓励资本输出，亦不对。这是一个矛盾。

正确的解决法则，当然是在中国实行“吞食有度”——就是和西方“允许剥削”一样（暂用一句老话），但是，不可以完全剥夺人权，不可以不让组织工会，以延续生命和健康，延续“剥削”，叫做可持续发——一句话，在中国实行民主法治之经济政治制度。

所以，卢森堡主义在上个世纪初叶提出的反资本论观念，是一种远见卓识，颇有预见性——颇有对于中国国情的预见性。这难道不是卢森堡的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吗！

二反对列宁的革命暴力论

19世纪末叶，德国和东欧关于“改革还是革命”的论题，成为德国民社党各派乃至社会上知识份子争论的关键议题。伯恩斯坦的看法今天看起来是正确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工人阶级已经不是社会的赤贫者，祇是穷人——“普选制让工人有了政治权利，让工会在社会中有了自身的位置”。革命，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已经让位给社会“改革”。

这个看法引起了很大的争执。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帕乌斯和罗莎都反对这个看法。阿伦特说，“然而，1905年的革命前奏中有两个方面被卢森堡完全忽略了。”第一，爆发革命的国家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实现的国家；第二，得到群众强有力的支持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存在。阿伦特说，革命乃是‘日俄战争’失败之果；列宁还说，“革命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组织；祇要旧政体被扫除，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加上一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领袖，就足以获得权利。”卢森堡立场之转变，就在于她对于上面这两个观点都不同意。她的主要看法是，“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革命失败。”“她所预见到的‘道德崩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是她忧心忡忡之最。“既然恐怖‘败坏着所有的人，糟蹋所有的事务，那么，唯一来拯救这一切的方式，难道不是’公共生活自身的学校，亦即最开放、最广泛的民主和公共意见‘吗？”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公共领域是不俾斯麦时代以来，已经存在的事实；如果不是，卢森堡立论就站不住脚；但是，革命尚未到来在——祇是产生了希特勒式的“革命”，看来，卢森堡是要在既时的德国实行民主，而非要建立以后东德那样的政体。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