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写奥运 /自立博客

君特.格拉斯在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我的世纪》里面，写到36年德国纳粹主持的希特勒奥运。当然，君特是在写小说，未呈现历史全景。小说是不是可以反映时代，全看作者是不是站在高远处，看出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中的人性特色，人群特色，且提升之——君特写奥运，鄙意以为，多少提升了这个事件的含义。有人说，中国现实，小说不可表现，现实比之“精彩”。其实不是。这里有两个观察角度。一个是远距离回顾；一个是当下直观——后者，更要具备天才的透视能力；君特，属于前者。他青年时期参加过纳粹，属于不是当下天才一类。但是，其历史回顾，却很有意思。

他把36年奥运会的小说背景，设置在一个集中营。其中犯人和狱卒皆大欢喜于奥运会的比赛，为德国运动员的每一次胜利欢呼。而且，他们的欢呼，是双方同时发声——狱卒和犯人齐声欢呼——他们从摆在集中营的一台声量开得很大的收音机里，收听体育赛事。可是，这个现象，最终被监狱当局禁止了。犯人欢呼德国胜利的权利，被取缔了——收音机被关闭了——只有狱卒，才有权利收听，欢呼。

小说体例，一年一个故事，小说以某年代名称，如1921年，一篇；1936年，一篇；1957年，一篇。一百年，一百个故事。1936年的故事，和后来，他以年号为小说名称写就的许多故事，都以其所谓“两点论”做出结构和延伸。比如，36年奥运会，我觉得就是两点论——或者说，是运用了他们德国哲学的辩证法。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两点论加合题，就变成三点论——合题，也就变成马克思的革命和暴力——而法国人德理达，却不赞成合题，主张问题搁置，为其历史观察与叙述之奥秘。这个话题，被君特之辩证法运用了。君特.格拉斯，属于反对“革命合题”的那种写作人士。

他的反合题，究竟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不想抬出合题，把问题留下来，只是状写现实和人类心灵，让读者思考——其实，他的倾向，很明确。这里，比如说，1936年整体论属下的德国，在1999年写来，一要明确现代人对于纳粹，两德统一或者分裂之现实的反思——又要回到德国当时的群众心灵状态，从而避免历史性超越和由此产生之对历史的扭曲和捏造。这是第一种两点论。第二种两点论，就是直接深入到当时德国人的心灵状态中，施行文学和政治学的化学分析。这个观察很精彩。36年，正好是历史伪证/证明希特勒“正确”的时代。其经济崛起，政治复苏，道德重建——他们德国人的抱负性革命道德——包含占据犹太人的经济领域之抱负，文化建构，消灭失业，思想一统，意志振兴……都在证明全德国人民之赞成希特勒的“正确性”政策。他们枉顾了希特勒政权实行内外恐怖统治和侵略野心的真实意志。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在人群盲目之中，谈些警惕性话题，甚至见诸报端。可是，人民，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前此慕尼黑政变，希特勒几乎不被惩罚的司法轻判，使得这个独裁者，超越法律，东山再起。当然，以后，国际上出现张伯伦主义主导的绥靖主义政策——加上反犹作家张伯伦的理论先导——希特勒的国内外合法性，变成现实。

于是，如何看待那些被纳粹整肃的反对派人士，他们是不是代表德国的复兴和光荣，成为君特写作小说的一个诡秘线索。同样，这里也有“两点论”出现。一个是，自由和民主的德国，是不是要容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与之并行齐肩。答复是矛盾的。一个答复是，拥护希特勒的政权，就是拥护德国复兴和36年希特勒奥运会。一个答复是，不管是奥运会、还是纳粹党，全都违背了德国之自由意志和文化传统，走向由一个小人物主导的疯颠。他们在有限的报章上指出，这个下士或者痞子的革命疯狂，正把德国带向崛起后的迅速毁灭。后一种人，在36年，当然是少数派。欧洲具有真知灼见，洞察这一点的人们，像是John Gunther 之辈，是少数。多数派，包括国际间各种政客和学者，都热衷于和希特勒进行各种毫无意义的周旋。所有的有限探察，商榷和谈判，与其说是在遏制希特勒的崛起，不如说是在纵容之。于是，“祖国”的概念，和希特勒撕毁不平等条约的政权行为，混为一体。这个“祖国”概念，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重建的狂热中，转变成为政权和纳粹一体的概念。一时间，谁要区隔这个概念，就会被人唾弃。这样一来，36年奥运会，就转变成为一场祖国等于希特勒的全民庆典。德国人，包含监狱里反对希特勒的犯人，也在疯狂地欢庆德国运动员的胜利。并未出现任何反对派与之保持距离的迹象——就像中国人的亚运会，并不妨害人们彻底遗忘六四—— 代之以这个中国概念和中国体育胜利之概念，对于亡灵和死难者的一切哀思已被抛弃。一切，有效进入遗忘，且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诉诸改变意志等于0。祖国概念和政权概念合一的两点论，就被黑格尔式的合题解决了——这个合题就是，祖国和政权加起来等于奥运。

企图区分这个概念的努力失败了。很多反对人士和大批犹太人，锒铛入狱，惨遭杀戮。人们在嘲笑纳粹和共党的格斗游戏，并不为台尔曼的苦难做出辩护。自由主义者们，只好像托马斯.曼等人一样，流亡国外。人们争议着，福特文格勒究竟是不是纳粹的拥戴者。而立芬斯达尔辈，还在申辩《意志的胜利》，纯粹是为了艺术。她战后，届八十高秩时，还在说明她和戈培尔并无暧昧关系……但是，所有当时的辩护，今天已经显得可笑。《意志的毁灭》（一个美国人拍摄的反立芬斯达尔之关于纳粹的电影），和一切反对希特勒的史料，呈现在36年光荣进军的德国和世人面前。希特勒所有“正确”的经济政治文化体育算盘，都和他的尸体一样烟消云散，得到了“最后解决”。

故此，君特在此短篇里凸现的，正好是当时德国人无视自身命运，狂热讴歌纳粹奥运的荒诞和可悲。这个1936年，成为希特勒政权进行全球涂炭的瓦格纳式序曲——瓦格纳子孙和希特勒共襄拜罗依特音乐节，这个音乐奥运，乃是力挺纳粹的又一个证据。其实，这不是德国人特有的人民品质和人民属性。自纳粹和法西斯运动崛起、发展和灭亡，很多极权主义作家，开始分析这样一种“人民”概念。简而言之，法西斯运动的巨大吸盘，一是吸引了人民在祖国和政权方面进行合而为一之混淆，再是，他们以国家利益，枉顾国际秩序和民主秩序，企图完全依靠一国崛起，造成霸主地位。德国人，很早就发现了俾斯麦创造的国际战略格局之好处——他们说，如果俾斯麦死得早一点，欧洲秩序就完蛋得快一点——而希特勒，完全颠覆了欧洲秩序。历史，正是按照这个说法，在向前延伸的（过去将来时）。但是，奥运会，究竟是不是纳粹、或者前苏俄政权的销蚀剂，确实不好说。36年离开45年，差不多是十年时间——苏联奥运会和苏联解体，也正好接踵而来；加上汉城奥运和南韩民主转型，都是值得总结的历史——中国奥运是什么？人们亦可以举一反三。

关于君特的“两点论”，还体现在他的很多篇章里。他关于东德人士如何对待当局，如何举报左倾分子，如何合流于共产党，都有很好的描述和概括。那种做过坏事，却不会一直坏到底的教徒式反省，伴随着那个国度的人们、甚至党员。这个现象说明，东德和东欧人们的文化训练、道德培养和政治倾向，确是因为教会、大学甚至工会的独立存在，而被承载，被训练——不是完全被驯化。这就是说，东欧的同志们，并没有领教毛主席主宰一切——教会，学校，报纸，工会，……——这样一种全能主义，整体主义，也就是极权主义之洗脑。君特写来的那种多少幸存的“觉悟”，也正好是这样一种党文化空隙造成的、道统和学统不灭之影响——就像那个“窃听者的故事”。所以，回顾36年奥运，一方面需要现在的觉悟，另一方面，也是德国和整个欧洲民主自由传统使然。也就是说，希特勒现象，的确在欧洲造成其文化光荣长河里，一个黑暗的瞬间，但是，他仅仅是一个瞬间。他和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企图完全颠覆和毁灭欧洲文明和良知的企图，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现在的中国人，具备什么样子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呢？他们的意识，思维和训练，有没有自由和民主的承传呢？他们的宗教诉求，究竟已达到如何一种品质呢？国人多数，连带关进监狱之人们，是不是也要在奥运期间，来一个犯人和狱卒之双双欢呼中国队之胜利呢？08年的狂欢节，究竟有多少人，会像德国那个时代之少数人那样，并不以为世界的光荣，集聚在那颗所谓圣火之上呢？国际间的经济掮客和奥委会的类似扒手，会不会完全重复36年可悲的现实呢？那些衣冠楚楚的政客，又是如何对应中国体育政治化的课题呢？这些，似乎又是历史无可避免的重演。在此一点上，奥运精神的异化和变质，难道仅仅和专制主义的政权相关，国际间的大纵容环境，难道可以逃避责任吗？今天的张伯伦主义——两个张伯伦主义一个关乎国际绥靖主义，一个关乎人权涂：德国消灭犹太人；中国制造奴役经济——又会如何指导2008年呢？

其实，我们的两点论，在今天，已经展现。一方，是人们近乎白痴的狂热——另一方，则是少数人要求人权，要求自由——这个现象，和36年，没有什么不同。这两群人，究竟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呢？在36年，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08年，中国人选择什么呢？对于这两群人的观察，应该得出怎样一种结论呢？在德国，是美国和苏联的炮弹，惊醒了痴迷的尼采和查拉斯图拉。在汉城，是美国人的介入，使得奥运和民主接轨。在中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抑或，什么也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