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下载：mp3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物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正在经历一次重生。1961年摄影师Alfredo Korda摄下的照片里，他热烈的眼神，摇滚明星般的外貌，似乎开启了少年人对革命、反叛和自由心灵的理想主义的纪元。 从那以后，这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面孔就出现在T恤衫上、汽车上、手表上、婴儿服装上、CD封套上、首饰上、背包上、曼哈顿教室的招贴上，讽刺的是，他的头像在资本主义市场有广告价值。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被人发现在选战中与穿着格瓦拉T恤的人在一起。歌星Carlos Santana在领奖仪式上穿着格瓦拉T恤。有报道说Angelina Jolie（好莱坞电影明星，曾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刺有格瓦拉纹身。好莱坞还制作了电影“The Motorcycle Diaries”，把这个阿根廷出生的革命人物理想化。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浪漫故事没有一点真实性。格瓦拉是个要命的“杀人机器”（killing machine），他的革命遗产，是一个奴役人的赤贫的古巴。 古巴裔美国作家Humberto Fontova研究头像后面的那个人，以及流行文化为什么会对格瓦拉那么着迷。在与几十个认识格瓦拉并和格瓦拉一起打过仗的古巴人交谈之后，Fontova在《揭露真实的切-格瓦拉，以及将其偶像化的有用的白痴》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格瓦拉。 我们访问了Fontova，讨论这个世界上最不该被偶像化的杀人狂之一－－切-格瓦拉。 参访人：你在古巴度过了几年的少年时光，直到1961年你们全家逃离古巴。你们一家是怎么逃出来的？ Fontova：Michael Moore（美国左派电影人）说，在美国的古巴人生活那么好是因为他们把在古巴抢的财富都带到了美国。但实际上，几乎所有逃到美国的古巴人，除了随身带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是乘飞机、而不是小艇或汽车内胎离开古巴的。专制官僚系统允许一些人合法出境，但办出境手续花了一年时间，而在我们到达机场时，共产党军人从母亲耳朵上拿走了她的耳环，还拿走了我姐姐脖子上的十字架。我们只能带一个行李箱。他们说这些物品属于“革命”（la revolution）或“人民”（the people），他们所谓的“人民”，指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家庭。我父亲在鞋里钻了个洞，把他的结婚戒指藏在了里面。 但是飞机起飞前一刻，我们正要登机的时刻，安全人员上来抓住了我父亲，说他哪都不能去。就在他们把父亲拖到门里的时候，母亲说我们也不走了。父亲说她必须离开，我们猜想父亲会被行刑队处决。父亲抓着母亲的手说，“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希望孩子们成长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当时我们三个孩子只有8岁，7岁和5岁。我们也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采访人：你父亲为什么想逃离古巴？ Fontova：父亲不喜欢听命行事。有人说离开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古巴的人都是百万富翁，或者是黑帮人物，或者是骗子，那完全是个神话。我父亲只是不想作奴隶。 我们到了迈阿密（Miami），母亲给哈瓦那打电话，了解到父亲被带到G2安全部门总部接受审问。许多人没有能通过审问这一关。你可以想像母亲当有有多恐惧，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文不名，有三个孩子，自己还很可能成为寡妇。后来我们搬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在亲戚家里寄居。 新奥尔良有不少古巴人，我们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几个月之后母亲再次给古巴打电话。这次，她的反应与以往大不相同，她发出喜悦的尖叫。这次是父亲从机场打来电话，我还记得他出现在飞机门口，母亲跑上去抱住了他。那个拥抱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尾。 可我想提醒大家，几千个古巴家庭并没有我们那么幸运，他们的故事没有快乐的结尾。 采访人：你提到共产党政权把人们投入监狱。那个数字有多高？ Fontova：在1961年，古巴有630万人口。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50万古巴人曾经被投入监狱，在比例上超过斯大林的古拉格。1961年的某个时期，35万古巴人由于政治原因被投入监狱，18个古巴人里，就有1个政治犯。这些人被听到对共产党政权表示不满。人们很难想像极权统治是什么样子，毕竟，拉美不是一直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吗？是的，可是古巴是拉美唯一的斯大林式的极权独裁。 采访人：格瓦拉如何建立了这个极权统治呢？ Fontova：卡斯特罗进入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后2周，苏联情报人员就来了。格瓦拉是苏联情报人员的主要联络人。 在比例上，古巴共产主义政权在最初3年处死的人，比希特勒（Hitler）6年时间处死的还要多。想想处决的数字，再想想格瓦拉代表的口号“反压迫”。太有讽刺意味了，比较一下古巴裔美国人读到的，和他们亲身经历的。 采访人：格瓦拉在联合国讲坛上吹嘘说“我们处决人”。 Fontova：而且他还在1964年说“我们还要继续处决人”。根据在巴黎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这个时期古巴共产党处决了14,000个男子和男童，这相当于在美国处决3百万人。然而，设计这些处决的格瓦拉，被Jesse Jackson（美国左派黑人领袖）赞美，而Jesse Jackson自己就谴责死刑写了一本书。 采访人：谈到共产主义信徒（communist chic），Cameron Diaz因为在秘鲁使用印有毛泽东像的背包而遭到谴责，在那里，人们了解毛主义的恐怖。 Fontova：但是你会发现Cameron Diaz为他的行为道歉，因此我把人们佩戴格瓦拉行头80%的原因归结为无知。特别是在我处于慷慨状态的时候，我不愿意想到人们有那么愚蠢。不知道是另一回事。毕竟，从远处看格瓦拉的照片，你会认为那是张很cool的照片，因为他看上去像是“The Doors”里面的Jim Morrison。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小孩子，把格瓦拉看作英雄，他很有革命性，他和“大人物”（The Man）战斗。我说：先生们，不是这样，他自己才是人们反抗的“大人物”。你们完全搞反了。 采访人：你在书里写道，格瓦拉是多么厌恶摇滚乐、同性恋、艺人、黑人、以及现有秩序里的任何成员。 Fontova：我只是在书里引用切-格瓦拉自己的话。一个误解是格瓦拉代表自由精神。其实他个性冷酷。早期他曾用“斯大林二世”作为自己的签名。他还说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在铁幕后面。他可不是一个嬉皮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拉在1962年的演讲里曾说他认为反叛精神属于反革命性质。请注意，他说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必须被清除出古巴。如果你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你会进监狱的。 采访人：格瓦拉到底是什么个性呢？ Fontova：他比较傲慢。我采访过一些人，这些人求见过格瓦拉，以拯救自己的儿子免于未经审判的处决。格瓦拉喜欢耍弄他们。他喜欢当着哭泣的母亲的面在电话里大喊，“立即处死Fernandez。” 临床上说，格瓦拉是个虐带狂。卡斯特罗是个精神病。谋杀对他毫无影响。对他来说，那只是功利性的屠杀，以巩固个人权力。 所有我访问过的人都说，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佐料。他的二楼的办公室里，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能在办公室里观赏他热爱的行刑队行刑。 采访人：格瓦拉杀害儿童吗？ Fontova：很多男孩被行刑队处决的时候只有15，16，17岁。他们是穷孩子，为了军饷而当兵，就像这个国家有时的作法。他们夹在当中。斯大林式的政权处决他们，只是为了显示“现在是我们发号施令”，“如果你们质疑我们的作法，这就是结果。” 他们并不隐藏这种处决。他们希望把处决作为公开的样板，象斯大林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 Massacre）屠杀波兰军官一样。一个原因是对古巴前军人斩草除根，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反革命运动爆发，这些人会成为领袖。同时他们想恐吓大众。 采访人：格瓦拉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Fontova：我这本书应该起名为“你读到的关于格瓦拉的任何信息不但错误，而且完全相反”。格瓦拉1959年搬到哈瓦那的时候，住在古巴最华丽的豪宅里。那里面有瀑布，有类似现在的等离子电视（Plasma TV）类的娱乐设施，有游艇码头，桑拿浴室。这些都有完整记录。 采访人：格瓦拉被认为是古巴革命的灵魂人物。 Fontova：Ariel Dorfman在《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写了大量文章，他把格瓦拉划为与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一类，是20世纪的英雄和标志人物之一。巴黎的知识人萨特（Jean Paul Sartre）把格瓦拉称为“20世界最完整的人”。格瓦拉经常被成为革命的大脑，但科斯特罗是在背后拉绳子的人。格瓦拉看上去像个知识人，因为他和一些阿根廷人一样，和法国知识人打得火热，而实际上他是卡斯特罗的傀儡，和主要行刑人。 采访人：媒体把这些都搞错了。这个现象会改变吗？ Fontova：主流媒体（The mainstream media）的垄断正在被打破。热门电视节目“Hannity and Colmes”左派主持人Alan Colmes曾经问我，“为什么这些故事在今天而不是20年前冒出来？突然之间，你发现关于格瓦拉的这些恐怖信息。” 我说，“不是的，Alan，从1959年开始人们就在说这些事情，但一直都被通过主流媒体过滤掉了。”主流媒体的垄断结束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对美国人讲这些事情。我喜欢把这本书作为（垄断结束的新时代的）一个例子。 英文：The Real Che Was No T-Shirt Idol, As Cuban-American Author FindsBy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 Posted Tuesday, July 10, 2007http://www.ibdeditorials.com/IBDArticles.aspx?id=268959935407214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物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正在经历一次重生。1961年摄影师Alfredo Korda摄下的照片里，他热烈的眼神，摇滚明星般的外貌，似乎开启了少年人对革命、反叛和自由心灵的理想主义的纪元。
从那以后，这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面孔就出现在T恤衫上、汽车上、手表上、婴儿服装上、CD封套上、首饰上、背包上、曼哈顿教室的招贴上，讽刺的是，他的头像在资本主义市场有广告价值。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被人发现在选战中与穿着格瓦拉T恤的人在一起。歌星Carlos Santana在领奖仪式上穿着格瓦拉T恤。有报道说Angelina Jolie（好莱坞电影明星，曾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刺有格瓦拉纹身。好莱坞还制作了电影“The Motorcycle Diaries”，把这个阿根廷出生的革命人物理想化。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浪漫故事没有一点真实性。格瓦拉是个要命的“杀人机器”（killing machine），他的革命遗产，是一个奴役人的赤贫的古巴。
古巴裔美国作家Humberto Fontova研究头像后面的那个人，以及流行文化为什么会对格瓦拉那么着迷。在与几十个认识格瓦拉并和格瓦拉一起打过仗的古巴人交谈之后，Fontova在《揭露真实的切-格瓦拉，以及将其偶像化的有用的白痴》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格瓦拉。
我们访问了Fontova，讨论这个世界上最不该被偶像化的杀人狂之一－－切-格瓦拉。
参访人：你在古巴度过了几年的少年时光，直到1961年你们全家逃离古巴。你们一家是怎么逃出来的？
Fontova：Michael Moore（美国左派电影人）说，在美国的古巴人生活那么好是因为他们把在古巴抢的财富都带到了美国。但实际上，几乎所有逃到美国的古巴人，除了随身带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是乘飞机、而不是小艇或汽车内胎离开古巴的。专制官僚系统允许一些人合法出境，但办出境手续花了一年时间，而在我们到达机场时，共产党军人从母亲耳朵上拿走了她的耳环，还拿走了我姐姐脖子上的十字架。我们只能带一个行李箱。他们说这些物品属于“革命”（la revolution）或“人民”（the people），他们所谓的“人民”，指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家庭。我父亲在鞋里钻了个洞，把他的结婚戒指藏在了里面。
但是飞机起飞前一刻，我们正要登机的时刻，安全人员上来抓住了我父亲，说他哪都不能去。就在他们把父亲拖到门里的时候，母亲说我们也不走了。父亲说她必须离开，我们猜想父亲会被行刑队处决。父亲抓着母亲的手说，“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希望孩子们成长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当时我们三个孩子只有8岁，7岁和5岁。我们也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采访人：你父亲为什么想逃离古巴？
Fontova：父亲不喜欢听命行事。有人说离开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古巴的人都是百万富翁，或者是黑帮人物，或者是骗子，那完全是个神话。我父亲只是不想作奴隶。
我们到了迈阿密（Miami），母亲给哈瓦那打电话，了解到父亲被带到G2安全部门总部接受审问。许多人没有能通过审问这一关。你可以想像母亲当有有多恐惧，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文不名，有三个孩子，自己还很可能成为寡妇。后来我们搬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在亲戚家里寄居。
新奥尔良有不少古巴人，我们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几个月之后母亲再次给古巴打电话。这次，她的反应与以往大不相同，她发出喜悦的尖叫。这次是父亲从机场打来电话，我还记得他出现在飞机门口，母亲跑上去抱住了他。那个拥抱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尾。
可我想提醒大家，几千个古巴家庭并没有我们那么幸运，他们的故事没有快乐的结尾。
采访人：你提到共产党政权把人们投入监狱。那个数字有多高？
Fontova：在1961年，古巴有630万人口。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50万古巴人曾经被投入监狱，在比例上超过斯大林的古拉格。1961年的某个时期，35万古巴人由于政治原因被投入监狱，18个古巴人里，就有1个政治犯。这些人被听到对共产党政权表示不满。人们很难想像极权统治是什么样子，毕竟，拉美不是一直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吗？是的，可是古巴是拉美唯一的斯大林式的极权独裁。
采访人：格瓦拉如何建立了这个极权统治呢？
Fontova：卡斯特罗进入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后2周，苏联情报人员就来了。格瓦拉是苏联情报人员的主要联络人。
在比例上，古巴共产主义政权在最初3年处死的人，比希特勒（Hitler）6年时间处死的还要多。想想处决的数字，再想想格瓦拉代表的口号“反压迫”。太有讽刺意味了，比较一下古巴裔美国人读到的，和他们亲身经历的。
采访人：格瓦拉在联合国讲坛上吹嘘说“我们处决人”。
Fontova：而且他还在1964年说“我们还要继续处决人”。根据在巴黎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这个时期古巴共产党处决了14,000个男子和男童，这相当于在美国处决3百万人。然而，设计这些处决的格瓦拉，被Jesse Jackson（美国左派黑人领袖）赞美，而Jesse Jackson自己就谴责死刑写了一本书。
采访人：谈到共产主义信徒（communist chic），Cameron Diaz因为在秘鲁使用印有毛泽东像的背包而遭到谴责，在那里，人们了解毛主义的恐怖。
Fontova：但是你会发现Cameron Diaz为他的行为道歉，因此我把人们佩戴格瓦拉行头80%的原因归结为无知。特别是在我处于慷慨状态的时候，我不愿意想到人们有那么愚蠢。不知道是另一回事。毕竟，从远处看格瓦拉的照片，你会认为那是张很cool的照片，因为他看上去像是“The Doors”里面的Jim Morrison。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小孩子，把格瓦拉看作英雄，他很有革命性，他和“大人物”（The Man）战斗。我说：先生们，不是这样，他自己才是人们反抗的“大人物”。你们完全搞反了。
采访人：你在书里写道，格瓦拉是多么厌恶摇滚乐、同性恋、艺人、黑人、以及现有秩序里的任何成员。
Fontova：我只是在书里引用切-格瓦拉自己的话。一个误解是格瓦拉代表自由精神。其实他个性冷酷。早期他曾用“斯大林二世”作为自己的签名。他还说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在铁幕后面。他可不是一个嬉皮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拉在1962年的演讲里曾说他认为反叛精神属于反革命性质。请注意，他说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必须被清除出古巴。如果你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你会进监狱的。
采访人：格瓦拉到底是什么个性呢？
Fontova：他比较傲慢。我采访过一些人，这些人求见过格瓦拉，以拯救自己的儿子免于未经审判的处决。格瓦拉喜欢耍弄他们。他喜欢当着哭泣的母亲的面在电话里大喊，“立即处死Fernandez。”
临床上说，格瓦拉是个虐带狂。卡斯特罗是个精神病。谋杀对他毫无影响。对他来说，那只是功利性的屠杀，以巩固个人权力。
所有我访问过的人都说，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佐料。他的二楼的办公室里，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能在办公室里观赏他热爱的行刑队行刑。
采访人：格瓦拉杀害儿童吗？
Fontova：很多男孩被行刑队处决的时候只有15，16，17岁。他们是穷孩子，为了军饷而当兵，就像这个国家有时的作法。他们夹在当中。斯大林式的政权处决他们，只是为了显示“现在是我们发号施令”，“如果你们质疑我们的作法，这就是结果。”
他们并不隐藏这种处决。他们希望把处决作为公开的样板，象斯大林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 Massacre）屠杀波兰军官一样。一个原因是对古巴前军人斩草除根，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反革命运动爆发，这些人会成为领袖。同时他们想恐吓大众。
采访人：格瓦拉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Fontova：我这本书应该起名为“你读到的关于格瓦拉的任何信息不但错误，而且完全相反”。格瓦拉1959年搬到哈瓦那的时候，住在古巴最华丽的豪宅里。那里面有瀑布，有类似现在的等离子电视（Plasma TV）类的娱乐设施，有游艇码头，桑拿浴室。这些都有完整记录。
采访人：格瓦拉被认为是古巴革命的灵魂人物。
Fontova：Ariel Dorfman在《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写了大量文章，他把格瓦拉划为与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一类，是20世纪的英雄和标志人物之一。巴黎的知识人萨特（Jean Paul Sartre）把格瓦拉称为“20世界最完整的人”。格瓦拉经常被成为革命的大脑，但科斯特罗是在背后拉绳子的人。格瓦拉看上去像个知识人，因为他和一些阿根廷人一样，和法国知识人打得火热，而实际上他是卡斯特罗的傀儡，和主要行刑人。
采访人：媒体把这些都搞错了。这个现象会改变吗？
Fontova：主流媒体（The mainstream media）的垄断正在被打破。热门电视节目“Hannity and Colmes”左派主持人Alan Colmes曾经问我，“为什么这些故事在今天而不是20年前冒出来？突然之间，你发现关于格瓦拉的这些恐怖信息。”
我说，“不是的，Alan，从1959年开始人们就在说这些事情，但一直都被通过主流媒体过滤掉了。”主流媒体的垄断结束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对美国人讲这些事情。我喜欢把这本书作为（垄断结束的新时代的）一个例子。
英文：The Real Che Was No T-Shirt Idol, As Cuban-American Author FindsBy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 Posted Tuesday, July 10, 2007http://www.ibdeditorials.com/IBDArticles.aspx?id=26895993540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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