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对黄河哭禹功——读诗黄万里 /自立博客

黄肖路先生（黄万里女公子）送给我她签名的关于其令尊的两本书,《追寻黄万里》和《长河孤旅》。拜读之余，感触良多，一时无语。近，听到肖路讲黄万里确为真正之右派，且以为荣；我尊重肖路的看法。但是，却又觉得黄先生戴上这个荣冠并不合适，它早就被毛给玷污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右派无论现在如何光荣，却是和毛氏的思维和语言定势联系在一起的；而黄万里先生并不是其中党文化的代言者和拥戴者，他完全处于另外一个思想系统之中。这个思想系统，第一是科学；第二是传统文化——毛说，"他的诗，我总还是想看的……"，说明了黄先生之传统文化和毛解读之文化传统，微妙地共处一身——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说到——但是，黄先生是大儒；大儒不阿，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里，黄先生一生，就是凭借这两大文化依靠，就是科学和文化。毛，却是这两个系统具体而恶毒的戕害者、甚至是毁灭者。于是，在黄先生和毛之间，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绝对冲突。这个冲突的胜利者，当然是黄先生。但是，黄先生却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胜利者，一个失败的胜利者和一个不知道比毛要高大多少倍、高出多少个数量级的胜利者，或者说，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这个悖论，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说，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毛，是政治统治上的、甚至思想上的胜利者；黄万里，是失败者——他的、对于反对建设三门峡和三峡水库之主张，失败了；他的大儒之作、之文、之诗，没有为国人了解和供奉，不像毛氏之败笔，也许印刷了千万册子；他的人生，很像一个在悲剧背景下，展开真理斗争的、那个世界和人类精神的支柱之一——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伽利略。于是，我们贸然摘掉毛给黄先生辱戴之右冠，把中国之伽利略——这顶正冠，戴在黄先生高贵不阿之头颅上。（这里再问及肖路，是否认可。起码，我个人坚持此见。）

伽利略的地动学说，是整个中世纪光荣和黑暗并肩的一次科学发现。但是，迫于宗教狭见，教廷直到18世纪即1799年，才给他作出"平反"。这里，有两个课题需要澄清。伽利略所处之欧洲中世纪时代，并不是一个完全文化凋敝，科学涂炭，没有大师之时代——同时，她也是一个迫害、压制和窒息的时代，宗教杀戮的时代。中国人常说后者，不说前者。

很多西方学者并不认同中世纪完全黑暗说——一部叙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信仰基督的著作指出，"他（指冯友兰——笔注）还认为，西欧中世纪的人只向天堂看，却不说中世纪'入世'的一面。他不提西欧十二三世纪早已建立的隐修院图书馆，大学，大教堂，美术馆等：十二世纪的西欧已经进行了一种教育革命，法律文化的建立，政教分开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信仰的个体化，哲学与科学技术一步一步的革新。"（《论基督的大与小》雷立柏著）有学者如朱维之就说，是中世纪的隐修院，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最终使得文艺复兴运动可以以此文化为基础，以人（个人）的精神，来抗衡基督精神。

与此璀璨和无光并存的西方中世纪比较，文革前后和反右前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生态，是不是也很黑暗，同时又很璀璨呢？完全不是。如果说，伽利略面对的是一个文化邪恶、却又可以在纠正邪恶中矛盾互生的文化、尤其是其宗教，那么，黄先生面对的，就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毫无意义的毛氏文化及其统治。这个不同，也造成了黄先生的遭遇和伽利略之遭遇的不完全雷同。但是，他们那种处于悲情和无奈中说出的，"地球还是在转动啊！"——这样的真理指涉，将是千万年不变的科学判断。伽利略说，"地球还是在转动！"黄先生说，三峡和三门峡万万"不可以修建！"他们的思维之主导动机，如果可以拟作伟大的交响乐动机，那么，他们的这类动机是一种悲情之力、之力量、之意志，当然也包含悲叹、绝望和坚毅之节奏及主题和主题再现，他们虽然无贝多芬之酣畅淋漓，风强雨暴，却有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悲天悯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如果说，伽利略是面对多少还知道以地球为中心之教廷中人，则黄先生，只好面对一些无神论者，无法无天者——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区别吗？

57年造坝以后，祸害立显。关于三门峡水库修建后的补救方法，十多年来，黄先生坚持己见，先后对周恩来"面折"（五十年代），给以后的陈云和邓写信（八十年代），还给董必武写信。他的信，在第一段的"忏悔之词"过后，即对于自己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罪"认定以后，马上词锋一转，就转到"地球还是在动啊"——这类科学异见上去——不能不使人想起伟大伽利略的同样的说辞。黄先生说，他，虽然不能参与和规划黄河治理；虽然三门峡已经修造，而且危害日显，他却还是要说，要及时加以改造——"分流"（以改变"清水出库，滩地崩塌；移民困难，有增无已"的灾情——黄万里语）——这就是他的"地球转动说"；黄万里的、20世纪中国伽利略的"转动说"！

黄万里先生本人在被戴上右冠后，就在当时直言说，打我右派，可是，地球还是转动啊！

可悲的是，伽利略不管如何考量地球问题，地球是不会停止转动的——而黄先生一万次言及不可以修造和按照错误方式改造三峡——却被人置若罔闻，以至于库区几百万人流离失所，黄河罹疾，日益严重，危害一方。

而关于三峡大坝绝对不可以造之主张，也被付之东流；其罹疾之日或许已经显现，到来；也会危害无穷。

于是，失败者黄万里，成为伽利略以后又一个胜利者——何以如此说法，难道他不是无法阻止上述水坝之修建吗？是的，在实际抗争上，他失败了，中国人失败了，但是，黄先生说出了真理，在万般无奈的背景下，仰天长叹，"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是，这个胜利者，却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力量——一种对于极权专制制度中人说"不"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启迪后人，哪怕三峡的洪水滔天，开始说："不"——开始就可以改变事务，救国人于大患。

为什么黄万里成为当时无人理会的、正确的中国之伽利略呢？答案十分简单。陈、邓等人对于伽利略的建议，不做出任何回答（"他们'王顾左右而言他'——黄先生说）；三峡的修建者，更是对"伽利略"的反对，不加理睬。只是在周恩来，甚至在毛那里，他们思前想后，对于当时出现的三门峡水库危害日重的情形，做出了某种几乎毫无实质作用的反应。在赵诚先生的有关著作中，写到了这些历史细节。在得知了三门峡的系列问题以后，毛发了脾气；说，不行，就炸掉大坝！周恩来在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也传达了毛之预炸其坝的说法——却又把话圆了回去，说，当然，不可以把辛辛苦苦修建之坝炸掉。以后，周恩来确实参考了黄先生之异见，却并无作出任何具体举措，以实现让黄先生治河、改坝的任何可能。周恩来逝世以后，黄若有所失，更加不能迎来邓、陈的回答。一切被搁置起来。虽然，所谓的右派改正，当时，已经落实到黄先生头上。黄先生说，是他们应该"改正"，不是我要改正什么。究竟改正了什么呢？教会势力改正了地心学说乎？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改正。不单三门峡成为一个死坝，他们疯狂地启动了三峡建设……

二、大儒不阿

大儒，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真正学到了儒家风骨和人格品德之辈。他们虽然也许不是胡适之四十年代强调过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宏大的正统儒学传承，依旧是抗拒毛氏屈儒、亵儒的重要资源。这些人物，当然是以陈寅恪和吴宓为代表；但是，有人说黄万里先生也是陈寅恪式的人物——笔者坚决支持此言。

儒学课题，坊间议论纷纷。简单而言，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之细胞和文化之精髓，当不可以轻易否定之。否定的，应该是毛氏儒学和党化儒学——我们称之为"新新儒学"——以区别大儒、孔孟和三、四十年代之张君劢，贺麟等人主张之"新儒学"（含台湾学者50年代主张之儒学；他们发表了此学宣言……）——也就是说，儒学之道，也面临一个南桔北栀之效用问题。如果民主政体延伸出文化本位和准宗教道统，儒学就被救，中国文化就被救——反之，毛－党－儒，只能结出干涩之果，甚至有毒，毁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就是钱穆先生言，我们当代人的罪行，不要推诿给千年之前之古人！

否定儒家学统的正面因素，也许对于国人并不合适。雅斯贝斯说过这样的话，意在说明全球化在文明易动中结合、互补之课题。他的话，就是针对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没有儒学，还剩什么？问题是，如何适应儒学和儒学如何适应于当代中国之现代化，民主化议题。舍此，难道中国人真的还要"批林批孔"吗？

雅斯贝斯说，"《圣经》中关于'所有人都是亚当后裔，都具有同样的起源'的观念，乃是无法被认知和证明的。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都把基督教的现身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中心。这样一种观念只对基督徒有效，而如果他宣称自己具有一种更普遍的有效性的话，那么它和其他认为'历史具有多样的转折和终结'的神话一样，都只是人类通向同一性的一种方式而已。

基督教历史哲学持有的世界历史概念，建立在某一民族或世界的某一特殊地域的历史经验之上。......"他就此观点提出了世界文化轴心说。这个轴心说，就是"穿越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中发生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他说，这时候，"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他说，"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展现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说，成为人，同样，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应该是文化身份——笔注），才能进入到人性的历史之中。一位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它就会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雅斯贝斯篇》）

在这里，曾经对于中国文化特感兴趣的哲学家，早就在其哲学史中，就专辟一章写入如：龙树！这样的印度和中国的宗教文化人物，在世界文化里所占有的位置。这样的世界"无中心"说，慧智者早就有言在先。比如，法国作家尤塞纳尔就说，"一切都既在上，又在下，既在边缘又在中心的世界里"。（《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即哈德良皇帝——笔注）问题仍然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可塑性关系，可塑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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