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被招安的意义何在？

   刘自立

   反右运动不单打了一百万右派——这些专政之下的贱民和奴隶，遭受了人生的极大苦难——奇特的是，除去这百万之众，右派中人，竟然还有人变成这个政权中的要员。比如，众所周知之前总理，前文化部长，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正部长级），等等。反右反思文章很多，却鲜有对此现象做出分析者类。笔者不才，也未有完全成熟的看法。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教方家和有识，对此中国特色做出特别梳理。

   这些右派大官，对其右派生涯做出一些正面回忆者，罕见其例，王（蒙）先生有些著作；范（敬宜）先生提到若干往事。朱（鎔基）先生是前总理，自然不便提起这些往事。人们很少知道他们是如何评判和反思反右斗争的。这个缺憾，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是中国政权的区区小节和微微失误，不能和他们的"辉煌"人生做出正面比较。总理和部长们、总编辑们，如果缠在老右们的血泪历史中哀哀怨怨，好像不成体统——难道堂堂总理也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来一个忆苦思甜乎？

   是的，我们并不要求"辉煌者"泪洒如是观、如是状。但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却不为我们赞成。试想，如果他们正面表达了对于1957年的看法，难道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他们的历史地位，就会受到大大之损害和贬低乎？这个考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度的当政者，朱、王们，本身应该可以不对1957年的事情负责——用有些先生的话说，他们的手上没有血。

   那么，他们中人何以对此讳莫如深，不愿意张开贵口，来说说这段往事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既然官至总理一级，当然要服从党中央的命令；上面说，反右事情不要提及，谈到，不要做出违背历史决议之判断，故此，他们只好沉默也！

   二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历史态度。政治性强，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意味着历史感弱乎？岂止是弱，而且是完全不存在——他们中人说过的以史为鉴这样一个不错的意见，又如何放入对于57年的历史责问呢？如是一来，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就等于取消历史态度——这个决定，难道可以说是正确的健全之态吗？

   三，其实，我们的提问很幼稚；唯幼稚，才会产生真理。如果城府老道，连邓也不会否定毛之"凡是"，那么，历史进程如何可以延续？在他们那个级别中人，不是就有胡启立先生和他们持有相反之历史态度和政治态度吗？

   四，小逻辑要服从大逻辑——小前提要服从大前提，这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常识。于是，在广大正直的右派知识分子面前，大逻辑和大前提，自然是对于普世价值和历史真相的追求。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领袖，必然要服从一些基本判断——说真话，讲真相，批判独裁者，制裁杀戮者，平反无辜者，等等（虽然，我们并不苟同"平反论"）。

   而大逻辑服从小逻辑者，却完全相反。他们是要服从现在的国家，政权，领袖——他们看不到广大知识分子和右派分子，呼吁真相和讨回公道的种种努力和抗争。他们躲在高墙大院的官宅后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难道尚有比起还原历史和主持公道更加伟大的事情要做，使之不可脱身乎？抑或，他们本身，就是坚持一种不作为之伟大主义，沉默主义等等，也未可知。

   之所以提出这个课题，不是因为我们有着极其强烈的，希望他们中人做出什么事情，发出什么声音的幻觉，而是要探索其中更为艰涩的缘故。这个缘故就是，他们这些右派分子，何以最终可以和制裁他们的党，肝胆与共，难分伯仲乎！

   这个课题真是不大，也不小。

   从数人头这个角度考量，他们这些上升到与毛、周一类人物同等地位之人物、之前右派，到底是一小部分，是沧海一粟，好像不俱典型。但是，出现这样景象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内涵，却并非只在小小不言之列。其中，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在广大右派分子含辛茹苦地，惨不忍睹地走完他们一生的时候，在其身边，一些他们的前同类，却可以被当局容忍，成为戕害其身的，那个政权的一分子，甚至成为一个"大分子"，一个大官。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

   不揣简陋，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解释——

   一则，反右派运动中，右派分子的民主自由主义的成分是包含其中的、应该承认的，可是，真正多数派的右派分子，却是我们所谓荐/建言献策，与党同心同德，却被误打误撞，打入了另宫的"冤枉派"。这些冤枉派的特点，很像你打我右脸，我给你左脸；你拿我外衣，我给你内衣那类"虔诚主义信徒"，叫做第几种"忠诚"。这样一些党的虔诚者，他们可谓赴汤蹈火，遍遭凌辱，却也对党崇拜拥趸，不遗余力，不遗余生——他们果然等到了机会。也就是说，这些人们，他们对待党的信念，可以做到一心不二，哪怕此生也许看不到希望——但是，建设另一种梦想的希望，争取民主自由之道，他们决定不作设想。于是乎，所谓命运之力，以一种怪诞和黑色幽默的方式降临其身。他们忽然从贱民和奴隶摇身一变，变成了政权中的主子和决策者。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些蹊跷呢？

   一点也不蹊跷。

   这就是第二点。邓的政权，摇摆在否定和肯定毛之间。肯定的，自然是毛的正统，道统和学统——否定的，是毛的策略和方术——邓，要建立自己的策略和方术——这个策略，就是来一个普世价值的变形纪。在这个变形纪中，右派分子作为一种国家实际人才，变得难能可贵——只要他们不追老账，不计前嫌，邓们，就可以与之建设共同体，制定出一个任用右派的政策。而右派中人呢？也就顺乎此道，来一个"加入主义"。这个加入主义，最高级别，就居然到达了总理一级。这究竟是枉道从势，还是枉势从道？人们自有判别。

   再是，何以老邓规定文革之造反派，"三种人"（打砸抢分子等），不可以上升，任用？就是他们失去了和老邓文革观互为一致的那种立场。反而言之，1957年中人物，难道就没有任何反骨和前嫌吗？很可惜——没有！

   于是最后，我们看到，老邓政权接班的艺术里，就派生了任用前右派分子的大胆举措。这个举措，他们运用得天衣无缝。这个天衣无缝，就在于右派分子们当上大官，绝对不会追讨他们在毛、邓领导下，被误打误撞的那些冤屈——都当上总理和部长了，还有什么不能释怀者，太不识时务了！这样，一个政治艺术开始诞生，右派的某种名誉一类东西，是在邓对于老右的如此之重用中，被做出某种解释和肯定。这个"词与物"之间留下的巨大间距，使得人们看到，右派分子的某种平反，是以这种方式加以实现的。于是乎，英明伟大之类赞词不绝于口也！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我们早先提到的那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是，反右运动之"无右派"现实——就是说，所有在毛制度下发言者之绝大多数，是不反党，不反毛，不反社会主义，不反苏联......地！有没有反对者？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认识到，冤案遍于国中，并非被打击者就是反党——这和打击的都是反党者，有本质区别。从1949年以来发生的易帜运动，其中许多革命忏悔现象，已经使得国中遍及反省，检举，告发，反水，孩子揭发父亲，妻子举告丈夫一类反右、反人类试验，......

   这里说明一下"检讨文化"的出世和应变——

   "检讨和检讨文化,也是1950年以后出现的一种文体。这种检讨文字的出现，几乎遍及社会各界人士，从小贩，小地主到大知识分子，大官小吏，只要他想要进入新中国，就概莫能外地要检讨一番。检讨文体，是一种新八股，起承转合，万般归一，没有活力，没有新意，倒是毛说过的婆娘裹脚布，读来生厌，无论作者违心写就，还是读者考证读之，都是惨不忍睹之物。我们看到，这种愚蠢的逻辑，大概是——

   一，作者，要首先设置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社会存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是也。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些要求他们撰此检讨者，如今高高在上，他们的屁股，究竟置于何方，是些什么样子的屁股，这类屁股就可以不决定脑袋了吗？这不符合他们的唯物主义原则。

   二，检讨者要否定检讨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几乎涵盖所有社会职业，商贩，僧众，舞女，官吏，司警……于是，他们取消此谓旧社会职业的检讨，无形中，就很严重地取消了所有这些职业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整个社会无形中也被取消。人们说，新社会就不做买卖吗！是的，新社会，就是不做买卖——卖个鸡蛋，也是资本主义尾巴。

   二，于此类似，新社会，也不要基督，佛陀，真主……不要僧众，住持，圣经……新社会，只要毛一个人的书——事实是这样证实的——或者说，这个趋势，正在日益逼近，到了文革，就变得事实如此了。

   三，所有检讨否定个人，个性，个体职业生涯，个体思维状态……一言蔽之，就是个体，要转化为集体。其实，何为"集体"，人们也不甚了了。集体，是不是集体，其实不是，是另一种个体，就是毛；就是各级党委，各级书记之个体。你不服从这些个体，只服从你自身之个体，这就完全违法。但是，其实，这是一种从这个个体，转向另一个个体的过程。

   人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检讨。

   四，这其实也违反了清末西学东渐时期，严复翻译之穆勒名学中的说法，就是"群己权界"。这个说法，把自由主义西方之个性至上的元意，改宗为儒学之效忠国家，服从等级，……那种中国特色之"自由"。这个自由，在检讨文化里，被强行驱赶至"己己权界"，"群群权界"，就是个人服从集体——前此说过，其实，集体，就是那几人，他们，只是冠以集体大高帽的个人，官僚。顺此推衍，天下，社稷，国家，其实也就是那几个人。你说对不对！

   五，一切精神平等诉求完蛋了。因为，你首先要定下你有罪，他没有罪；有罪者，向无罪者（且，可能是功臣）叙说忏悔之词。这个有罪推定过程，很有点像西方的教徒，钻进忏悔室，喁喁其秽，不敢昭日。但是，其实不像。因为，西方聆听忏悔者之忏悔的人，圣经并未规定他无罪——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但是，新文化不这样说。党委书记一拨人，是可以不忏悔的，他们，无罪，且，有功。你们要忏悔，就向他忏悔。上帝在他们那里！

   六，如上所言，一切社会职能部门，现在，都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除去忏悔，还是忏悔。

   "今天有几架'降落伞'？"那个大官问道！（降落伞——指上海自杀者跳楼而死——因为跳海，会疑为出逃，就只好就地坠楼。）

   七，检讨文化贯彻有半个世纪。现在，人们回顾之，尚不寒而栗。作家中，有将此集书出版的。可以供人们阅读，回顾，反思。"（如，邵燕祥先生有此类著作面世。）

   （见鄙作《十.一文化观》）

   57之前，共产党的"人人反对人人"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不可收拾——从那个时段开始，"新人"的革命人行止，就已经大举其道，不可阻挡。在此革命人性/兽行发端的国家里，毛用一句"阶级斗争"将其概括已毕——你不是要对待你的同类下毒手吗？那么，你就想象"阶级斗争"这个词汇。如此一来的释怀，是很快得心应手，心安理得的。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货色，不是什么对于新事物的验证——证伪——自古以来，这个以神祗或者上帝的名义开始的洗脑，东、西方，都是存乎其在，不可枉顾的。"无右派"的现实和社会基础，就来自1949年（东北是1945年，46年）开始的洗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