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右派的反右运动 /自立博客

从大一点的背景看，则要诉诸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定位共产党在这个运动里的位置，尤其关键。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运动甚至武装暴动之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个判断中被提及。老蒋的前苏联化和后英、美化，都未及使他改变专制的政治命运，其中因素很多。但是，都无法藉此给出他可以不进行民主化的借口。因为，正是他的拖延和保守，使得民主的借口从南京跑到延安。于是，关于他那里民主“多、少”──共产党民主“有、无”之判断，成为一个言表、却未被看重的真理。连提出者，也很快自食其言，跑到民主的“无”那里去了。和储安平一样，第三条道路中人，很快切割于蒋，跑到北京。这个现象，成为民主派的大倒戈。一切自由主义常识，在1949年“新时间”的号召下，化为乌有。其中，很多极其清晰的政治课题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颠倒。这个大颠倒的要害，就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媾和论。

左、右、中政治势力藉此划分的原则立场，变成了前57年悲剧的序幕。一种以毛主义为准绳、反对与否、成为既定立场的政治分野，就此初步形成。右，成为一个黑色称谓──虽然，在整个西方文化里，右，是一个比之左，要来得正确、来得道德的立场。

　　◆死人和活人，何者的数量为多？　　◇死人…… 　　◆大地和海洋，何者的面积较大？　　◇大地…… 　　◆左边和右边，何者较佳？　　◇右边。事实上，连太阳也从右边升起……女人也是首先从右边　　　的乳房开始哺乳。　　◆那一种动物最为凶猛？　　◇人类。

　　──翁．艾科：《波多里诺》

换言之，一切以“右”为民主之反的宣誓和分析，形成中国命运的偏差和走向──你要是同意和拥护毛的重庆之行（1945年）中提倡的 “民主”，你就变成时髦之政治追随者；变成《新华日报》字里行间的拥戴者──这种毛氏“民主”直接导致1949年的“万岁”复辟── 如果你是胡适之之民主自由的拥戴者，你就变成落后、甚至反动于时代的、几乎是“反动派”中人士。加上共产党给“民主自由”赋予的土地承诺和私产承诺，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反对极权主义定义，很快成为为空洞的承诺，没有得到国人的一点、甚至半点重视。1948年的胡适讲话如对国弹琴，无人响应。这是中国政治悲剧之序曲的第二主题──第一主题，就是共产党的假民主。犹如德国作曲家理查．斯特劳斯的《艾伦．斯皮戈尔的恶作剧》中喧叙的反社会小丑，毛氏的秦皇汉武心结，除去傅斯年、王芸生等人有所洞识且撰文揭示之，全国上下，都盲目乐观于毛氏救天下、坐天下的绝对庆幸当中。这个情形的主要成员，包括宋庆龄和以后的章罗联盟中之左派政客。章怡和先生呈现的历史是被切割的、不完善和有意取舍的。她的伟大著作，并没有联系1949年以前、1957年以前，章罗们如何和毛主义做出合作，分离于蒋介石和胡适之先生，从而使得第三条道路中人，在历史的极其短暂的瞬间，跑到共产党人那里，并且一直与之共事或者合谋，于其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适、反胡风、反这反那一系列运动中──他们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1957年以前的历史，是他们作为“勇士”，呈现1957年历史的整部历史，而绝对不是“只有” 1957年。这个判断，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些人物成为毛氏“同路人”之历史，章先生，究竟是有意疏漏，还是秉笔不书呢？

这里的关键，除去分野民主人士之左派立场，和跑到台湾去的那一群人士的右派立场以外，左、右划分的原则其实非常清楚。到了1949年的北京，中国成其政治气候的右派分子，几乎就无其政治存在了。除去一些民国知识分子，象陈寅恪先生等人，除去写出“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这样愤慨“万岁”之诗，也就归于沉默。我们说，看清楚事情本质者，多是唯沉默之择者也！──而不会给什么党整风、提意见、建策献言──以至于遭到灭顶之灾者类。也就是说，懂得自由主义要旨者，懂得党文化要旨者，跑出来给毛提意见，整个是一个笑话。我就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南京一位和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学家，知道他的学生（57年），在那里侃侃而谈，给党提意见。他们一起入厕时候，老先生厉言此生：你不要再说了！学生如狗血淋头，却戛然而止──他，因此幸免遇难。

是的，这并不是说，说话本身应该被禁止，而在于你要和谁说话。和共产党说话的权利，在理论上应该被取消吗？不是。

但是，问题的提法应该是，说话者，57年绝大多数“右派”（全部应加引号），几乎全部本着一个迄今不变的理念，就是向党献言建策，要党改正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应该改正的错误──按照党本身的语汇，应该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但是，这个说话与共的基础何在呢？这是问题的本质和关键。首先，说话的前提，其最大的前提是，党之社会主义民主的存在，这个民主就是民主集中，民主到万马齐喑；二，党之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存在；你们说话的全部基础，根本就是虚无，党，不需要你们的任何话语；三，党反对民主本身的存在。一切“民主”行止，对不起，只是 “引蛇出洞”。（“对不起，朋友们，我们就是要独裁！”毛已经关照清楚了；还要如何更加清楚吗？）

这是一个小前提。大前提是什么呢？大前提是，国际共运的整个本质，就是枉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西方民主加耶稣之政治理论和宗教理论，来一个负面筛选，投奔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和新救世主──这样一来，东方的反动、列宁主义的反动，至少在中国之“以俄为师”之毛氏斗争，成为普世价值的代用品。国人几乎悉数被其误导，实行了我们在此所言之毛氏民主，也就是毛氏极权。把毛氏极权加上自由民主一锅烩的做法，变成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黑色幽默。人们在这个前提下，把专制极权和自由民主两相对照，在1957年，形成了一个旷世奇观，叫做给党提意见。直言而述，这个旷世奇观，是亘古未有，却还是前有古人（1957年人），后有来者（2007年人，如，那些继续给党提意见人）。

这个事情在实际和理论两个层面，都还不无“现在性”价值（或者干脆言，具备“现在性”；不是“现代性”──无价值）。实际上，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力量，被融化和同化于共产党的政治结构，不自今日始。台湾的政治势力已经边缘化。这个同化过程的“政治正确” 的借口，就是党的“民主自由”──具体说，就是什么“联合政府” 啦、“共同纲领”啦，甚至“八大”之“阶级斗争结束论”啦。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不是你的纲领可以同化于共产党，而是你作为反对党的实际存在一旦消亡，你的政治纲领──你要求共产党兑现的政治纲领，就统归于○。所以，所谓“民主党派”跑到天安门和中南海的那一天，他们的实际政治存在就已经结束掉了。

在左派政客变成毛主义的座上客和牺牲品前后，党的洗脑运动业已初见成效。广大学生共识一种“社会主义好”──或者言，“社会主义应该好”，这样的看法。其间分析是，他们首先认为是党走上了不对、不党和不社会主义之路，要大声疾呼改过之。再是，学生们在苏联是不是好，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对，这样的准专制主义思维中，选择其行止，完全没有考虑过蒋介石政权或者胡适之主义如何，西方民主体制如何──这个基本参照，被洗掉了──他们供奉的毛主义，好象是可以整治和调适的──也有些人认为，毛主义本身，不合乎共产党的原则，闹个人迷信；党要纠正之。等等。但是，和文革时期一样，他们这些学生的思维资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反对者之自由主义诉求。和章罗还原一些基本政治理念，还有很大差距。因为章罗们，毕竟是懂得党文化，也懂得西化的大学问家。学生们戴上团徽和党章，毕竟两样。这是一群已经被封闭了一半大脑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者；虽然距离49年还不到十年。

从这一点看，极权主义之“人民”概念，已经书写和解释完毕；固然，还有很多社会主义成分，共产党自身携带的欺骗性成分、社会主义好成分，在学生里发效、起作用。可是，极权主义社会之封闭状态下，只是知道如何完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维形态，已经造就完毕。这样，反右一起，反右前的欢呼雀跃状态为之一变。就象林希翎说的，“我在反右开始前期演讲，学生欢呼──我被打成右派，学生们照样欢呼”──这样的情景，恰恰为专制国家特色。如，打倒四人帮，欢呼雀跃；四人帮召集的游行，一样，欢呼雀跃。就连德国，这样一个民主规范之国，法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之国，还不是希特勒上台，拿破仑专制（包含他下台），老百姓，一样欢呼雀跃吗！

到了60年代反苏和反修，党调称，苏联可以反对，不能不反对──文革时期，1966年8月，周恩来跑到清华，大讲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打倒党委，为蒯大富平反──就象他们在《新华日报》时期那样，大讲民主；他们的手段─目的论，运用得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于是，反对政府、反对党委，都是合理、合法的。1966年和1957年，究竟是一个文化、还是两个文化呢？一句话，这就是党文化，叫做毛氏逻辑思维。我们说，毛是“文革异端”，即在此意。57年中人，又有谁知道他们跃进十年，就是聂元梓、就是蒯大富乎！这样看来，我们不单要反思，比如反右之对于党的批评，也要反思，对于党的拥护，对于反右运动的拥护之逻辑，是如何生效的。这牵涉到研讨极权主义之“人民”概念的内涵。于是，反右时期之最后一种西方政治观念，和社会主义之斯大林主义，开始较量，并且，几乎是最后一次较量，开始了。以后，人们在文革里──除去遇罗克、林昭等先知先觉，就都是臣服于毛氏思维的辩护士了──那么，今天，这个“人民”概念，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这个概念，已经产生了分化──以普世价值为前提的判断，和党文化夹杂其中的模糊论，希翼党主导政治民主论，分庭抗礼。

在理论上，这一点，更是极为清晰。共产主义，不可能和民主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周恩来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就没有民族 “民主”和民族独立和平共处，这一项──罗章们、宋庆龄们，难道不懂这么简单的政治常识吗？（至于说罗章们、宋氏们，本来就是共党──这是另当别论）。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由宋氏带头制造的融共幻觉，带动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变知识人为“分子”，这样一个自觉、不自觉的放弃运动。这也就是西方哲人所谓，知识分子要对极权主义制度之泛滥，负责。（雷蒙．阿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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