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议大陆化香港，还是香港化大陆 /自立博客

中国政权在收回香港主权方面，遵循一个原始的真理：殖民地应该归还主权国。于是，这里出现判断的几个盲点：主权国家的定义是什么？殖民地的定义又是什么？人们会说，主权国家的定义，就是统治者的国家政权受到国内、外认可。国内认可又是什么？是武装夺取政权后的现实统治、还是真正民意归属，是两个问题。中国，属于前者。国际认可是什么？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国际约规的认可。比如，1964年法国认可中共国，以后，美、日认可。

这里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判断，也许可以简单陈述中共国的存在现状──但是，法理上，民主含义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国际法权威格劳秀斯主义认为，“正确的理性和社会本质并不阻止所有的暴力行为，阻止的只是反社会的暴力行为。”又说，“那些依靠百姓的达官显贵们──无论他们最初就这样，还是象斯巴达一样通过协议对君主权利这样规定的──如果不顾国家利益，违背法律，国民可以用武力去反抗他们，如果有必要可以处死他们。”（格劳秀斯）

接下来的推论是──共党的暴力，是不是针对“达官显贵”和“君主权利”的；如果是这样，武装暴动是可以接受，并且实际上被国人接受了。

悖论是，共党现在的举止，是不是重复一种“反社会的暴力行为” ──如山西和很多地区的奴役制度和奴隶剥夺，是不是反社会？反社会，应该不应该具备格劳秀斯对于“不顾国家利益，违背法律”的、可以接受的那种方式？

姑且说，两党的暴力，在格劳秀斯的有限含义上，权且当作历史被接受下来；而且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在认可蒋介石和毛的某种“合理”暴力，甚至孙文主义的暴力。况且，中国政治形式上，从未出现和平转化的可能性，暴力问题，就不是空谈而是接受或者反思的现实。

之所以要引出这个较大的前提，是为规定中国夺回香港做一个铺垫。我们权且接受中国这个政权在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当性”──那么，香港回归，也就取得了正当性。反之，从另一个层面讲，香港这个不正当的殖民地存在，其不正当性，源自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不正当性，所以要被改变，改变成为取消殖民统治，回到中国。但是，如果不考虑中国的统治之正当性与否，就不能解释，何以一个不正当性可以改变到另一个不正当性──从一个民主国家之殖民地，归还到一个专制国家之独裁统治。这里的最大变数，就是如何考量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这是问题的根本。当然，殖民地属性的存在之后殖民地时代化，是西方语系的一个基本命名。所谓主权在民的宗主国家的民主，不附带殖民地地区的民主，这个西方的老落后，已经不能适应时代潮流。所以，就象很多西方学人指出的，殖民主义本身，是主权国家切割其殖民地的一种政治需要，也是当下的现实。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问题的这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何在？就是我们前此提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果并不含带民族民主运动，反帝反殖运动，就会呈现一种我们叫做周恩来主义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面反帝反殖，一面拥毛反民，来一个并不比殖民地状况好到哪里去的极权主义反殖运动。毛，叫做第三世界运动。毛派游击队、格瓦拉的反帝反殖运动，就是以反帝为借口，实行家奴统治代替殖民统治的、那种后殖民时代的、后极权主义国家统治。这些统治，并不是殖民地人民获得什么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完全恰恰相反，他们的人民，在吃人皇帝和昏聩无道的、无法无天的极权统治下，呈现比起老殖民统治者严酷百倍的本土皇帝之统治。于是，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一个绝大的政治幽默──反对殖民地统治的后果，就是认可卢旺达和达尔富尔地区、这样的后殖民主义的本土统治之种族绝杀。

于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含义，必将随着殖民地本土皇上的残暴，呈现一种前殖民宗主国，以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二进宫，回来干预这些“解放”了的殖民后地区之野蛮统治和杀戮的现实。故此，周恩来主义的和平共处原则，其实并未将解放后的殖民地、无民主之现实，写进政治条约和政治常识──也就是格劳秀斯所言，暴力，是反对暴力的正常借口──而无论你是在家里受到本土独裁者的暴力残害，抑或，你是受到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害。这个逻辑是十分清楚的。

回到香港问题吧！

香港问题的症结，恰好是如何定义香港的殖民地政治形式，和回归中国后，如何定义其中国化政治形式的课题──而且，在所谓一国两制思维的框定下，香港究竟是接受前英国统治之政治形式，还是接受中国政治属性的统治──这些课题，现在并不清楚。于是，在框定香港的政治现实和前途的时候，如何参照香港归还前的英国政治形式（含内容），抑或采用中国政治的不民主形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理论提问。现实香港的法制、市场和舆论等，都还是英国人恩典的政治惯性在起作用。我们看到的、哪怕是越来越自律的报纸、电台等，依旧在英国式的操作规程里延续。虽然，象《苹果日报》这样毫无中资背景的传媒，几乎成为其绝无仅有的存在；但是，很多批评性的传媒，还是不乏存在，象《开放》等。舆论自由如是。结社自由，也还是存在。象法轮功这样的结社，香港，并无取缔之。游行示威，如维多利亚公园的“6．4”烛光晚会等，18年，一直坚持。这些香港特色之来源，究竟是中国精神、还是英国精神，想必读者一目了然。这当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英国特色。

中国特色何在？中国特色已经大面积渗透。这首先表现在普选的不可能性。800人选举团，完全操控了特首和立法院官员的选举和选票。而且此800号，据说，还可以一人多持一张以上的选票；可以反复投票。很多民主派议员，除去做一些精神层面、价值层面的呼吁，几乎无法抵御任何来自北京意志的控制。草根阶层的日益贫困化，和大资本与北京资本的合谋和同构，也正在成为一种红、白兼容的北京─香港特色。正如以上所云，报纸、传媒的北京化，正在夺走──自觉和不自觉地──香港自由之声发出的各种声音。香港人，越来越习惯于舆论控制和舆论自律。那些上街游行的人群和北京化的各界人士，正在组成一种香港群体意识的对峙和演变。我们说，正是因为香港人 ──那些习惯于英国自由主义的人们，他们在英国时期本无自由忧患意识；甚至没有考量香港民主之急迫和需求，而是北京化的到来，让他们做出了政治性诉求的选择──他们的严重分化，带来了是英国、还是北京──这样一种香港之哈姆雷特之问。有人说，香港死了；有人说，香港活了──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香港大陆化的作为，是不是仅仅是香港回到毛主义那个大陆呢？完全不是。这里的分野，很清楚。前提是，大陆，已经不是毛主义那个统治局面，而是邓式统治局面，邓式模式局面。这个模式，体现在“一国两制”思维里，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这个思维的特点既非毛之思维，也非英国思维，这究竟是什么思维──是什么思维，带来香港今日的现实？这个思维，就是极权主义经济发展之思维。这个思维，首先不排除市场机制──这个机制，看似“猫”和英国机制，因为都是市场。但是，仔细考察，又不尽然。北京经济特色，是极权主义之私有制经济。这个经济模式，并不需要多少英国机制和英国文化。比如，英国的宪政主义文化，对于这个经济模式而言，完全是一种鸡肋。故而，强调经济模式中的人权主义思维，恰恰是北京最为厌恶的因素。这个经济模式带来的高速度和高积累，乃至高顺差（贸易），援之起因，极其简单，就是他们实行了一种发展压制人性的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带来的典型窗口，就是山西洪洞县的，也许还不及封建时期，苏三时代、“苏三起解”之故事中，相应存在的公正诉求。可以说，香港或者英国殖民时代，被英国作家吉普林和康拉德状写的、被西方左派作家抨击的“黑暗的心”那类故事，正在北京统治下屡屡发生。在他们和西方人争辩“谁是小偷（指中国人盗版），谁是强盗（指西方列强侵略）”的故事的时候，殖民地历史带来的悖论，遮蔽了一个最为显赫的常识──人，是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 这个保护，就是工会或者农会，且应该是独立工会和独立农会，等等。

抗衡，在北京和香港之间继续存在。简单而言，是北京朝向香港的、前英国习惯模式发展、还是香港向着北京和中共模式发展，成为一个问题。交叉进行的政治对峙，正在进行。一方面，是香港每年的 “7．1”游行；另一方面，是北京缄默港人之口，让其重回经济动物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香港努力争取2012年的普选，另一方面，是北京施压的“唯生产力论”；一方面，是《苹果日报》和《开放》杂志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是北京基本收买了几乎所有媒体，迫其施行自律主义，等等。加上北京给予香港的大力经济扶持，使得很多港人取得了和他们的一致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不仅北京，要稳定压倒一切，香港，也要稳定压倒一切。

这个博弈前景如何？笔者不甚其详。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一如悬剑，悬于港人头上──经济发展之北京和经济发展之香港，究竟在怎样一种模式中，找到共识，已经成为一个一头雾水之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在讨论台湾经济是不是被边缘化的时候，登台亮相──似乎，一切取决于北京的经济压力；并且，在这个压力下，民主自由之选项，似乎正在被边缘化。北京的政客和香港的大款，正在组合成为一种似乎并不雷同于香港昔日的英国模式。这个模式，倒是更象北京政权的、极端贫富不均和弱肉强食之中国特色。不然，撒切尔夫人，也不会感叹香港回归之误！其实，大而言之，中国特色之经济、政治模式，正在模糊世界范围的普世价值的诠释和权威。很多国际问题学人，也正在迎合与炮制中国独特论、好处论和前途论──这些个论点的基准，也就是他们描绘的──正在把香港作为大陆的明天──把大陆作为香港的明天──这个结果，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正在迫近的现实。我们认为，如果香港和国际间的民主人士或者民主政客，不急迫地对于香港民主派给予思想和实际上的支持，香港之大陆化，就近在咫尺──同理，如果北京政权不受到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关于中国民主化之推动的压力，政治改革之压力，北京，成为今日之无民主之香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此意义上，邓式香港之变成北京，抑或北京变成明日之中国特色而非英国特色之香港，就都是可以实现的。那时，邓式业绩，就会呈现香港不变而变──北京不变而变的诡异魔术──那时，香港回归的全部意义，就会在北京方面的诠释中，被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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