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党内改革派的呼声很高涨，是不争的事实。党内改革派的呼声之高涨，不是绝对而言，而是相对而言。相对者何在乎？在海内海外都有，他们的呼声高不高？不高。原因是，他们的声息都被封锁了，跑到外面的网站和媒体上去发表了；虽然可以出口转回来一些，但是毕竟有限。其读者也较少。比如，内地《炎黄春秋》读者和海外杂志读者的可比性，也许，就无法比。还有，炎黄之类，涵盖很多政治读者群，所以，像谢老那样的文章一来，就非常轰动——海外政治读物没有这样的轰动。这是从读者反馈之数量上说。从读者和作者互动上说，也是。炎黄文章一出，动静很大。开会，研讨，争论，不一而足。海外杂志读者不会来开会讨论一、二篇他们杂志的文章，此可能性，很小。开会，开会者之天下。与会者，都是占有话语权者，对文章的讨论，形成二次传播，使得文章观点之第二波、第三波影响渐次扩张，以致最高层也获悉此情形、此观点。海外文章，没有这个冲击力。那么，是不是所有文章、观点和意见，只是看其影响大小，就可以定其正确和谬误了呢？笔者却持相反的看法。何以如此？道理一目了然。真正自由民主之反对派观点的文章，除去在内地被禁止，别无他途。封锁后的传播，不是没有，却是像文革手抄本那样、在电脑副本上传播；这个影响不大、不小。但是和公开发表之文章，还是不好比。于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形——要产生最大值影响，只好削减封锁原则里不可容忍的那些部分，去除敏感的部分，砍掉针锋相对——叫做"小卸八块"。抑或，作者的思维，本来就不和检查当局发生龃龉和冲突，是其可以接受的看法；这样，他们就不用"小卸"，本来就是阙如存身的——比如，说，胡温高瞻远瞩，君临一切；中国崛起，盛世已在；马克思，也是"好东西"；中国开始了伟大的私有化进程，等等，就是卸掉一些，增加一些，是策略和艺术操作——当局不会不接受。这些东西，对于他们至关重要！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保持一种几乎是和谐于当局的低姿态，说些当局可以容忍的话题，却又要不同于之；这样，从传播——接受的类型和角度看，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谢文，就起到这个效果。这个效果，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效果呢？这确实中国特色之一种。这个异议论者，不是不和谐者，是半和谐者，又和谐、又不和谐。何以如此？他们的出身是一致的；他们的受业宗师，都是马克思、列宁、毛；他们的文章文气和品格是一致的，从新华体到毛体；他们的亲子亲体系统，是一致的，都是革命干部，等等。这样的作者、文章，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风格使然，体制认同使然，晋谏策略使然——这个做法，似曾相识，一呼即诺，有广大的读者认同和市场反馈。也就是说，在"人民思想就是统治阶级之思想"的概念涵盖下，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老干部群体（加上小干部群体），其思想和文风资源本来自马克思和毛。无论他们怎样质疑和商榷，都不跨越雷池一步——其遵守祖制和正统，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传统惯性，一直以来都发生作用，很大的作用。所以，尽管自由主义知识人竭尽全力大声疾呼，他们的回馈率还是很低。又何以如此？因为，他们的传统力道，远远弱于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1940年代，胡适之之自由主义演说，就是一例。他的正确性，完全无可置疑。但是，中国人还是响应了毛的号召，工农更是如此——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以跑到延安为荣；美国鬼子，也认为民主在延安，不在南京。这样一来，胡适的声音就成为绝响和悲歌，被弃置如敝屣了。你说，是不是可悲？同样的倾向，在过去了七、八十年以后，依然如此。自由主义笔杆子们的吵嚷，比起一个谢老，一个什么"好东西"，甚至一个党阀会议文件《物权法》，简直就是蛇、象之比，天壤之别。此番情景说明了什么？说明，一，马克思和毛，还是阴魂不散的。他们的阴魂不散，是因为他们契合了深厚的东方和中国传统中的正统思维定势。这个定势，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朝向正统学说遗留的惯性力量一路下滑，并无自知——包含马克思正统。二，人民思想，就是统治阶级思想，这个情形，并无改变——虽然，在拜物教引导下，人民对于思想领域，几乎处在一无所知的贫困处境，一如其经济地位——但是，他们仅存的一些思维线索，依然是官方传媒有意无意的侵蚀和霸占对象。他们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在此情形下，思考自由民主，就像1940年代末期，民不聊生者思考自由主义一样，显得虚妄和徒然。三，儒家参加皇权政治的知识分子仕途展现，依然发生作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精英分子和当权者的共事与合谋。他们的新招安法术，就是制造一种"君为轻"同时为贵；"民为贵"同时为轻的辩证法，让国人不得要领——你说，民为贵，他们说，是的/不！民为贵，是对的，只是时间未到；你说，君为轻，他们也说，是的/不！君为轻，是不对的，可是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还是要搞一点君为贵的。这样一来，民主，就可以期期以盼，实现之，却完全没有时间表。不像慈禧和袁大头，他们，还是制定了时间表的。我们的担心，在以上"合乎逻辑"的政治解释中，也显得无可如何！让自由主义者来到中国文坛，来到人民日报，来一个：是骡子、是马，拉来出去遛遛——之可能性，被排除了。国人，跟惯了正统，你说，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他们听了，耳生。你说，民主就是民主，他们也不习惯，马上要补充说，中国的事情，不是民主可以解决的，民主，等于天下大乱。你要他们学习民主自由ABC，那，他们可是没有功夫；有功夫，还要看电视、看红楼选美呢？这样，一个思想怠惰的民族，你要让他们形成读书和思考的习惯；区别谢老和非谢老思维之争，比登天还难！所以，极权主义者暗自庆幸了！他们知道，甚至（也许！）阅读过福科、阿论特和勒邦的观念——人民，就是政权链条的一环；切割这个权利链条，实非易事。于是他们可以苟且日月，说，再来个一百年——这个较力过程，怕真的要实行百年了？！呜呼哀哉！

   二

   读吴庸先生一文，他提出一个问题，抄此——

   "由谢韬文章激起的争论凸现了一些令人困惑之处，不能不在这里提及：（1）当局对描述戏曲艺人历史的《伶人往事》、追忆编辑工作经历的《风云侧记》等等，这些并不触犯时忌的书籍都要查禁，为什么对明显向中共执政权挑战的谢韬文章却公开放行？（2）胡锦涛指示警惕思想领域的噪音、杂音，将其视为敌对力量，为什么对要求改变中共性质的谢韬文章却公开放行？（3）谢韬文章甫出，人们奔走相传，称之为"惊世骇俗，振聋发聩"，这样的威胁一党专制政权存在的社会效果为什么不见当局明显的或暗中的反弹？（4）如果说，当权者有意放出谢韬文章试探效果，为什么由此引起的争论刚刚一个回合，人民日报就于5月10日刊出答读者问，力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谁能通晓而明白地解读这些相反而相成的社会现象？我期待着。"

   我的感觉是，谢老等救党派之所以被当局容忍，其前提就是，救党；此为一，二是救国。党国一体，就被容忍了。李慎之说，那个人，对于新中国建立，无尺寸之功……也被容忍了，为什么？就是他谏议邓政改，救党，再救国，所以，虽然派员前往，晓以利害，最终也没有抓捕。党内大佬，老一点，如李锐，新出现，如彭狄，都不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大前提是救党。话，说了一箩筐，还是救党。就是拳拳之心可以昭示于党刊、党报的原因。这个逻辑是，党，千不好、万不好，其本质，是好的，最初，是好的，未来呢？改一改嘛，改一改，就好了。所以，他们很"震动"，良药苦口嘛！二是，他们的思想、党派、体系是一致的。李慎之没有脱党，谢韬、李锐也没有。就是一股劲，要争取他们正确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虽然，这个话语权，还是主要控制在正统那里。但是，大前提，马克思主义，是共同的。不管你是议会马克思、还是阶级斗争武装报暴动马克思，反正，都是马克思。讲讲马克思，还是可以地！三是，他们可以变通一切主义和说法、做法之内涵，如，对于毛。张戎，就可以回来；海关不检查她的《毛》。为什么？就是一种策略——一面禁止，一面放行。难道海关吃了豹子胆了，让书进来？不是。是上头关照了。当然，这个区别是很明显的。魏京生如果出现在北京机场，他只好，怎么来，怎么回。这个问题，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变通，或者，叫做机会主义原则。那么，机会主义原则为什么不可用在比如魏先生等人身上？就是比较大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对于毛，本来就是首鼠两端，没有什么正经的解释和捍卫——邓，就动摇了他。更重要是，他们早就抛弃了毛主义的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毛，可以允许他的子弟们掌握经济贸易电力电信银行交通大权吗？可以掌握垄断私有制之钱财资源所有命脉吗？当然不行。所以，对于毛，他们是心知肚明——就是那么回事情！不用来解释这个社会和毛社会不同，尽人皆知。老魏反对邓，那就另当别论。至于说到章怡和问题，这个事情让我想到遇罗克。遇罗克怎么没有享受文革大民主呢？他怎么没有蒯大富和聂元梓那样的性命保证和政治安全呢？不是文革权益之一种吗？当然不是。遇罗克，不是红色体系中人。他的思想"危害"是冲破正统体制，要撕开一个缺口，是堤、穴关系学，他就罹难了、牺牲了——反之，"联动"，不是也反对江青吗？反对文革吗？那是王子闹事，纨绔内讧，不同于草民造反，就出现周恩来流泪，说，不能这样"不教而诛"啊，释放了。所以，搞清楚是不是"一家人"，是有必要地！我们说，李慎之、谢韬，毕竟是一家人，起码早先是。杨建力、陈祥，就不是了。章怡和，也不是。所以，章怡和的书被禁，"理所当然"。和遇罗克事情，很像。你要成立一个非党文化体系，施行一种非党文化反省，不行！至于袁鹰同志的事情，是一个误会。党内人员亲赴袁府，说明情况，作出道歉，是事实。说明，一家子不认一家人了，岂有此理！做了道歉了。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让他们恼火的，是他们本身施行的开放政策。这个政策不允许他们关起门来打狗——毛，就可以关起门来，打死刘少奇——他们，不可以。这样，你来我往，西方政客又时不时开出一个政治犯名单，恭敬地呈上之，很讨厌。他们就关关放放，又发表又禁止，很忙。几乎到了无原则、一团糟地步，但也无奈。（我设想过一个六四奇迹，就是，赵设法和CNN,BBC,NHK联系，发表广播讲话；在某一个军长带领保护下，登上天安门，宣布废除戒严，退回军队……邓怎么办呢？他毫无办法。因为，如果他处死赵，就面临他和西方家伙们、老布什们断交，从而自闭国门，回到毛关门打狗；那么，邓的全部开放功绩，就一夜泡沫地完蛋了。整个局面，为之一变。赵，千门万门，找一个外国记者之门、之可能，还是有的。一百、一千个军长，听邓的，一个军长，也找不到？不见得。所以，赵和清朝光绪一样，不见得没有活动余地。不是他不可为，而是他，不愿为。为什么不愿为？是因为他连想都没有想到。光绪，为什么想到了？有两个原因。按祖制、传统，他是男人、是皇帝，名正言顺。第二，他受到康梁等四君子西化、英国化、君主立宪化影响，有反传统思维，反封建思维。可是，赵，受到谁影响呢？他的老师是谁呢？他的党文化鸡肋，如何安排呢？他的人民性和党性的辩证法，如何摆正呢？根本不如光绪。这样，我这个"马后炮"，根本，也归扯谈。结论是，赵，不如光绪。）所以，章怡和一采取行动，全球哗然，就出现当局"否认禁书"的说法，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又要否认呢?毛，怎么不否认杀死遇罗克呢？就是因为他们要面对美国和西方。毛，没有这个问题——"联合国？他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呢！"（《霓虹灯下的哨兵》语）面对美国和西方怎么了？因为，他们要面对两种价值观：一种，是什么人权观，人权条约——他们也签署了；一种，是类似"四个坚持"一类东西——这样，他们就变成孙悟空七十二变、或者八十三变了。在坚持这个普世价值，或者说，假惺惺坚持之，此刻，他们就要放开一种言禁。放开，如对老人——就是"老人新办法"。老人，反正一切文章里，不提反对党建设和反对派建设，就是雌雄共体，单性繁殖，成为一种远古动物（如，"太阳神螺，是雌雄共体，不需要交配，产生的新生命就会取代死亡的细胞……它的轮状神经和细胞结构，就会无休止地在壳中繁衍下去……也叫"霍氏不死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发现其化石的英国生物学家而命名的。"这种虫子在三叠纪就差不多灭绝了。）没有威胁。就可以说，而且发表。你要谈反对党式的"两性"恋爱观，就危险了！单性的，可以。"新人老办法"，就是那些人有"恋爱"行动——不行！按照坚持"四个"、"八个"的法规，就不单单是不许发表的问题了。如我们说的那些人物，就被抓了，判了，关了。就是，"新人老办法"。也就是说，他们既要开放，又要紧闭，这是辩证法嘛！有什么不好懂！有人说，那么，很多人，不是出出进进、到处言论、不被追究吗？我乱猜，有几个因素——一是，他们是"挂号"人员。比如，在美国国务院挂号了，在哪哪哪挂了。这样，他们一抓，就抓了美国国务院的人。这不是捅了马蜂窝了？就算球！二，有些人，虽是挂号人员，但是还是威胁太大，就不许出去，可以在国内骂街，在海外发表，人，不让走。三，有一些黄皮肤美国人，就赶走。四，不排除一些花瓶效应说。就是统一战线新发展。这个新发展，还有待观察。五，一些人有意识打太极拳，玩三岔口，如履薄冰？非政治层面？Only One Section——法律层面、理论层面？不清楚。如，我亲耳听见，他们对于高律师怒不可遏。实在不知就里。等等。笔者孤陋寡闻，全部都是猜测（如有暗合，均请原谅）。从"理论上""实际上"猜测，就是，面对一种不可操作的言说时候，可以容忍（很像孟子的"民为贵"——请问，中国几千年历史，何尝有十天，是民为贵！）；不谈超过底线的说法，可以容忍。什么是底线？就是不提反对党，承认政权，赞成共党（未来）正确，等等。你想，反右，也是这个判刑，那个撤职，有的流放，有的留城，有的摘帽，有的不摘，……反正，是一种镇压，万般情调，要较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