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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全球化的大和谐与小和谐 刘自立


   政治全球化考量
    如今世界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中国加入了那个把贸易和人
   权脱钩的WTO,党国中人弹冠相庆的情景还在眼前。
    政治全球化却遥遥无期。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建立一种游戏规则。这个政
   治外交的游戏规则,大体上说,是在双重规则的制定下操作施行的。用较为哲学的语言来说,
   就是这种规则的语言呈述,不如台面以下的潜规则指涉更加有效和实际;也就是说,那些没
   有说出来的话,比已经说出者更加起作用。具体而言,是美国,俄国,中国,各有自身的一
   套对于规则自我诠释的语言体系。
    这些完全依据自身利益解释的规则内涵,在效忠自身国家利益之外,其外延延伸到对于
   国际事务的诠释,在国际事务和本国利益之间产生交叉和重叠,并在这个重叠的部分,大致
   地,伪善地,矛盾地求得时下人们所说的,关于解决国际政治中危机课题的所谓共识,也就
   是这里所说的大和谐目标。其实,这个共识,与其说是一种认同,不如说是苟合,无奈和妥
   协。所谓冷战结束以后的历史荣誉感今天已经逐步消亡,改为新一轮的国际角逐,且此角逐
   使得人类回到某种一以惯之之不和谐。历史上的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却是绝对的;这个辩
   证法的总结虽然带有马克思的思维色彩,但是事实却正在证实这个看法。
    从历史的角度看,和谐世界,在西方,在二战以后,得以大致实现。是因为,
    一,国际契约规定了和谐的价值认同。起码在美国和西欧,这个价值认同是大同小异的。
   如果尚可以涵盖日本对于此西方价值认同的话,这个价值普及的面,就超越了欧美的政治地
   理。虽然,在二战时期,对于是否取消天皇的课题,一度引发美国政客和学者的讨论。拉铁
   摩尔等人就主张取消天皇,他尚对于破除天皇的迷信予以说明和说服。(见《对亚洲的政策》
   拉铁摩尔)
    二,大和谐(或者说不大和谐)的东西方对峙格局,其实,已经隐藏了战后冲突的全部
   可能。这个战后世界的和谐,究竟是和谐,还是不和谐,几乎无法定论;苏联和东欧的存在,
   其与西方的对峙,究竟是和谐,还是不和谐。从大文明角度言,许多哲学家已经认可苏联的
   合法存在——其合法性自然来自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但是,这个和谐的内涵,已经和西方
   普世价值发生冲突——于是,人们认可这个世界,二战以后的世界上,有两种政治标准。包
   括拉铁摩尔等人为了找到苏联一级的事实存在和合理存在,甚至提出特别的“苏联民主”说。
   他举例说明,比如蒙古的信教自由和独立意识的实际存在(其实,是实际不存在);对于40
   年代中国的描述,他则回到对于孙文宪政主义的期待中去。
    三,对于这种苏联情结的辩护,人们可以追溯到西方社会认可纳粹崛起的诸多悲剧发生
   论。来自波兹坦和雅尔塔会议期间制定的,西方的民主和“苏联的民主”各行其是的逻辑同
   一性,至少推断出这样一种结论,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其互动当然时有发生。50
   年代的匈牙利事件,简而言之,是以纳吉破坏了这种东西方平衡为实际错误而遭致西方尤其
   是美国人的遗弃——固然,五十年后,人们在价值层面上对此追悔和肯定,但是,事情发生
   的时候,西方人不做任何事情。
    四,这个合理的存在和存在的合理之无情前提的规定,也许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要求——
   但是,什么是现实主义,其和理想主义和价值期待之间保有何种关系;何时何地,此价值期
   待方可实现其期待——换言之,何时何地,此价值期待,就要延宕和搁置,确是人们谈论价
   值期待的关键要素。一言蔽之,是不是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当人们企望实现普世价值的时
   候,却因为天时地利之不合宜而被粗暴取缔,或者被变相抛弃之,而且人们用和谐之与否,
   来解释价值落空的失望。
    比如,中国六四时期,对于美国和西方而言,他究竟是纳吉之超前行为的重现,还是适
   时追求民主的一个准确择时,于是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少在现实层面,美国人对待
   赵氏,很像他们对待纳吉;当然,这个历史类比有些危险。
    五,有关人权和人性的朴质要求,加上人们看得见的关键事件的发生,如,中国1989年
   事件的发生,而加速了这种老式和谐,普世价值期待下的和谐的完结,而达到一个新的和谐;
   中国的和谐开始变得倒退——而苏东的解体,致使共产主义的交响乐几乎消声匿迹,新的和
   谐,这个人类普世价值期待的和谐,和倒退的和谐,组成一组矛盾的内涵和内容更加多样和
   复杂的和谐——这个和谐的世界格局的描述,让我们又回到张伯伦和希特勒各自保有各自和
   谐的历史故事里去。历史,在更加广大的范围之内,开始上演东西方和谐交响乐。
    六,冷战结束了吗?在西方的意义上结束了(或者至少结束了一大半——而苏联和颜色
   革命者带来了新的不结束情结)——而东方,东方和西方,加上一度不和西方对峙的阿拉伯
   伊斯兰教势力的某种兴起,为此结束了的历史带来了多种意义上的不和谐音。
    七,文明的冲突和某种文明本身的冲突,或者说,正在酝酿自身文明的中国,在东西南
   北和古今中外的文明期待中摇摆延宕,迄今摆开和普世价值的对抗姿态,且在炮制其此价值
   期待之外的某种和谐。这个期待值,迅速转变为世界音乐里的,据说是和谐(负责人,有规
   则),但是,实质是难以确定的不和谐音。因为,世界的调性规则里,没有非民主的,反民
   主,反宪政的和谐政治。于是,这里埋下的“春祭”音乐中献身式的严酷,比比出现。
   历史在结束中开始
    是的,历史没有结束。西方价值体系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研讨之母体的延
   伸,并非要找到,据说从拿破仑耶拿战役以后,就已经宣告的历史终结证据。不,如果说,
   因为某种西方革命思维,带来的价值体系,自由民主的思想已经源泉枯竭,历史和现实的价
   值思维已经颇乏新意,好像终结,不如说,西方人在思想层面上,本来就已经终结于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的启示。因为,他们在“理想国”和“政治论”,“法律篇”里早已完成的所
   有价值体系和共和体系的论述,确实没有,也无法带来类似火星人的全新思考;实践层面的
   作为,也已经被呈述和描写得细致入微英国革命的宪政意义和法国革命的人民意义,没有给
   予全世界的革命以任何新异。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西方人士以为历史终结的出发点,是源于某种新思维或者新格局的再次到来,
   但是,这个世界的命运并为如此。任何耶拿战役以后政治格局的变化,也许不是新新思维的
   千年后果,而是基本思维的多种后果和现实。我们,或者他们的自由民主,祇不过是来自古
   代民主的一种发生和延续,成长和扩展。没有完结,就是这种成长在继续;没有发生,则是
   因为本来就不能再发生——除非,你回到其他政治选项;但是,这些选项也是早就和人类遭
   遇过,僭主,独裁,极权,等等。
    所以,历史终结的判断,似是而非,几乎没有意义。
    这个判断关系到我们讨论的和谐与否之主题。
    把视野收拢一下。1989年的政治事件,成为考量和谐与不和谐的世界认同问题。
    一是,1989好像带来了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但是,仅仅是好像。
    二是,这个1989年的政治思想,依旧是满含东西分野和罗斯福,斯大林对峙色彩的二元
   论,而无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同一性。基于这个前提,说文明冲突和价值冲突的世界已经完结
   的涵义,是虚妄的。
    三是,苏东波在这个普世价值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也是事实。
    最后,世界还是回到原点,东西方新的对峙,就像张伯伦和希特勒的对峙,希特勒和斯
   大林的对峙,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对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对峙,毛和整个西方世
   界的对峙,等等。
    在另一方面,至少从西方的认知意义上说,本来就不存在需要重新开始的哲学出发点,
   现实出发点和革命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上讲,历史在古希腊民主或者僭主时期,就已经
   结束了。柏拉图以降,所有这些思维的本质已经出现,且在希腊,罗马的历史上,初步开始
   证明,实施和完成。唯一的区别,在于人们所说的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区别——也许,会
   加上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而不存在民主自由和其自身的区别。
    在此意义上讲,历史完成与否,祇能在此区别上做文章,而非要人们创造自由民主以外
   的新人,新自由,新民主,抑或解放或者圣战。同理,历史结束论,没有看到,历史,其实
   总是在既结束,又开始的轮回中诡谲延伸,未有尽期。受到蒙蔽的东西方人们,祇是庐山中
   人,不识真面,而已。换言之,抛出历史终结或者历史开始者,其涵盖的谓词和宾语,其实
   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时下,人们谈论和谐,或者不和谐,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一样。
    和谐,其实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的发现某种历史宿命的实证。古意言
   之,罗马帝国的覆灭,是一种宿命。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或者死而复生之类的事情,
   都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其趋势是走向覆灭。而走向覆灭的其中要素之一,按照吉本的看法,
   是他们从民主转向集权,把其政治调节中枢之元老院,逐渐置于可有可无,形同已无的境地,
   这样,加上内忧外患和蛮族的坐大,这个民主缘起地的命运,就被阿提拉等人的最后一击而
   陷于崩塌。
    换言之,民主起死回生,是在20世纪。这个历史的所谓循环,变成现在所说的后冷战时
   期;但是,从历史的宿命看,历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民主正在演变,或者已经演变成为一种
   积极的命运之力。
    我们预期:美国这个当今的罗马帝国,并没有因为亚洲价值,或者非洲价值,或者其他
   什么价值的崛起而改变处境。在此意义上说,美国为民主而斗争的历史,有所转变(在其方
   式和风格上),而没有改变,更没有取消——所谓冷战时期的价值判断,固然,出现了某种
   语焉不详的解释和含混之中,但是,并不意味着冷战概念的任何缺失或者政治不正确,相反,
   冷战的自由民主概念及其大部实践,实战,没有任何过时的性质,尤其是在面临俄国的斯大
   林独裁主义的复辟和民主的大踏步的倒退之事实面前,冷战思维,“新冷战思维”
   (!!!),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政治和政治哲学的判断,就不要说面对中国政权企图在所有
   的夹缝和旮旯里寻觅非普世价值的假崛起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和平演变的帝国策略,正在中国被大面积消灭和转化,帝国主义经济
   渗透和经济合作,正在转变成为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开放的官僚和国家权力资本主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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