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者言 ——“五十天”和《炮打司令部》

    一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于是，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光明遂成为人类和上帝协同作战的一部历史。但是，在这部“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阿克顿）中，不自由之表现，或者说一大表现，就是伪基督的降临——罗素说过，“事实上我就知道，有些基督教徒确实相信基督复临巳经迫在眉睫了”。 我们当然也不是言及叶芝笔下的千喜年概念。我们言及的是，东方伪劣的造神运动。这个造神运动就是文革。 于是，在这个也需要上帝，需要圣经和需要崇拜的人为神话膺品中，有一个假基督，中国的基督复临，他，就是毛。 简而言之，在毛时代，在文革初期，中国由于毛的一句话，就变成“千年疯人院”（尼采）的典范——其全部根据，就是毛说，要有光 /黑暗，就有了光/黑暗。 这个解释很简单。光的存在，是以黑暗为依托的，为对比的；没有光，就没有黑暗，反之亦然。 在另一个层面上讲，追求光明常常导致人们进入黑暗；而这个光明，就是天堂的代名词，黑暗是地狱。早期基督徒既要相信天堂，也须相信地狱。 文革的假崇拜运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人把毛看成是救世主。 而救世主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语言，这个问题西方人讨论了几千年。 本雅明在二战前后的思索，可以给我们和德国同样经历过集权制度的中国人，一个启示吗？ 本雅明的概念是，语言来自上帝的那个部分，那个元始的生成和生发，是语言的本质和本真。做为交流的语言，工具的语言，可以传达和解释，诠释的语言，不是真语言。 在这个看来东方人难以理解的定位中，语言本身，成为一种高高在上，“自上而下”的存在——可见本雅明关于犹太语言，犹太人在巴别塔的顶层做下行运动，这样一个玄学的说法。于是，语言，成为一个只能趋近而不能到达的神秘所在。 如果我们认可了宗教认识论的这个判断，那么，我们对于在四十年前发生的伪宗教运动，应该如何一种看法呢？ 这个看法，也可以根据对毛的语言的判断和估计而发生和生成。 毛，是神。在 1966年，这个判断是无可置疑的。由此前提定位，引出毛的语言本身就是神的传达或者说，他的语言，具有与常人间不可交流的性质，是不可理解中的理解。 这个交流是一般意义上言及的讨论，思考和证明。而他的话语没有这个功能。如此一来，毛的话，就变成可以传达，也不可以传达的一种话语异类。这个异类，当然不是庄子意义上的大言不辨。毛的话，他是要辨的，要解释，要传达，甚至要执行，要结果的。 但是，在定位其话语性质这个层面上，他的话，也是不可辩驳的。这里除去他制造的“法内暴力”和“法外暴力”，使得各种争辩变成子虚乌有，更因为，这个话语的解释权本身，不在别人，只在毛，在他自己手里。（这个状态很幽默，是黑色幽默）。 三位一体等圣经语言，尚且要通过众人的争辩，要由类似康斯坦丁大帝这样的人，举行选举投票来认可之；而毛时代，这类过去由伊拉斯默做过的，对于君主进行基督教教育的可能性，在中国，在1966年，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看到，毛的各种智慧或者愚蠢，暴力，和语言游戏。我们解读之的可能性，在今天，尚且迷雾重重。 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毛的这类迷雾重重的作品之一。 他的语言霸权，不是一目了然的。这个霸权的出现，是不是完全没有挑战呢？也不是。 其实，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挑战，他就没有必要产生“炮打”的意志了。这里既是霸权，又有争夺更大的霸权，抑或巩固这个霸权的内在因素。而实施这个霸权，在 1966年的夏天，表面上还是一场博弈——就是说，他必须在表面上做到有所根据。这个根据是依据非霸权的力量产生的——毛，没有在任何官方的报纸和媒体上发表他的“大字报”；采用大字报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反官方表达。于是，做为官方的最高长官，毛自降其位，把自己降至耶稣之位，一个统治者的反面。他，现在像我们说的犹太人一样，在中国的语言巴别塔上，开始下降。这是他文革表演的一个范例。 在此意以上，他一方面保持他毛之主席的发言地位，使得其话语权具备毛之主席的威权，威严；另一方面，他又要装作自己是一个写大字报的“人民”分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毛，在运用体制外力量，并号召某种支持。这是他发动文革的诡异之术。这是他大字报语言的一面。这一面，有无传达性呢？是不是一如一向所谓之“不可言说”呢？ 这是一种文革艺术，毛艺术。表面上，毛的语录最具备传达性，是因为万众欢呼，遵照学习，贯彻执行，立杆见影……一大套传达浮出水面，且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即使在党内，人们“不理解”，也要对之大唱赞歌，于是，传达，出现最大的不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本身，也是最大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脑袋被位移了；亿万人众，只长出一个脑袋，就是毛的脑袋；否则，你的脑袋就要搬家。 毛自己认可的传达，一呼百应。 1966年八月五日，他的大字报应世以后，政局急剧转变。“传达”起了作用。刘少奇的排位，在8.18检阅群众时，倒退到第八，九位，是传达见效的证明。 博弈，出现不平等的倾斜。毛的对等政治，他手拿宪法和党章“争取人权”的局面，一去不复还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神圣家族，开始出现在本来就是世袭的中国土地上。 毛的神的地位，他的语录的圣经地位，他的纯粹语言的世俗和神圣性质，传达和不可传达的性质，变得似乎透明。 毛的星座和星系本身的位置，据说发生了对等和吻合的奇迹。这个奇迹，其实不是圣经应有之义，而是毛圣经的歪曲版。这个歪曲版的世俗意义，和其伪超脱，相辅相成。这个世俗的意义，就是毛在玩弄解释和遮蔽的捉迷藏游戏。 众所周知，毛的三面红旗导致的大饥荒，饿死中国人三，四千万之众。刘少奇等谓之“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出于一己之私，要抱负刘，遂出现与耶稣之真传教，真传达（背负十字架，以身殉道）相反的行径。毛利用而不是反对所谓大众，并炮制一系列类似托落茨基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的口号——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相对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第三世界革命论，类似托派的世界革命，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等等——以完成其贫乏的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 与许多革命者不同的是，毛的革命语汇较为为丰富。他的这篇炮打文，不能不说含有较深的含义和悖论。因为，他写作的前提是炮打“司令部”——而毛本人，是司令中的最高司令——于是出现第一个谜团——这个解释当然是所谓“天有二日”。 第二谜团是，炮打司令部的前提是含糊的。如果放在 1957年，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如果口出此言，那就等于犯下十恶不赦，推翻共党罪。但是，毛在这里释放出一个可以捕捉的信息，就是，文革不同于反右。这个不同，几乎决定了他做为很有想象力的诗人革命家的“高人一筹”之处。这个对比，在党内党外，起码在当时中人，罕有思考并得出结论的。而这个信息，是毛启动文革的关键信息。不理解之，无以解释毛文革的脉络。 第三个谜团是，毛制造一个幻觉。这股烟雾把刘邓等人逼到无所措手足的地步。因为他们跟着毛，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毛派，但是，他们并不懂得毛何以以身作则，成为 1966年的，在1957年意义上的最大右派。他们说，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其实，这个杀戮的对象，已经悄悄转向刘邓本身，尤其是要杀戮刘。 四，毛杀戮刘的动机已定。但是，刘不知道，不承认，或者怀抱幻觉。他死也无法承认，毛的游戏，居然是要他的命这个小结局。（这里没有类似罗伯斯庇尔的颠覆王权和拿破仑的对外战争；这里没有大法典，这类大结局；更没有华盛顿，杰克孙等人产生的法度和宪政这类大结局，这里只有“打倒”――这个小结局；是从刘的宽松的1964，65年的倒退的结局。中国的政治思维处在极度贫乏的荒诞之中。那种贫乏和庸俗使人透不过气来。）而在炮打一文中，刘等人看不出毛的动机。他们之间无法交流，他们之间无间性意识的存在，就是说，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意识对峙和意识形态对峙。 五，就是毛别出心裁之处。他明明知道他们一伙人的思维，停留在 1949年，1957年的框架内，体制内杀戮的框架里。他们的做法是政治意志，政客意志和政体意志的结合。而派工作组，是例行杀戮的一种老玩法。刘们贫乏的政治思维中，没有西塞罗，阿克顿和哈耶克揭露的，集权政治善于“利用”而不是完全杀戮的游戏规则。他们也许也没有读过马基亚佛利的机会主义学说。但是，如果他们记忆健全，他们应该记得，党对于群众的出席，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希特勒在取代兴登堡时，就经常提到 “人民”及其意志。于是，像雷蒙.阿龙等人提过的，以完美和人民名誉发动的一己之私的运动，在一开始，就已经真相毕露，但是刘们，没有这个见识的——这是毛的高明之处。 六 ，于是，毛在袖手旁观一段时间，甚至游泳，吃鱼之后，忽然杀一个回马枪，告知有人镇压革命，镇压学生运动，实行白色恐怖，用心“何其毒也”！他欲擒故纵的游戏取得结果。刘们哑口无言，坐以待毙。 其实，一如上述，刘们是按照彼一时的做法，来参与游戏的。 刘们知道，整风期间， 1949年，1957年期间玩过的游戏。他们这样做了。他们没有其他概念和手段。于是，毛，据此发问罪之师。 七，刘们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对抗期中，以集权社会所有政治游戏中的一种，就是等待（“这个人”）死亡的游戏，做为唯一之希望，如斯大林之死，铁托之死，毛之死。他们等到了那一天。毛的规则被颠覆，复临邓规则。 毛死了，他的游戏结束了。在1989年出现新契机和危机时，刘邓的手法是，避开躺在天安门前灵柩里的毛，开着坦克上了街。他们不是“利用”，而是直接了当地镇压――就像1966年炮打以前。当然更加残暴。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说的，弄不好，就是法西斯专政——这个话，也许有道理——只是毛的群众运动，更像希特勒的火炬游行。 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新一轮的“引蛇出洞”。上次的，是 1957年。历史上的事情发生两遍。那次是阳谋，而这次呢？ 于是，“炮打”一文的玄机，至此，已经昭然若揭——只是这个揭露晚了四十年！ 我们当时的小孩子，没有这个见识，群众没有，党，也没有。 毛的谜语遮蔽了几亿中国人。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不悲哀，不深刻！ 二 服从――是尼采反对基督的最重要的观点。 而如何服从，在基督教历史中也许解释不一；因为关于服从神，还是服从人，还是服从法律，神学和实证主义的说法是相反的。这不是我们要展开的问题。我们要展开的问题是，在中国的造神运动里，对于毛的服从，是怎样形成的。 对于毛的服从，当然不自1966年始。其中所谓天有二日之现象，是中国人对于毛的不服从的一个并不容易的表现。这个表现的代价，是三，四千万人的生命。 而毛，扭转这个不服从运动，和印度的甘地发起不服从运动，刚好完全相反。甘地是克己复礼，自我抑止，表达一种几乎自然主义的人天合一论。在他的自传里，有很细致的记述。而毛的自我膨胀，在1966年以前，呈现他的序曲状态，这个高潮，随着“炮打”大字报的出笼而愈发不可收拾。 值得关注的是，在1966年八月五日，毛写出大字报的前一天，周恩来于八月四日，亲自前往北京清华大学，为被打成新右派学生的蒯大富平反。 而在七月底之前，王力和关锋就秉承毛的指示，到达清华和蒯氏交底。蒯很快就被校方“释放”，获得自由，并且得知他受到毛的支持。（见王力『王力反思录』）。 这个迹象表明，周，一如既往地支持毛的举措――虽然，他被毛三次打击过――就像，也许是圣经里说过的，“半夜鸡叫以前，彼得要三次反对主”――周在驱毛，迎毛的六届四种全会前后，有过反对毛的“半夜鸡叫”现象，加上延安整风他的被毛批，直到五十年代的南宁会议后的检讨和服从，刚好三次。 这个迹象也说明，服从，在党内的具体表现。六十年代中叶，服从，表现在是否拥护毛的“炮打司令部”。这个用语的内涵，如果搬动到1957年，就是一个罪过，而在1966年，则成为一种紧跟。 （所谓对党文化，党语言的准确解释，将是继法国百科全书派对于历史语义解释后，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应做贡献之一部分。这个语义之解释，或可从马克思语言开始，直到对当代中国各种语言的解释。比如，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及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解释，等等。） 而在1966年，周恩来很好地解释了“炮打”的含义，“造反”的含义――这是一个关于造反的悖论。虽然，他的解释，是在毛的大字报发表以前进行的。此前，毛已经和党内人士解释了他反对派工作组的观点。周紧跟之。 这里，出现了上述所谓服从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在1966年中国的表现。这个表现是，毛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的一息尚存，可以使得他继续使用神的语言和语式，来解释，或者说，他可以反对哪怕是他自己刚刚说过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毛在“八大”上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他翻手为云，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争论是没有的，只有服从。 摩西的法律对于上帝降灾于犹太人，是不起作用的吗？ ――这个问题是几千年来，信众经常提出疑问的问题。 于是，在毛发出这个指示或者暗示什么的时候，服从，成为一种党内斗争的艺术。虽然，毛的文本其实呈现出有限度的歧义。这个歧义的内涵，可以成为一种新语境。套用伯恩斯坦的变形语言来说，就是，真理是没有的，变形就是目的。毛的变形记是什么，就是把彼一时的原则或者教条，转变为此一时的原则和教条。比如说，毛把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的语言，拿到66年，于是，57年的滔天罪行遂变成66年的革命行动――这个解释者不是别人，正是毛自己；只有他自己，可以有这个“权威”的解释，别人若代替他讲出此话，无疑成为另一个57年人。 那么，这个歧义，是不是也有周以外的民间人士猜中呢？ 有。这个人就是蒯氏。 蒯氏的思维是，他坚信毛，是会支持他们这样一种人的；甚至他猜测到毛要启用，或者是利用他；他甚至知道，毛已经抛弃了所谓的党委领导就是党的领导等过时的名堂。 蒯何以有此思维呢？因为，在当时有限度的资讯当中，毛的意图，还是多少透漏出来。因为1966年，聂元梓的大字报，从语义上说，就已经是57年炮打党委那一种风格的反叛，她无疑应该受到党和毛的强烈批判――但是善良的人们错了――这个大字报的出笼本身，就是毛的意志。这个细节当然和康生有关。于是，服从的艺术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又很清晰。服从的艺术，在动过脑筋的蒯氏那里，获得了对于新式毛思维的准确理解。他的赌博是有把握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虽然，他其实只是理解了毛的一个部分，很快，他被抛弃了――在刘被他们这批打手搞掉以后，做为毛式所说的“土匪”，被抛弃了。 根据文革打手之一王力的记述（见『王力反思录』），“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大学去见蒯大富。”王告诉他蒯会获得自由，毛是支持他的。 王力几天后还到北京展览馆礼堂支持那里受到压制的另一个打手彭小萌。都是毛的“战略部署”。 1966年八月四日，周恩来亲赴清华，正式为蒯平反。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 “……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要象工作组一样，也要撤走的，在开会当中，二十九日决定的，三十日就找工作组和同学们谈话，讨论分析看文件，看大字报草稿，到现在只有六天，我对清华的情况当然是一无所知的。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同意李雪峰同志说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的说法是，“我们派工作组”……如何如何。 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派出了工作组。“他们”，又是谁们呢？ 包括毛，还是不包括毛？ 毛是反对还是赞成，还是保持中立？ 毛在“我们”派出工作组的时候在哪里？他做出什么反映？ 他是否做出了反映？ 如果做出反映，工作组自然就不会派出？ 他何以不做出反映？ 他袖手旁观，又意图何在？ …… 其实，他的意图很清楚。 我们在下面几章里，还要涉及这个问题，他在五十天保持神秘沉默的原委。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断。这个推断就是，他知道刘们钻不出如来佛手心。这个推断是，他知道，运动群众，已经边缘化党委领导。今天的革命，就是滑翔倒体制之外，而行似是而非之道――就是毛成为反对体制者。这个权术论，和阿伦特所谓集权专制体制内，领袖人物之发挥作用无足轻重论，刚好相反，毛，成为整个游戏，左右意志和制定规则的总裁。而刘少奇在五十天的镇压和杀戮，并不被毛看好。刘的整个历史重演论，在毛眼中是沉渣泛起，被他十二分批判和厌恶。他拿出一个反逻辑的说法，要“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他把自己放到了革命者的地位，把刘，看成是秩序的代理人，看成皇帝。他则要反秩序，反皇帝。这个逻辑的荒诞性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出现了一个虚假的局面，虚假的思想。 在毛一人的意志之下，出现以毛为民间代表的一场看似非官方化，实为极权化的新形政变。这个政变要得出的结论是，毛以极端反官方化的形式，造成非官方化的社会秩序和“民间思想”，以期形成一种他期待的混乱――在这个混乱中，毛举乱若治，实施一人之下的“大民主”，以达到他的目的。 而周恩来，以一个服从者和解说者的脚色，来符合毛的意志。 于是，他接着说―― “现在我来讲一讲我们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不应当隐讳这个错误，也不应当允许这种错误，我们大家知道，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依靠人民才能把革命搞成功，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如此，世界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这样，解放后十几年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基本路线也是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宪法中规定，允许人民有出版、结社、集会、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进一步对我们说，为了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要有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的自由，我们要不断革命，领导上有错误要允许人民公开批判，大字报、小字报、大辩论、小辩论，大鸣大放，都是很好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我们不怕乱，刚才清华中学三位同学说的对，就是需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要有革命的造反精神。” 也许，周的伎俩依旧还新。 在小心翼翼地重复这个毛式造反语言的同时，他的煽动，难道不是和他这个人一样，有一些伪善吗？ 这个伪善，让人想起四十年代，在新华日报上刊载的许多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 在进过四十年的反思以后，毛式民主——民疯开始登场。 试想，如果红卫兵中人真的当场向周要真正的，可以反对毛，也可以反对周的，原始意义上的“出版、结社、集会、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周会又如何一番措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