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芸老师在血腥的1966年八月五号被乱棍打死。

   八月五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众所周知，毛在这一天炮制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何以要写一张大字报呢？

   他不是拥有各种喉舌和媒体以现其政吗？

   他把自身定位在写大字报者的地位，意味何在呢？

   他写大字报的日子和卞老师之死重合，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信息呢？

   毛写大字报，是为了对所谓工作组"镇压"学生的罪行实施报复，那么，工作组是不是施行了暴力呢？

   在工作组撤出以后，后工作组实行的，是不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而且变本加厉地实施暴力呢？

   在此期间，工作组和校领导机构及其当时已经产生的各派红卫兵，又发生怎样的联系呢？

   反工作组的红卫兵或者造反派，对于卞仲芸之死，抱有何种态度，他们的人性和革命性，又是如何的呢？

   ……总而言之，在毛氏色彩和刘氏色彩混杂交错的，血腥的1966年八月，学生打老师，打校长，打学生的暴行，提供给历史和我们中国人，一种什么样子的信息，什么样子的启示呢？

   这仅仅是学生，老师之间的反目为仇吗？

   人民，领袖和国家，在这场运动中，又陷入如何一种关系呢？

   人民和领袖的双重野蛮和堕落，究竟可以达到何种令人毛骨悚然之恐怖境地呢？

   对于历史学家和文革研究者们而言，毛的"炮打司令部"和卞仲芸之死，给北京，乃至全国的文革，带来何种样子的榜样和效法，以后的残暴屠杀，又是如何加剧的呢？

   ……

   解释所有这些问题，是我们辨析卞老师死难的关键所在。

    更多精彩文章请访问文革博物馆 一般而言，文革的第一颗信号弹,是1966年六月初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炮制，其意图完全来自毛派政客康生及其老婆曹氏。这个历史已经清楚。随后，毛派出的中央级别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这个信息本身，在当时和现在的读者看来，都属意毛同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运动。且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毛派政客陈伯达——此人后来成为文革小组的领导人。

   于是，在刘邓主政的"北京中央"，工作组的派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正像毛在1957年讲过的一句话所说明的，"事情在起变化"。这个变化是，毛的文革意图和刘的文革意图的截然不一。

   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的毛刘较逐，所谓天有二日的现象，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脆弱而实际的存在。这个官僚统治集团，在如何操纵和实施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已经出现隐性的斗争和摩擦。而随着毛在六年代中期，任用林彪，掌控军队，和周恩来发动大型舞剧『东方红』的演出，表态支持毛派，中国政治层面两派势力你争我夺的局面已经形成。

   而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个天有二日的局面，造成他可以无法无天，一人独道的绝对独裁局面。

   但是，这两种势力的消长，在六十年代中叶，尚未完全见出分晓。毛发动文革的意志屡屡受挫。人们回忆他如何发出其政治信号的故事，说明了这个挫折感于他，是确然存在的。比如，他要发表『海瑞罢官』，这篇司马昭之心之文章，所遇到的阻力，可以证明。这个阻力的化解，还是周恩来以发表"学术争鸣"文章为据，使其刊载在北京的报纸上，疏通了毛所谓"北上"意图——那篇文章，是由上海文汇报首发，由文痞们接受其意志所为。

   于是，在一开始，毛发动文革就遭遇了阻力。这个阻力的形成，凸现了他作为一个超级官僚，和整个官僚阶层发生冲突的现实。

   毛把自己摆在大字报写作者的地位，说明了好几层涵义。而第一种含义是，他把自己和刘官僚集团拉开距离。于是，出现人们经常讲到的，独裁者和官僚集团拉开距离的历史现实——就像历史上许多独裁者以贵族和官僚为敌那样，而这种树敌行为的最终目的极为明确，就是要把他们打倒，致于死地，好建立他的个人独裁。（至于他致刘死地有什么"伟大目的"，人们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但是，他们无法否认，一切，是在毛的意志和辖制下进行的。他的文革，无论是文化，是革命，还是其他种种据说很伟大的试验，是用毛，这一个头脑中的思想统治之，使其一律化，而非多元化，"造反化"的——如果人们很想议论"造反"这个特殊词汇。）

   在另一方面，毛式独裁如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他打出"人民"这张牌——举凡中国各种事务之名称，都有"人民"之谓，道理源出于此。而人民，的确成为他纵横捭阖，操纵文革这个棋局的重要筹码，几乎是全部筹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筹码。

   对于如何操纵人民，毛，刘的看法是一样，又不一样的。毛，刘在1949年，1957年，其看法基本一致——虽然，其间，有利用农民实施暴力，消灭几百万地主，这个事实——这个方式是文革的前奏，因为，毛让底层农民打倒地主和富农（就是维持中国农村和世界联系的乡绅阶层），从而赋予暴力合法性，合理性。所谓贫下中农为此杀死了二，三百万之众的，交出土地，双手投降的地主——这个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为一证；文革里，他让"人民"——红卫兵，造反派如法炮制，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以类似土改的暴力杀戮，起来打倒毛弃置如敝屣之敌手，那个官僚集团中的某些敌人，而保护另一批官僚，如张春桥等。

   而刘们，只是理解和记忆了毛后来反右的做法，没有重温他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痞子运动老方法。于是，在区别文革形式的问题上，毛找到了发难于刘的一个借口。再从这个所谓的"形式"之借口，直捣"内容"。以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为之定罪。这成为他写"炮打"的最终原因。

   其间，他在一系列故作神秘的出游和讲话里闪烁其辞，让其敌手不知所云，不知所措。

   我们现在初步考察毛在南方的那些日子的思维和行动轨迹。

   许多文革中人，把毛这个故作神秘和故作沉默期，叫做"初次发动"，含整个六月和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

   把毛从北京回来称作文革之"再次发动"——这是人们只能阅读马克思主义，且被其涵义和语境所桎梏之缘故。因为，这个术语，没有解释毛意，本来就是要分两步走，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受阻于刘，邓；而刘，邓，也是在执行毛意，并未出现和毛意不一的行止。问题是，中国的蹊跷是，一旦皇上发威，只好"臣罪当诛"，万岁万岁万万岁！

   实际情形是，毛在首肯刘，邓派出工作组问题上，是取得中央一致同意的。

   这里我们引用邓小平的一个讲话——

   "现在北京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销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之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很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

   （学校的工作组，一种是新市委直接派出，一种是调干，临时集合，由新市委派出，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

   ——邓小平在北京大学、中学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7月29日

   如上所说，"初次发动"，既是毛的发动，也是刘的发动。从党内领导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刘的发动，也是在执行毛的发动。而毛，意在刘发动工作组掌控下的文革吗？当然不是。但是，起码，毛没有明确反对之。他至少是默认的。这里产生的奥秘是，毛有意让刘以"这种方式"发动文革——同时，他已经提示给刘一个新模式，那就是聂元梓的大字报方式。于是，此间确实存在两种文革方式。官方指导的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其实，这个群众运动，同样是毛运动群众）。

   在这两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里作诗，写信，游泳，散步。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刘，邓没有考虑毛的大字报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镇压方式，来解读今天之毛意。他们当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罗网。

   这里的提问是，上至刘，邓，下至卞校长等中，下级干部，如何可以不听从毛派出工作组——这个党意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刘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组的立意，他会立即受到违抗党的指示的罪名。那样，毛，就会更快一点给他治罪。这个考虑，毛是懂得的：刘当然不会做此选择。

   而第二个选择是，刘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详，了若执掌，知道他会镇压。但是，毛在当时没有讲话，没有表态，更没有反对。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刘的选择，是一种无法选择之选择。派出作者，或者不派出工作组；都会被毛利用和治罪。按照党的传统思维，刘镇压了运动。而这正中毛之下怀。毛徘徊月旬，他果然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对派"的名义，炮制了那张大字报，并且极为可笑地由中央全会加以印发——要知道，也许，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张唯一由官僚机构印发的，假借人民之名义传播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虚伪和荒诞。

   与此对应，1966年六月份，毛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印发"造反有理"的语录，手法如出一辙。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要被拉下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逻辑，昭然若揭。

   不，直到今天，毛意如此，还是不被人们全然接受和理解的。人们炮制毛意和刘意的各种神话，以说明他们或者有一方是对的，或者，有一方是错的。而官方，就在不同时期，扮演着或者拥刘批毛，或者拥毛批刘的把戏——在所谓打倒四人帮前后，这种说法前后出现，自相矛盾。

   （我们在下面对卞老师两次追悼会的解释中，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在"文革五十天"问题上，毛这个超级官僚和官僚之首，打出一张王牌，正反胁迫，使得刘，处在中国人所谓"五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之境地。

   这样，刘少奇镇压运动之罪名终于成立——就是说，毛可以以解放为名，行暴民政治——他登上天安门，号召"要武"，号召杀戮——这时候，无人敢说，毛罪之有！

   毛，就是这样治罪于刘，而放纵于己的——放纵于他的人民，以百万之众，对他欢呼呐喊，要去匆匆杀人了！

   所以，人们在解读所谓刘以工作组方式抵制文革，或者说，以工作组方式制造文革秩序的时候，他们都处在不辨真相的历史烟雾，毛之烟雾当中。可悲的是，毛阴魂不散，在他那一片烟里，还是有人被完全罩住，在四十年后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