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判断网民的独立精神

    当前，在如何评价中国网民的独立精神、民间立场和政治作用上，我们引述法国哲学家勒邦的观点，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参照，以区别在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下人民走向独立的可能性和有限性。在中国这个后极权主义时代，对内地网民和博客写作呈现之纷然杂沓之现象，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现在处于所谓“革命高潮，还是革命低潮”，文艺复兴，还是文化雕敝，经济崛起，还是价值衰落等课题。最后，在哲学的层面上，极权主义时代的人民，究竟是当局掳获的权力链接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兼而有之，也有必要给予厘清。

    我们看到，在去年讨论文革问题的时候出现的“人民文革论”，其实也是对此类问题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说明，在极权主义的中国，已经存在“借机造反”的一种非正统力量——而我们则回应，这个借机造反的力量，其实来自毛的控制与权术。

    接下来的讨论，则关系到“人民”这个概念。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究竟是否从毛式桎梏中得以解脱，或者像某些人所言，已经成长为“公民”社会中之人民，而非毛式人民，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还看到，在邓后时期，如何估价“人民”，也处在一个语焉不详的话语境地：究竟中国人民是否已经处在美国马丁。路德金和印度甘地之不合作运动的宪政框架之中，还是处在“无权中之维权”的尴尬政治地位，同样并未厘清。

    如何估计现在处在前宪政时期的中国民间力量，关系到正确评定中国政治情势的因子；也就是说，依靠所谓民间力量来争取公民社会之形成，应该着力于改变政治体制，还是应该举行和解之道，抑或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改革。

    在此政治局面没有彻底明呈之前，有限估价民间力量的作用，成为一个很关键的课题。如果我们参照斯大林前，后时期的苏联模式，可以看到，一方面苏俄存在从历史上自然延续下来的反对派力量（这个反对派力量不是来自共产党甚至普列汉诺夫和巴枯宁，而是来自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来自索尔什尼琴和阿赫玛托娃……）主导了苏俄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异议活动和政治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的反对派则主要来自胡赵以及许多体制内改革人士。这个情形的不同造就了中国反对派思想资源的匮乏和混乱。

    依据延安——北京党化思维者，有之；依据非毛赖共者，有之；依据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者，有之。民间力量，在共产党思维式微之时，多崇尚“党内改革”之幻觉，以为，这样一种最终救党论，比起他们认为的无党即乱之局面，要好。于是，民间力量，势必在后党时期，形成大改组，大分化。共产党是不是依然存在，还是改头换面，是一个未知数。

   二 精英体制和乌合之众

    我们认可现在是所谓过渡阶段这个说法。人民，网民，是不是可以横跨网氓和智者的沟壑，产生和法国哲学家勒邦描述的情景相反的那种情景，成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勒邦说了些什么话呢？

    他的著作很多，影响很大。乃至成为民主政客和法西斯政客双方崇尚的政治思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勒邦思维的遵循者。他的“大众为乌合之众”的说法，成为法西斯政治运作、社会控制、宣传鼓动和心理定式的有效法则，甚至法宝。他所描述的，从法国革命到苏俄革命之大众时代的喧嚣和鼓噪，暴行和屠戮，成为勒邦“乌合之众”学说的佐证，同时，成为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经典记录和分析，成为其政治学原型和心理学依据。

    更为严重的说法在勒邦那里也是成立的。他以为精英统治，无论在专制还是在民主政体中，并无本质不同。他们的愚民教唆和媒体煽动，都是其操控民众的异化力量。历史上一度产生过的，几乎是原始交流——也就是交流本身的载体——双方，或者多方，处于平等社会地位和思想内涵的交流单位和群体，在现代传媒出现以后，已经不复存在。即便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其电视和报纸对于民间思维，大众语势的控制和影响，也并不比专制国家开放和自由。（这个意见，在美国反战势力，甚至民间思维那里，不乏其言，如，乔木斯基，苏珊。桑塔格……）

    这个民主，专制，各打五十大板的说法，究竟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笔者以为有一部分道理。可是，民主，也是一种进行时态，不是完成时态。没有完成时态之民主。美国民主的核心，就是类似进行时态的恒久批评体制，一朝无批评，就一朝无民主；也就是说，既然存在批评，就存在批评之问题，之错误，之对象。所以，无论是来自苏珊，还是来自乔姆斯基的批评，正好说明了美国言论自由和民主生存的常态；否则，就不是常态，是不正常。

    我们看见，有些拼命维护美国政策者，像维护专制体制者一样，无条件赞美美国，尤其赞美其导致中共经济所谓崛起的，南栀北桔的，美国（含欧，日……）对华政治和经济贸易政策，就是因为他们不懂美国式批评的精神内核。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在：美国是不是正像勒邦所说，也属一种被精英统治操控的，人云亦云的，乌合之众的政治环境和媒体环境呢？如果是，那么，这个判断的内涵就是，既然美国媒体如此专断，那么，指责专制国家如中国之媒体，就失去了实在的依据——许多中国制度之辩护士，正是如此说法。

    我们的回答是，勒邦诉诸的哲学彻底性，好像无可厚非。美国之主流媒体，当然体现美国之国家意志，其边缘力量，即便一时一事脱离了主流媒体，其价值评估，依旧不得昭显和肯定——比如，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加上，如，美国政府对于1940年代末期的国民党统治的放弃；1917年代，美国政府对于克伦斯基政府的放弃，等等，都是先例（见克伦斯基访谈录）。说明，美国主流媒体的价值错位和民间呼声的弱势于匮乏，是一种现实存在。

    但是，所有事情，都只能相对而言。美国，固然有威尔逊总统对于克伦斯基的放弃，但是，美国，也具备里根总统对于苏联（灭亡）之不放弃（星球大战）。这个有限度多元之力量，说明了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状，虽然其不足，是照样存在的。

    相比之下，中国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设置自由环境，对其政策进行讨论的先例，几乎为零——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强调，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不同，在民国初年，从袁世凯到孙中山，到蒋介石，这个自由的言论空间，并未因其专制主义而被完全抹杀，如，胡适的存在，《大公报》人的存在，等等。这个事实，毋庸赘言。一言蔽之，美国反对派，即便被排挤到边缘状态，他不会被绞杀；而中共，是要绞杀反对派的。

    这个不同，显然，勒邦先生估计不足，有所偏颇。

    这个估计不足，带来很严重的判断失误；虽然，对其交流不可能性之理论，我们采取基本同意的态度——如，主流媒体掏空了主体间性的独立思想，变成媒体笼罩的，中介性的，非自我主体之异化，等等。

    被许多哲学家乃至政客和学者看重的，勒邦对于大众，群氓和革命者，杀戮者的解读，是勒邦哲学的核心——而这种大众文化的主要依据，则是他所讲的，人类的本能，原始欲望，集体意识和潜意识，无理性和被催眠术，诸如此类。作为阅读过断头台文化和文革文化的人们，也许和勒邦心有灵犀，一点即通——他，和我们阅读到的，那个政权，“不是毁灭，而是利用民众感情”（哈耶克）和毛式“运动”了（阿伦特）之论断，都是似曾相识的。其实，早在古代罗马时期，西塞罗，早就指出了这种僭主式，平民领袖之统治方式。

    问题在于，对于勒邦的解读，其实，已经延伸到如何估价所有制度中的人民作用之课题。涵盖现在所有民主，代议制乃至精英治国之国度中，人民之作用问题。按照勒邦的理论，在民主国家里，人民，无法不成为统治方式两级中的一级，而无论其中一级——人民，是面对民主政权，还是面对极权政权。像列宁和毛的政治统治一样，勒邦以为，拿破仑和其他民主类型，或者亚民主类型的国家，其对于群众的治理和灌输，和专制极权国家并无不同。在精英统治这个大概念里，民主领袖和民主体制，简直和毛，和列宁，甚至和希特勒无异。此间接得出的结论是，极权主义愚民和民主国家之公民，简直就是同一群被统治者。

    这个提法当然就很严重。

   三 反抗因素中的民主或者民粹因子

    这个判断，我们可以直接拿到现实中加以分析。现在的中国，有说，是后专制主义国家，有说，是后极权主义国家，有说，是“正在好起来之负责任者”，或者准备负责任之国家，有说，是未来社会民主主义之国家，等等。那么，中国的现状造就什么样子的人民；或者，用“文艺复兴者”的语言讲，现实的中国，造就了什么样子的网民和博客呢？这样的网民和网氓，究竟区分何在？

    这样一个后什么，什么时代，是不是符合勒邦对于法西斯主义制度下群氓的解释，抑或其解，已经因为法西斯主义的作古而全然失效了呢？

    所有中国人，中国网民，是不是已经开始全面走上一条类似纯粹民间，之自由道路了呢？

    我们的分析如下。

    我们对于勒邦的全面评述带来的，关于其乌合之众的说法，基本上持有肯定的态度。全部考量的根据是，依据中国，这个后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性，人民觉悟和人民文化，其附属于政权的那种本性，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一向所说的犬儒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如朱成虎一类非人类言论），……形成这个国家人民的主流思维——我们并不排除非主流和少数异议人士的真知卓见。

    多数弱势群体，呈现向官方和警察下跪和暴力反抗，两种极端主义的做法——维权人士依据官方所谓宪法进行的维权举动，基本上，沦入全军覆灭的命运；同时，我们又并不排除，这个维权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

    民主和民粹主义隐含的反抗因素，几乎对半相当。没有任何体制外统一的力量和领袖，在主导这场也许叫革命，也许叫改革的民众运动。

    诉诸于与共产党的和解运动，毫无端倪，没有任何希望。人们徒然设置的“新三民主义”一类幻觉，和当年的新民主主义一类货色，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在承认这个时代，不同于毛时代的同时，主要看到，少数异议人士，在国外网站上形成的反抗力量和反对力量，既没有成为国内网站的主流，更无法跻身西方的主流媒体。各种半通不通的汉学家和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中国的现实之政治走向——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甚至，比不上一度与中共合作的，那些列宁主义指导者；孙文的苏俄导师一类人。所以，我们在充分肯定海外网站上的良知良言的同时，并不盲目乐观于整体中国的反对力量之存在和影响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