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大名鼎鼎。有人说他是"中国通"，也有人说他是"中国不通"。笔者近来拜读他的『观察』一书，总体上觉得稀松平常，似是而非，不觉得通了多少。

   当然，整个费老思维，其实是形势和历史造成。他关于文革、大跃进、中国内战一类观感，都是"形势比人强"的最好例证。比如说，他考察文革时候，参考的那些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读物，就呈现了那个时代对于文革研讨的极其有限的观察和分析。

   他举证麦克夸法尔的文革研究书籍，则是走得较远的一种——但是，距离真正文革要害的分析，还是要等到这些年来诸多研究之出台。

   远而论之，他对于蒋介石垮台，毛泽东革命进行的分析，现在看来，也是泛泛而论，并无多少险论和亮点——尤其是忽而批评文革和革命，批评毛和共产党，忽而又把这个革命推演到类似法国革命必然性的考证，那种东方学、不东方学，西方学、不西方学的比较史学之上，至少让笔者读之如隔靴搔痒，似是而非。

   这个现象，很像民国早年，一批先行者拿来欧洲学说，做自己分析一样，常常得出我们姑且以为之误读。

   一个例子。比如，吴稚晖讲无政府主义，就是一例。他解读所谓社会主义之"无我"和无神，并大力倡导之，是对于西方文化宗教之误会。(见『吴稚晖学术论着』1925年版）几乎和他同时代的，或者稍早于他的法国作家们对于社会主义解读大相径庭。比如，十九世纪末叶，夏多布里昂就解读过社会主义。他的解读，接近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说，此主义本质，是以集体消灭个人（见『墓后回忆录』）——而无吴老之社会主义要义在于提倡"无我"、大公无私之嫌——整个说法，完全颠倒了。

   再之。陈寅恪和吴宓之保守自由主义，也是一个例子。他们疏远革命和暴力，看到神州文化之丧！看到痞子运动和民疯革命，且与之保持距离（保持沉默；除去有些诗文），这一点固然极其可贵——但是，他们却同样疏远所谓"积极"自由和争取民主的任何民众或者人民运动。他们对于拿中国传统文化和同样传统的耶稣和民主，这两个文化接轨，并无建树。成为毛时代，徒然抗争于文化瘠壤的贵族式独立人士。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企之为高，触之为远，深不可测。

   所以，我们崇尚民国文化之余，有一个想法，就是看待西学东渐运动，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要准确解读西方自由民主文化、乃至整个西方学说如何滥觞于兹，误读于兹甚至以讹传讹的道路和轨迹——如，鼓吹计划/统制经济的同时鼓吹政治自由民主。这样的误读和探索，一如人长身体，不可无病；但是，这个误读，并不影响他们的开山作用，第一个吃螃蟹者之作用。

   当然，我们以为，也有已经解读很准确之前辈，如胡适先生等。

   回到主题。我们说的费先生关于中国革命之观点，有其先见之明，不可否认。拿文革研究，作为一例。我们在2000年代，也许比他更要清楚和了解了一些问题，如，对于毛之了解。但是，一些来自费式风格的观念，还是非常有效地影响着关于中国和中国革命/改革的研究；他的"但书"式言说，还是继续存在于时下一些学人对于中国形势和中共局面的讨论。一般而言，"但书"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是这样——他们说，虽然，这个政权、这个政府如何如何极权专制，如何如何不好......但是，因为中国处于转轨时期，一切都在变化和前进，虽然前景不太明朗，但是（！），正如其经济发展那样，最后会诉诸于政治改变。这就是他们为中共/中国式发展逻辑做出的"但书"。有学者干脆出版一本大作，说明"中国特殊论"——可以与一切普世规则和发展模式迥然不同——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统治。

   这个逻辑方式一旦跻身许多判断不通的地方，许多有违普世价值的地 方，缘于诉诸中国问题，好像就有了通融的余地。

   这个思维方式，一方面，来自邓氏双重价值的改革论——党文化原则和机会主义苟合论；一方面，来自对于这种双重加值论的某一方面的妥协——即，撇开这个政权的无可所塑性，宣称，该极权政治已经向专制，开明专制甚至民主政治发展；相反之论，同时存在；这个极权政权之崛起，最终和美国价值形成对抗，即，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前景模糊论等（当然，也有学者说，那时，比如，2020年，美国就完蛋了、崩溃了，只剩下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了。）

   这个"但书主义"（暂且允许我们使用这个主义之说法），一直以来，成为解说中国事务的新朦胧诗，政治朦胧诗。这个"诗歌解读"，是不是直面中国事务之逻辑、之真相呢？

   我们可以从费老对于中国事务之"但书"研究里，得出一、二结论。

   从几个大的历史时期说起。

   先说毛。

   费正清对于毛的总体结论，无庸置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同时给出毛之行为和思想某种"合理性"证明。于是，关于毛，就构这样的判断——虽然，这个暴力主义者是邪恶的，其专制主义对中国犯了罪，"但是"，毛，仍然是一个类似进行过法国革命的中国革命者；其革命，出于某种必要和必须，正负兼备，历史必然；毛，于是成为伟人。云云。

   我们必须引证费的具体说法。

   在说出毛式革命和统治之专制主义性质以后，他来出台其"但书"——"毛对旧的统治阶级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攻击，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他的独特的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历史根源。"

   费说，毛，其实站在皇帝登基处宣布其说辞，但是，他"站在这里攻击中国陈腐的过去。"

   于是，我们的解读是——这个毛皇帝，究竟是皇帝、还是反皇帝之皇帝？费一个"但是"，把事情搅乱了。（在估计这个"街头的客里古拉"(夏多布里昂语)毛的所谓"智慧"的时候，老费还说，"毛比历史上所有皇帝更具创造力，这成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妙莫测……"）—— 文革。费说——"我们非常同情这位老人，他在60年代发现在新的官僚机构中又出现了特权。我们也很欣赏他的政治手腕：发动那些十几岁的红卫兵，出奇不意地攻击派系总部，帮他清楚异己——莫斯科至今仍然对这一场运动感到不可思议。）（我们说，莫斯科对于毛的许多地方感到不可思议。如，他的人民公社……）费还说，文革起因，是因为毛施行了类似卢梭和甘地主义之内涵。这可真是匪夷所思！他引证苏珊.舍克；"毛的政治伦理学与卢梭以及其他革命运动（请教徒、法西斯主义、印度甘地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大致相同。"

   费并不完全赞同舍克。他认为，毛的文革是对于中国几千年有效的科举制度和知识分子选拔历史的背叛——而费，赞同刘少奇等人的共产党新教育制度，至少他持有这个倾向。对于"对于刘少奇破坏党的教育宗旨，唯一的办法是关闭大专院校，同时摧毁当时的教育制度。"他叙述说。

   我们的提问是，恢复了考试制度的邓氏政权，是不是因为这个改革，就改变了毛的极权主义政治统治呢？

   说出一部分真理，是老费没有研究东、西方极权主义政权历史之证。

   ——人权。费提到人权高于主权、他所说的美国式观念。他充分肯定之，然后说，但是，他说，"如果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政治，比我们这些局外人公认的更为复杂。这一观点，同毛的正统哲学相吻合。毛的哲学认为，苏联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中国仍保持着共产主义的风貌，且能避免资本主义的邪恶，包括美国式的个性主义。

   "从这两种观点看来，中国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对国家，社会集团不会轻易瓦解，而且在农村，农民有高度的道德约束力，这显示出一个民族能广泛吸收现代化技术而又不致造成当地社会的混乱。

   "这种观点表明，中国之所以缺乏西方个性化政治表现形式，既有传统原因，又有当今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依照道德而不是『人权宣言』，因为人们更注重一般道德常识，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

   老费这段话，看来全部失效！

   人们在近期讨论国人文化时候，已经采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道德和社会标准；毛式集体主义，已经见鬼！

   农村瓦解和维权，动乱，也已经动摇了农民所谓的"道德约束"；

   『人权宣言』之内涵，免除因恐惧和匮乏之自由，已经从密学成长为国人追求之显学；"复杂性"和普世说，正在激烈争论。等等。

   费的理论，未经几十年，已经过期。

   ——蒋介石。我们关于蒋介石和毛的基本评价是，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别。这个根据已经为历史证明，就是关于"民主的有与无"之看法。

   我们在此要看看费老的观念。

   他是这样说的，"这种观点（支持毛式意识形态——作者注）在公众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认识中得到了说明。1944年，美国队军事观察员和记者在延安第一次接触毛的领导层，从形式上看，他们似乎确实"民主"，并非常令人钦佩。……我们在昆明的盟友蒋介石和他行将崩溃的政府对美国人、对延安的自由理想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对国民党无能和中国共产党精干的看法，被内战证实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就我们所了解，他似乎成了爱国主义和献身革命的典范。中共产党人要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使国家富强。"

   费正清正确吗？

   也许，历史上没有"正确"一说。只是，我们在定义中国"富强"这个似是而非的课题时，又回到费老书写的人权是不是高于政权和主权这个原则课题上去——他承认，那是美国价值——这个价值，是不是中国价值呢？ --------------------------原载《议报》第29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