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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讨伐”三周年——从林昭到焦国标
——余杰谈北大近五十年自由思想谱
朱健国（深圳）
一转眼，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三年了！
三年中，“中宣部”虽然没有倒，甚至变本加厉地缩小公民言论自由度，但“中宣部”的专制酷吏恶行受到海内外空前的强烈遣责，“讨伐中宣部”引发的自由主义公开地、合法地起诉专制主义之风波此伏彼起（如中青报“冰点风波”等），星火燎原。“中宣部”的合法性缺失已频频曝光天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各界对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反响，相信从中可以理出真正的中国历史文化基因与未来思想创新路径。
2005年5月22日10时，我从深圳打电话到北京余杰家中，与余杰访谈两小时，探讨焦国标“讨伐中宣部”风波与北大五十年自由思想链的背景。
访谈结果显示，作为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的焦国标，其精神源程序，可能与1950年代的“极右代表”北大学生林昭相接，其间有1960年代的史学怪杰北大学生沈元，1970年代末的“民运领袖”北大教授郭罗基、胡平，1980年代末的“学运领袖”王丹、王超华，1990年代的余杰、江绪林、余世存，2000年代“新青年学会案”的杨子立等。余杰赞同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以来多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但也指出焦国标的论述方式“缺少整体的学术背景”；余杰认为，五十年来，尽管北大自由思想英雄辈出，但高峰仍然是五十年前的林昭。
余杰此论是否合乎史实？2006年12月，我一边校订全文，一边思索。想到时值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一文问世三周年纪念期，谨全文公诸于世，既求教于各方，亦借此发起纪念《讨伐中宣部》问世三年——2003年12月10日国标电话告知我，他正在写篇《讨伐中宣部》檄文；2004年3月12日，我收到《讨伐中宣部》征求意见稿，几天后，该稿在网上热传，全球关注。2005年3月30日，《美国之音》报道焦国标因为《讨伐中宣部》批评中国当局，呼唤新闻自由而被北大解除教职并除名；2005年7月7日，焦国标在纽约曼哈顿地区领受第十三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
《讨伐中宣部》问世之初，有人（如冼岩）曾观察到：“这一次的'焦国标现象'，是鉴证自由主义温和与极端的试金石。自由主义精英阵营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观望后，开始纷纷表态。从已经公开发表的言论看，无论是任不寐的《焦国标、王怡与独立知识分子》，还是綦彦臣的《郭飞熊的双重无知与支持焦国标》，都是站在极端的立场上全力挺焦。就在自由主义极右一翼纷纷亮相之际，更多的人仍然保持了沉默。笔者愿意猜测，这种沉默并非对于'焦国标现象'的默契，而是在以无声相谴责。”（冼岩《“焦国标现象”引发自由主义极右翼与民族主义对撞》）
余杰是三年来没有公开评论“焦国标现象”的“沉默者”之一，但这并不表明他是在“以无声相谴责”，不信，请读这篇电话访谈录——本文一个附带功能，就是可让冼岩先生及其同仁明白，所谓“沉默并非”对于'焦国标现象'的默契，而是在以无声相谴责“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判断。望冼岩今后慎用此类臆测逻辑——自由主义精英阵营，并非只有”挺焦派“和”无声相谴责派“，还有余杰等”客观派“：”中宣部“并非仅仅祸起民族主义，而是更多奴才于专制主义：”焦国标现象“的实质是引发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直率对话。
谨以此文发起纪念《讨伐中宣部》和“焦国标现象”三周年！
全文目录——
最重要的还是林昭
还有一位叫沈元
她在改写20世纪的思想史和教会史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林昭的区别
在“胡适鲁迅”两种模式之间
“新青年学会案”的杨子立
江绪林与余世存
焦国标他的作用也很重要
八十年代的北大人
傅斯年和殷海光
我觉得他缺少整体的学术背景
若没有共生观，照样会以自由的名义推行专制
最重要的还是林昭
朱：余杰，我今天想听你谈谈焦国标事件。你是北大九二级的，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就北大“新中国”以来的知名自由思想者，排一个名单？近十年来，你算一个北大思想新标志，之后的高峰就是焦国标了。那么，这五六十年来，北大知名自由思想者还有哪些人？
余：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林昭。
朱：林昭之前，北大没有人吗？
余：也有一些，但是我觉得特别要注意林昭的重要性。
朱：人们不会忘了林昭。网上介绍：林昭生于1932年，本名为彭令昭，乳名苹男，中学时期发表文章曾经署名令昭。1954年报考北大时名为彭令昭，入学时改名为林昭。林昭一家志士辈出。她父亲彭国彦在民初因为文官考试获得第一名，先后任苏州县长、江阴县长；母亲许宪民和两个舅舅都是一时人杰。冯英子说：“苏州出过许多巾帼英雄，然而我认为在现代的苏州女性中，够得上称为巾帼英雄的，许宪民同志应当是其中之一。在苏州的历史上，不可以没有许宪民的传记，不可以忘掉这样一个人。”大舅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苏州特别支部书记，“四？一二”事变中牺牲。另一位舅舅许觉民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还有一位叫沈元
朱：以你的视野，林昭前后，北大还有什么人？
余：你稍等一下，我去找一本书……比如说差不多跟林昭同时，还有一位叫沈元，他是北大历史系的一个学生，五五级的，反右的时候，他当时在北大看了很多诸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有南斯拉夫改革的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思想就非常超前，文革时候被枪杀了。这是当时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有人说他曾用一种鞋油把自己涂黑，假装黑人逃到苏联大使馆。这个事实还需要考证。
朱：“假装黑人”是个传言？
余：他就是以这个罪名被枪杀了。
朱：哪一年被杀的呢？
余：大概他是（19）68年被捕，（19）70年被枪杀。
朱：那他“叛逃”也就是1968年的事？
余：对。相类的还有几个人。这本书已经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了，书名叫做《难以纪念的纪念》。
朱：谁编的呢？
余：叫宋诒瑞，这也是他们同学的一代人，现在在香港，是写儿童文学的一个女作家，我在金钟那里跟她见过一面，所以你要打听她的消息，你可以问问金钟。她送了一本书给我。
朱：沈元在北大毕业后做什么职业呢？
余：他在社科院历史所，跟那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黎澍做助理研究员，当时还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
朱：他当时有什么重要的文章、言论？
余：他有很多文章。
朱：他当时发表文章是什么渠道？是公开发表还是怎么地下传播？
余：有部分学术论文是发表了的，比如说研究太平天国的一些历史事件，然后还有很多书信。在他跟老师和同学的书信中，把他的很多观点说出来了，但现在搜集的资料还不全。
但是我觉得，林昭的重要性现在还是被重视得不够，林昭她已经全面地突破了用马克思早期的观点去反对当时毛的一些做法，而很多人，包括沈元在内，思想上多少都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迄今为止，最彻底的思想批判还是林昭，因为她有整个基督教的背景，我觉得这一点还没有被重视，她是从基督教的爱啊、人的原罪性啊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出发，所以她对中共和毛的整个制度，认识是极其深刻的，已经远远超越了像后来的遇罗克啊、张志新他们，她对毛有非常深刻的剖析。所以我觉得对林昭的发掘还不够。
朱：沈元开始可能还是一种“体制内思维”，不像林昭起步就是“体制外思维”。不过沈元最后选择投奔外国大使馆“叛逃”，成为了彻底的“体制外思维”者。沈元堪称是北大自由思想者中第一个因“叛国投敌”罪名而死的烈士。
（后来从网上查得沈元详细资料——
刘再复先生曾撰写《一个年青学者之死》悼念沈元。沈元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腼腆少语，循规蹈矩的书生，一生有三次风波。第一次是1956年，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成为他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为此成为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劳教后流落社会。1960年代初，沈元由他的姑母推荐给社科院学部负责人刘导生，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
第二次风波起自1963年第3 期《历史研究》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郭沫若甚至赞叹说：“ 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青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又发表沈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
但黎澍喜滋滋地说：“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于是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
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第三次风波是文革初期，因沈元问题诛连许多人！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远在复旦的教授周予同也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对沈元的武斗就可想而知了。据社科院人事处处长陈恕说，沈元之所以出逃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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