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6日网上有消息，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巨贾霍英东临终前，向中央有关领导人留下了“临终箴言”；全国政协整理后，11月初，在政协党组、港澳办、统战部、侨办、中联办内部作了传达。
   
   这不禁让人想起，1980年10月10日，赵丹临终前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赵丹的“临终箴言”：“（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霍英东的“临终箴言”与赵丹一样，也是对大陆执政党缺少民主自由共生法制的批评与进言：“要提的问题，中央是掌握的，也是社会上都在议论的：政府部门、干部都在搞‘私’的，影响很不好，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日渐没落，国家的前途就会多事。我常常自思难解：共产党不怕西方制裁、封锁，不怕西方军事威胁，为什么怕以法治国、以法治党，怕社会、人民舆论监督。以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共产党、政府要到社会中、到人民中多听声音，了解问题，要让人民政协能起到参政议政监督共产党、政府的作用，我看百利而无一弊。要让人民表达、发泄声音，有好处。”
   
   霍英东“临终箴言”涉及范围虽然比赵丹的广泛，不仅仅局限于文艺问题，而是从要开放“舆论监督，以法治国”的全局着眼，说得比赵丹更深刻更大胆；但是霍英东有一点与赵丹完全一样：皆是在病危临终时，才敢“向党说真心话”，才敢大胆批评“娘”——虽然而今大陆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的忠臣们，也一如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忠臣，只敢在临终时才能对“圣上”直言。尽管霍英东是香港巨贾，人称中共的“统战朋友”，并非如赵丹一样完全靠“社会主义”俸禄生活，但霍英东仍然是在以“再想一下”、“待思考好”等托词多次婉拒中共代表征求意见后，才最后于临终前说出自己的“逆鳞”之异见。

   
   想霍英东身居全国政协副主席（副总理）之高位，又生活在与大陆体制有别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且富甲一方，没有经济来源的后顾之忧，还多年有惠于中共，却于说一句建议开放“舆论监督，以法治国”的轻轻直言时，竟然要如此诚惶诚恐，再三谨慎，直到临终才下决心，可见，今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和谐社会”，言论自由何等稀有！高官幕僚尚无言论自由，更何谈民间草根？！26年前的《人民日报》尚且可大胆刊登赵丹“（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临终箴言”，今日《人民日报》却对霍英东“临终箴言”不敢作一字报道，此情此景，岂非大陆在“与时俱退”？！如此言论自由今不如昔的“和谐社会”，如何能真正“三个代表”？
   
   当年赵丹“临终箴言”曾被“极左中流砥柱”斥为“临死放了个臭屁”，不知此次霍英东“临终箴言”是否可免覆辙？
   
   读二十五史，中华文明有一好传统，历代有为“明君”在清醒之际，尚能重视臣民“临终箴言”中的批评，如武则天因采纳狄仁杰蒙冤处死前的“狱中帛书”之三谏言，立即清除来俊臣等酷吏酷刑而扭转危局；反之，一些无视臣民“临终箴言”之警告的昏君，往往悔之晚矣：如前秦之覆亡，许多人一味归咎于“淝水之战”，其实，根本问题在于，刚愎自用的秦帝苻坚没有采纳有“诸葛亮”之誉的名相王猛的临终箴言之批评。
   
   今日大陆执政党若真想“和谐社会”，不妨从多研究臣民“临终箴言”入手，须知，就是许多贪官的“临终箴言”，也是中共反省反思的极好镜子——君不见，近年一些贪官污吏的精彩“绝命书”？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前中共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前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国税局局长李真说：“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好经济准备，如有不测也万无一失。”……可见，霍英东“临终箴言”并非什么独创，早已是中共各色官员的共识，只不过，今日中共各色官员已皆“不见棺材不说真话”，而“临终箴话”又说了也是白说，中共“新核心”似乎并未明白，中国的希望，端在于重视这无数“临终箴话”。若继续让中国人的“临终真话”一如赵丹“临终箴言”被斥为“临死放了个臭屁”，中国可能就只能彻底失去改革机遇，陷于暴力革命循环不已的绝境。
   
   2006年 11 月27 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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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