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了！人们奋力冲破重重封锁与迷雾，对“信阳事件”以往的三个误区进行了重新解读：

   其一，“信阳事件”并非只发生于1959年，而是长达五年：从1957年9月4日毛泽东大驾郑州蛊惑吴芝圃“反右补课”，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机关干部帮助信阳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其二，“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并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直接责任关系：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三点成一线”，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的“带头大哥”，是产生“信阳事件”的两大背景——禁止言论自由（“反右”红色恐怖）和专制执行机构（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阳事件”的要害，并非只是饿死百万人和“村村人相食”，而是公民言论自由民主权利被残酷剥夺而致大面积非正常死人。

   近些年来“假大空”成风，将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整体腐败、生态污染濒临绝境等粉饰成“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大有“信阳事件”指石为金之风！

   ——提要

   1、“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

   2、“信阳事件”全新解读

   3、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负有五大罪责

   4、“信阳事件”在今日的新变形

   1、“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

   2007，一个不断沉痛默哀的“悼念年”！人们纪念55万右派在五十年前遭遇“阳谋”之害，又想起因“反右”而致的“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 一百多万信阳农民在“粮满仓”的官仓旁边或悄悄饿死，或疯狂人相食！曝尸数月，无人埋葬！一曲现代“白骨盈于野，千里无鸡鸣”绕梁五十冬！由此哀挽“大跃进”时期“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 [1]！——最新史料与研究表明，“饿死百万人及村村人相食”的“信阳事件”，始于五十年前毛泽东驾临郑州鼓动吴芝圃“反右补课”。

   五十年了！人们奋力冲破重重封锁与迷雾，对“信阳事件”以往的三个误区进行了重新解读：

   其一，“信阳事件”并非只发生于1959年，而是长达五年：从1957年9月4日毛泽东大驾郑州蛊惑吴芝圃“反右补课”，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机关干部帮助信阳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2]。

   其二，“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并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直接责任关系：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三点成一线”，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的“带头大哥”，是产生“信阳事件”的两大背景——禁止言论自由（“反右”红色恐怖）和专制执行机构（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阳事件”的要害，并非只是饿死百万人和“村村人相食”[3]，而是公民言论自由民主权利被残酷剥夺而致大面积非正常死人；“信阳事件”以封锁真话的“反右补课”开始，以歪曲真相的“民主革命补课”暂停，其真相至今不能全面研究和公诸于世，导致“信阳事件”今犹在——近些年来“假大空”成风，将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整体腐败、生态污染濒临绝境等粉饰成“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大有“信阳事件”指石为金之风[4]；2007年各级政府面对物价逐月持续全面飞涨，矢口否认通货膨胀危机四伏，与“信阳事件”时明明看见饿殍遍地却仍然高呼“特大丰收”的“谎言大跃进”，如出一辙——与“信阳事件”时一样，“权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官方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其运转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制造恐惧与谎言。

   昔日以“反右”制造恐惧禁止真话，今日借“和谐”钳口高压圈禁真话。“信阳事件”正在复兴，正在以新的变形还乡！

   “信阳事件”一日不充分曝光，中国一日没有希望！

   2、“信阳事件”全新解读

   此论的主要依据，可首先参考一本“黑书”（我近日从武汉老右派于真先生处借得）——由李锐作序，郭维敬、梁惠全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简称《早期》。《早期》的表面格局似一部纪念反右50周年的各类右派人物回忆录，有京沪几个着名右派的别传领衔；但其主体部分（约百分之七十）是河南信阳地区的右派故事，集中展现了关于反右导致信阳饿死百万人，出现“人相食”惨剧的历史见证与反思，近乎一部“信阳反右饿死百万人及人相食”专着。也许碍于“信阳事件”和“反右”的出版忌讳，书名含糊为《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希望借此暗渡陈仓。然而，李锐之序《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已见2005年第6期《炎黄春秋》，广传于网上，但《早期》全书自2004年2月自费私印内部赠阅征求意见，时光已过三年多，至今仍然不准公开出版发行。这让人颇多奇怪，今日中国处处事事都标榜“和谐”“科学”，何以不能树立“科学历史观”，让一部研究”谎言大跃进”的“信阳事件史”和谐出版，自由问世？“和谐”何以要如此维护假话？莫非1958年代的“谎言社会”与五十年后的“和谐社会”实乃一根滕上两个瓜，一脉相承，唇亡齿寒？

   到目前为止，《早期》是关于“信阳事件”最全面最有深度的纪录。其中不仅有的张树藩（“信阳事件”时任信阳行署专员）《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曾载《百年潮》1999年第12期），而且有张树藩秘书余德鸿关于“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的回忆录：《痛忆“信阳事件”全程》，有信阳平舆县县长曹铭的思旧录《当年信阳地区“右倾代表人物”来信》，有《河南日报》信阳记者站站长鲁嘉宾的见证《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更有15篇纪录信阳反右恐怖的残酷与荒唐的个人补证。

   综合这些材料，人们对“信阳事件”有了全新的解读——

   一、“信阳事件”实际跨度长达五年，关键原因是言论无自由，“谎言大跃进”。

   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美称的信阳，之所以出现850万人中有105万人饿死（饿死率达12.4%，此为官方统计数，民间推算实际上还要多一倍），村村有“人相食”惨剧，源起于1958年”谎言大跃进”，而”谎言大跃进”产生于1957年反右恐怖消灭真话，导致言论无自由。因此，“信阳事件”虽然饿死人高潮在1959年，实际则跨越五个年度，即始于1957年秋的“反右补课”，延于1961年春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五年说”，比以往认为“信阳事件”只是发生在一年中（1959）或发生于四年内（1958至1961），更深刻地揭示了“信阳事件”的真相和根源——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第一责任者。

   “信阳事件”时“谎言大跃进”达到何种程度？即使是用“体制内思维”叙述，也是瞩目惊心。余德鸿回忆：“信阳事件”中，“原信阳地区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变成了疯子，都变成了唯心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了，党内的民主精神没有了，共产党的一切优良作风都没有了，不分时间地点，闭着眼睛说大话、假话、空话，千方百计地发动组织带领群众搞无效劳动，不仅把新年中国建立后的主要成果毁坏殆尽，连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树木）也几乎全部搞光了。表面上是轰轰烈烈，社会主义建设在加速前进，实际上政治经济基本上都是全面危机，把一个鱼米之乡搞得一贫如洗，在全区850万总人口中，不仅有百余万饿死，其幸存者也都是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边缘。”[5]

   二、“谎言大跃进”只因公民言论自由和民主监督权利被残酷剥夺。

   1、灾年被迫谎报为特大丰收年。

   据张树藩1993年写《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时回忆[6]——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只有张树藩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 30多亿斤最多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

   1959年8月底9月初、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张树藩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他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不同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将他定成严重右倾分子。扩大会议后，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信阳地区又上交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公社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要饿死人了，反而认为是农民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这就更逼得许多人饿死。

   2、严禁干部上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消息。

   “信阳事件”最早饿死人是什么时间？目前的史料证明，“大跃进”“大丰收”的1958年11月底就开始饿死人。

   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说：“1958年11月底，密县已经饿死人，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蔓延开来，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依然起劲地‘反右倾’，‘共产风’再度刮起来，夹带着疯狂地‘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挨批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全省笼罩在恐怖之中。”

   恐怖生产谎言，谎言制造饿殍。据余德鸿撰文回忆，他最早亲眼发现饿死人是在1959年2月，1959年12月份回家时发现路上平均一公里有一具饿殍，河边有好些成片的（一片百来具）尸体。但因自己已和张树藩一起被打成“右倾分子”，根本不能向外报告“饿死人”了，更不敢说“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

   “进入1959年后，饿死人的事就断断续续发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桥、观庙两地，先后饿死数人。7月，我在遂平县（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丁一生产队就亲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饿死。”

   “我于1959年12月份（奔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亲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7]，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